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文学创作重心的转移及其后续动向
陈训正的早期文学创作虽明显偏重写诗，但早在1903年就已创作白话文，[20]而且大约从1914年起，又应邀为亲朋好友撰写墓碑、寿词、诗序等各种形式的文章，[21]并因此而有《郑荇沚先生诗序》《代张寿镛颂人五十寿》诸文问世，[22]降及1919年，更在批判虞辉祖“涓涓”说、张于相“尚洁”论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力主博采众长的“浑浑”说：
于相之言文也，曰洁而已。余曰洁非尚也，润焉而已乎！……耦乎于相而以洁称者，曰含章虞君。余尝戏之曰：“以汝之洁与余之浑，孰胜乎？”含章曰：“洁胜。”曰：“以汝之涓涓与余之浑浑，孰胜？”含章曰：“不可知。”余曰：“以汝之涓涓与余之浑浑，则不可知，然则汝之涓涓、余之浑浑，孰函乎？”是含章曰：“涓涓者，不可以入也。”余曰：“然也浑浑者胜汝矣！”今于相之洁，犹含章之涓涓也。……夫黄河、渤海，导其原者，昆仑也。昆仑之原，未始非涓涓者也。使于相而不以涓涓者是限，则其为黄河、为渤海，而非涧溪之润也！……于相之不能河海，其润之量不足耳！量不足，润不能成河海。仲尼有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于相今年四十，使于相而犹以涓涓者限也，余亦何畏乎于相！[23]
尽管如此，彼时陈训正所写作的文章，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尚未像其诗歌那样，引发时人的广泛关注。
陈训正文学创作重心由诗而文的转移，大抵始于1920年12月赴沪主持《商报》后不久。就其成因而言，虽与当时陈氏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但关键还在于《商报》总稽核这一工作岗位，需要他尽快建立并维持与上海滩各界头面人物的联系，撰写阿谀应酬之文，无疑是当时陈训正最主要的交际手段，在其《答李审言先生书》亦有所交代：
国变以还，躁夫竞进，君子道消，益复不敢自放，戢影里庐，日惟樵唱牧讴相和答，白眼青天，更何所冀幸。顾乱世微生，食穷尤难，朋僚垂闵，牵曳出山。旅沪二年矣，媚生谄鬼，卖文求活，蕉萃生涯，汔无长进，琳琅满匧，不投众好，徒以周旋既久，不惜分马俸鹜粮之余以为我畜，此江湖鬻技者所羞也。[24]
平心而论，那些应酬之作中其实不乏观点新颖、论证有力的佳构。譬如《书粹华制药厂出品目录》，虽意在宣传药品，但有助于后人了解该厂制药工艺的开创性及其历史作用的独特性：“药之用虫石五金，非自今始，其由来盖数千年矣。积验以致物，纵非神农氏之旧，要其时必有煮炼之功，特今失其传耳。上海粹华制药厂用欧法煮炼吾国药物而剂合之，试有效矣！将以某月日发行，先时具说帖，传告遐迩。余惧夫闻者之惊怖其事，以为创而亡征也，于是乎言。”[25]
也就在这一阶段的后期（1925—1926），陈氏又对作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为此虚心向况周颐（1861—1926）、朱孝臧（1857—1931）这两位新朋友请教作词之法：
今年春，游海上，始获交临桂况蕙风太守、归安朱强邨侍郎。二先生者，挽近海内词学大家也。明珠出海，枯岸借辉，余请益焉。自是复动夙好，春夏以来，辄有谣咏，裒得一册，题曰“抹丽”。……乙丑（1925）八月，玄翁识于沪北庸海廔。[26]
事实上，陈训正在1927年5月之前所作诸词，除56首载于《抹丽词》外，至少尚有《紫萸词》所录30首。然而，也正如其《紫萸词》自序所体悟的那样，这些词作虽在格律上日臻完备，却与其精神追求渐行渐远：
乙丙之际（1925—1926），歱蹈四方，旅居无悝，辄以词程日，心与声会，失律渐鲜。然人事益工，天事益远，诗人浩荡胸襟至此而极，其变非所喜也。舍其夙好，徇此绮业，辟之博弈，犹贤乎已尔。
实际情况亦复如此，使陈训正得以在1920年代中前期的上海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文学作品，并非其“人事益工”的“绮业”，而是那些足以“浩荡胸襟”的“夙好”。
从自今而古的角度来看，彼时上海文坛内外对陈氏文章的评价，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骈文大师李详为代表，注重发掘其内在的学术价值，概括陈氏文论特征及其文学创作思路，进而界定其在浙东文学史上的地位：
陈君之文，纯正而肆者。其论文，贵乎法古而惩夫下究。所谓下究，指其奉一为师，如子孙之敬礼祖若父，如奴仆之侍其主，不敢稍易视听。……窥君之意，殆欲积理以驭巧，不专怙力与气，轶于埃壒之外，旁薄而无际，则文中仍有君在，不仅如黎邱之鬼、偃师之戏，效其形状而已。……君乃以媕雅绵密，上继西溟，吾知桐城之焰将熸，后有选文钞与文录者，安知不取君为重！[27]
称陈氏论文“贵乎法古而惩夫下究”的这一概括，其实与陈训正所自持的“浑浑”说若合符节，而将陈氏视为浙东文坛巨子姜西溟（1628—1699）衣钵传人的这一定位，后来更为章门大弟子黄侃（1886—1935）所继承与发扬。[28]另一类则偏重肯定其社交功能，不但请托吊死贺生者纷至沓来，就连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曾请陈训正捉刀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