力倡新式教育的清末举人
尽管陈训正通过攀缘科场阶梯而脱离社会底层，却不但早就认定八股取士制度必将被废弃，更与慈溪县境内的诸多提倡新式教育者，常聚会于三七市的董家和叶家：
其时维新变法之议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为八股必废，故不欲予先习四子书，而以五经立识字为文之根基。……是时吾乡董、叶二氏为提倡新学之中心地点，叶经伯先生及董子咸、子宜二先生均轻赀财、好宾客，吾邑有志改革之士，如陈山（密）、钱去矜、魏仲车、钱君勰、胡君诲诸先生与大哥等，常常会其家。[1]
从1903年11月起到次年下半年，陈训正更在与人合办于上海并担任主编的《宁波白话报》上，[2]通过选刊《小学教育问答》《论女人家应该读书的道理》《论实业的教育》诸文，不但设计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教育方案，而且大力呼吁重视女子教育，甚至提议创办徒弟学堂和实业补习学堂。也正因为陈氏身为举人又热衷于新式教育，故当卢洪昶（1856—1937）等鄞县士绅联名恳请“捐建农工小学，收教堕民”的这一上奏在呈请农商部代奏而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获批，并于次年设立育德初等农工学校之际，他不无偶然却又合乎逻辑地受邀“总持”该校的校务。[3]
主要分布在绍兴、宁波两地的堕民，尽管其起源众说纷纭且至今仍难认定，但它身处社会底层并世代从事诸如捕蛙、编织竹器、剃头、抬轿、充当伴娘之类的贱业，[4]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类贱民，清廷早在雍正元年（1723）九月，就已应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之奏请而下诏废除其贱籍，[5]尔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又明令改籍后凡连续四代“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者，准报捐应试”，[6]然而，由于深受传统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之禁锢，同时也因为堕民严重缺乏改业从良的谋生手段，因而这两项诏令其实并未贯彻落实。[7]
或许也正有鉴于此，陈训正在就任育德学堂监督之后，随即对症下药，“首施以人格教育”，[8]同时又着重课以农工常识。为此，他不但在着手编订国文教科书时特意编入林、王二生分别专研工艺和农学而各自成才的故事，用以激励学生“自力寻求前程”，[9]甚且亲自编写倡导自由平等的校歌：
堂堂亚东，泱泱大风，四明佳气横青葱。闻越中子弟，谁人不是文明种？黑消红灭，何堪父老尚痴聋。撞破自由钟，责任如山压肩重，唤起一间梦。民权挽补天无功，愿同胞大家努力，一雪奴才痛。心肠菩萨胆英雄，福我众生众。[10]
事实上，受聘成为育德农工小学的监督，既使得陈训正有机会实践其教育理念，也因此结识了“壹意提倡教化事务”[11]的新任宁波知府喻兆蕃（1862—1920），从此成为喻氏的得力干将，并以宁波府教育会为平台，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
萍乡喻公讳兆蕃，字庶三。清光绪某年，以翰林院庶吉士改外，守吾郡。其时吾郡风尚塞陋，民鲜通达，搢绅先生多蔽于举业，而鄞尤甚。……公至一年，广咨博求，得其故，稍进各属士之材者而任以事。时余与同志倡宁波府教育会，请公指。公曰：“是不可缓。”为转闻部使者，以明令行之，举中国莫之先也。会既成，竟郡之属，得学校三百六十余所，风且一变矣。[12]
仅鄞县一地，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之前，就至少有26所私塾和旧式书院被改造成为新型小学堂（详参表5-1）。
表5-1 《鄞县通志》所录光绪末年之前鄞县境内小学的新陈代谢①
① 《申报》1904年1月2日《宁郡官场纪事》载曰：“宁波访事人云：本月初九日，新任浙江宁波府知府喻庶三太守兆藩，由沪上挈同眷属来甬，就招商局暂驻襜帷，□日即排导入辕，接印视事。”兹疑□乃“次”字；果如是，则喻氏莅任宁波知府，当始于1903年12月28日。又据《申报》1906年11月15日《甬道接篆有期》及1907年9月28日《甬道莅任》报道，可以确定1906年11月19日喻知府卸任后，随即升任宁绍台道，并任职至1907年9月26日。故本表统计范围仅限1905年初至1907年9月底；其统计对象则为《鄞县通志》第二《政教志》庚编《教育·小学沿革表》，第913-999页。
续 表
与此同时，陈训正又凭借喻兆蕃的赏识，或与近代宁波文教界的又一名角鄞县人张美翊（1857—1924），共同呼吁创建宁波府师范学堂，用以培育当时迫切需要的师资：
清光绪三十一年，郡绅张美翊、陈训正等，鉴于义务教育刻不容缓，造就师资，尤为先务，爰谋于宁波府知府喻兆蕃，以湖西月湖书院改为宁波府师范学堂，即以书院基金万元为改建校舍之用，并拨渔团经费五千余元、螟蜅捐三百余元及月湖书院基金之利息为常年经费。翌年四月，校舍落成，乃开学。[13]
或禀请官府变卖广福、慧香两庵，用于补助“经费甚形支绌”的宁波府教育会。[14]也正是在陈训正的建议下，西门长庚庵从1906年9月起，被改建为宁波府女学堂[15]。事实上，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但促成了宁波府师范学堂这所特殊职业培训学校在全省范围内的率先创办，[16]更推动了科举制度废弃后宁波中小学教育体制的快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