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突破瓶颈的实业教育尝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与西方的持续接触中，国人渐渐意识到在我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中工业的落后尤其悬殊，因此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宁波作为最早的“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较早地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兴办新式工商、金融、交通运输和邮电等企业组织。1900年到1912年，宁波先后创办了和丰纱厂等18家工厂。^[2]不断发展的工商业实际上蕴含着更多的工商业人才的需求，而实业人才的培养则必须借助教育。这不单纯是宁波一地的特殊状况，而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普遍需求，因此在清末新政后，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并特意设初、中、高三级实业学堂以实现逐步进阶，而且强调“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得治生之计为主，　最有益于邦本”。^[3]由此实业教育被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而1905年陈训正参与创立并主持校务的德育初等农工学校正是受此种思潮影响的尝试。然而德育初等农工学校虽然开展了职业教育，但是还并非完全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仍属开展读书、认字等基础教育的学堂性质。不过这也显示出陈训正较早就对实业教育有所关注。到　1911　年，宁波先后共创办实业学堂　8　所，以教授商业、农业技术为主，培养了一批宁波近代工商业发展需要的教育、政法、金融、工商等技术和管理人员。^[4]这样，宁波的实业教育得以在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与教育改革发展需求双重动力推动之下开展。

此外，相较于商业而言，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宁波一地的有识之士希望实业教育能有所发展。由于毗邻上海、杭州这两座城市，近代宁波人才外流严重。上海作为近代全国经济中心，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宁波移民。“据统计，到清末，在上海居民中宁波籍人士已达40万人，约占当时上海居民的三分之一。他们不少人移资金于上海，从事金融业、航运业等，而不在本地发展。因此，宁波近代民族工商业固然有一定的发展，实际上基础工业薄弱，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低，其行业结构几乎是轻纺食品行业的天下，而且深受上海市场的影响。”^[5]这就限制了宁波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发展薄弱，工业人才不足似乎已成为限制宁波发展的瓶颈。为改变这种状况，推动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宁波的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在本地培养通晓技艺的人才，而实现途径就是开展实业教育。

如前所述，参与创建育德初等农工小学的陈训正实际上早已对实业教育有所关注。担任学校监督的陈训正重视对学生进行农工常识教育，希望学生能有一技傍身而可自寻前程。实际上1901年陈训正东渡日本时就格外重视对实际生产有用的实用之学，“先生游日本，专意访求科学图书仪器，并得蚕桑良种，携以俱归”^[6]。这样一贯对实业教育有所关注的陈训正终于在民国成立后迎来了机会。如果说晚清的学制改革仍然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较多保守的封建色彩，因此实业教育难以深入的话，那么民国的成立终于可以更彻底地发展实业教育了。1912年1月，时任宁波教育学会副会长的陈训正积极奔走，联系一批有识之士，与北京京师大学堂教授何育杰，上海钱保杭，以及同乡挚友赵家艺、范贤方等共同筹款，以宁属六邑公会公款创办了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并以光绪年间镇海李氏所设益智中学旧址为校舍，聘林端辅为校长。1913年8月林端辅辞职，正值陈训正在上海创办平民共济会受挫不得不返回宁波之时，故而便自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