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意愿受阻与陈氏早期诗作的特征
慈溪官桥陈氏家族传衍至前清光绪初年，主要通过贩卖茶叶于浙赣两地及与江西本地人合办典当行与钱庄，[1]得以成长为“中人之家”。[2]然而，乃祖陈士芳在光绪十二年（1886）的去世，却极大地改变了陈训正的人生轨迹：
曾祖……欲府君世其业，议令入宁波某钱肆为徒，已成约矣，而曾祖考又弃养，某肆遽爽前约。时先三叔祖考依仁公甫弱冠，府君才十五龄耳。地多无赖，戚族失援，叔侄茕茕，相依为命。依仁公卒以家事琐屑自任，而命府君专心读书。[3]
据陈训正自叙，可知他在弃贾业儒后，“始从竹江袁先生受《诗》”，[4]在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袁寿彝“旅卒于杭州”[5]后，又改而师事芳江柳镜斋先生（？—1920）。[6]相比较而言，求学袁氏门下虽历时短暂，却不但得以结识陈镜堂（1867—1908）、郑念若（？—1908）两位知己，而且在质疑乃师《诗》说的过程中，陈训正逐渐确立了不乏真知灼见的《诗经》观，其《天婴诗辑·序》云：
先生说《诗》主宋儒，诸凡稍涉绮靡之辞，辄曰：“此男女相说之辞也，此淫奔者所谓也。”余意孔子放郑声，而于《诗》独不删淫乱之作，是何也？怀疑于心，不敢反问。时剡山陈君晋卿，在竹江门称都讲，余私焉，剡山亦谓朱说非诗人之本谊。既获交郑光祖念若，与同馆席。……见余方治《诗》，谓之曰：“读书当自得师，勿为宋人诞妄者所毒！”余知其意在朱氏，因以向疑者质之，念若大喜曰：“子真吾友也，可与论《诗》矣！”自是益坚。
由此可见，陈训正《诗经》观的显著特征，就是绝不盲从宋儒（甚至汉儒）对《诗经》的诠释，转而直接从《诗经》本身乃至从民间歌谣中发掘其微言大义。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则是，陈训正的早期诗歌创作既“称情而出”又“好逞怪诞，不尚声律”，也无怪乎“誉之者谓为秦汉杂谣歌辞，毁之者则曰索隐行怪，非大方之作”。[7]
如同绝大多数传统文士，入世事业在陈训正的人生实践当中占据核心的位置，这一价值取向又与当时日益高涨的救亡图存思潮两相结合、交互作用，促使陈训正在继续习经、备考且中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洋新知，进而大力宣扬“新学”以开启民智；1903年11月，在上海与钟宪鬯等人合作创办《宁波白话报》并任主编，便是其中的显著事例。[8]也因此，陈训正被新任宁波知府喻兆蕃提拔为推行新式教育的得力干将，[9]尔后又在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10]而且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虽因陈训正在1910年4月慈溪毁学事件中处理不当而一度受阻，但在事后不久，因陈氏加入同盟会而峰回路转，最终以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兼宁波保安会副会长的身份，全程参与辛亥宁波光复之役。[11]事实上，从1903年开始协助喻兆蕃推广新式教育到1911年11月5日宁波光复为止，无疑是陈训正宦海生涯中最为得意的岁月；对陈氏来说，这期间创作诗歌，充其量只是业余爱好。
陈训正诗情的勃发，始于辛亥宁波光复后不久。当时，身为辛亥宁波光复主要功臣的他，在宁波军政分府成立后的短短十余日内，甫被举为财政部长，旋即降为参议员，[12]尔后又被迫辞职，[13]于是不得不重操旧业而奔走于上海、宁波之间，或返甬创建（主持）学校，或赴沪主管报纸杂志（详参表4-1），并因此拥有更多的闲暇和更强的意愿去表达内心的感触。换言之，从政以建功立业的愿望在宁波军政分府成立后彻底破灭是促成陈氏诗情勃发的关键。
表4-1 陈训正1911—1920年的主要行迹
辛亥以来陈氏所作诗歌，虽不乏“里讴野唱之流响”，[14]但无论形式抑或内容，均呈现出应有的多样性。其中数量最多的诗篇，大概是与冯君木、应叔申（1872—1914）等友朋的唱和与对好友的惦念、祝福、缅怀，例如《谢寒庄叙诗》：
我诗哀苦不堪读，每抱空山坐独弦。
偶欲从君托千古，可能与俗语同年。
声情邈邈栖秋耳，奖借深深入世怜。
自是高文能起废，肉人应有骨缠绵。[15]
至如《杂讽》诸诗对时事的记录和点评，则又有助于后人了解白朗之乱（1911年10月—1914年9月）对百姓生活的侵扰及袁世凯政府的军纪败坏：
三月不雨愁翻河，天枯日老将无那。
西来行客夸异数，为言亲见金嘉禾。
乾雷五日三日风，禾人坐叹崩圩中。
官幸不闻闻且怒，册书乍降褒岁功。
淮南鸡犬尽仙侣，天台鱼鳖都上头。
可怜越王生聚地，无边白骨生莽丘。
劝君莫读五车书，读书徒识忧患字。
人间黄金可买勋，万头争看绣衣使。
金章累累刻文虎，谁知西山虎更痴。
白颠赤额争人食，尔不能仁独文为。
大部发书急军储，末吏捧书喜不如。
上算鱼盐下薪米，榷多令我无宁居。
相公龙钟坐筹边，猛将如云屯边去。
妖妾艳妻那得抛，金珠拥上西征路。
昨日寇围老河口，今日捷报荆子关。
寇来不得完家室，寇去妻子犹愁颜。
征西之军万熊罴，西人壶浆来迎师。
岂知穷寇出门日，又见官兵喋血时。
三年流转无休息，行贾坐贩相愁叹。
去时大水今时旱，来时茫茫更大难。[16]
在应叔申看来，这些被收录于《无邪诗存》的诗作，以“五古最有功夫，乐府亦剡剡出光气，奇警而几于自然，皆足以虎视一时。次为七律，又次为五律。七绝、七古最下，七绝往往失之佻率，七古往往失之散漫”；而徐韬则认定陈氏诗风曾经发生从“拟古”到“仿宋”的转折：
天婴自谓“三十以前未尝学律，五古、乐府得力于风谣”，读其拟古之作，信之矣！近作稍入宋人具茨、陵阳、眉山诸家。天婴又言“平生实未读宋人诗”，此欺耳，余不敢信。
但相比较而言，虞辉祖所秉持的“感时伤物、不能自己而有作”[17]之说，无疑更为精准。事实上，陈训正的早期诗篇，即便是那些泛泛应酬之作，例如《平阳王子澄谢职鄞县，县人饯于愒园，即席赋呈》，也往往显现出其忧时愤乱的情怀，[18]无怪乎被誉为近代“甬上诗人之绝出者”[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