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念
陈训正自从宁波军政分府辞职以来，一度与陈谦夫、陈季屏、钱吟苇等人着力筹组效实学会、酝酿开设效实中学，[35]但在1912年2月学会成立、3月7日中学开学之后，大概因为既不任职于效实学会又未执教于效实中学的关系，陈训正于该年夏日离甬赴沪，[36]转而与赵家艺等人创设平民共济会，刊发《生活杂志》，提倡经济建设，其《赵君林士述》叙曰：
时国体初更，民气方张，乡豪里滑涂附万计，人人发愤快志，欲以强力盗名势，其尤者，且皮傅人权、自繇之说，用抵冒国法、侮略良细。君乃叹曰：“民生雕矣，彼含甘吮滋者，既保自润，宁知天下尚有茹戚之人哉！”因与余及其兄匊椒、三原徐亚伏，创平民共济会，设总部上海，刊发《生活杂志》，抒渫其所负民生主义。[37]
然而，由于《生活杂志》的言论“为当道所忌”，更因为平民共济会所倡导的“贫民自救”规划过于理想化，故“同志渐散，会遂中辍”，[38]陈训正也因此不得不返甬以另谋生路，并从民国二年（1913）8月开始，出任“旧宁属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原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校长。
矗立在益智中学旧址上的宁波中等工业学校，乃1912年1月“宁波临时军政分府筹拨六邑公款”创建而成。当其开办之初，无论师资、生源，抑或收支状况，均已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9]但在陈训正接手后，该校的运转经费开始连年短缺且日益严重，早在1917年秋，就已沦落到为还旧债新账而不得不出售校产的地步，[40]降及1920年冬，更是恶化到难以为继，只好拜托浙江省议员张原炜，提议将工校改归省立：
吾浙全省甲种工业学校向有两所，一在杭属，由省费组成之，一在宁属，由地方经费及省补助费成之。自杭属甲工改设专门统计，全省工业之独立者，祗此宁属私立一校，……查宁属工校成立于民国元年，……每年不敷六千余元，……现在积负过多，无从筹措，最后办法，惟有将该校停办。当此工战时代，各处方提倡工业，……有此良好已成之学校，坐令以款绌停办，讵不可惜？为此，援据本会暂行法第二十五条提出议案，拟将宁属工校改归省立，由教厅派员接收，并附《预算表》一份。是否可行，惟希公决。
与此一情况颇相类似的是，属值宁波佛教孤儿院“困于资用”而董事傅宜耘“自费赴南洋筹捐”[41]之秋，陈训正身为该院居士院长，却仅仅采取“卖文补助经费”[42]的对策。这既是陈氏缺乏组织管理才干的表征，无疑也正是宁波工校在其主持校务期间多年入不敷出的关键所在。
但晚近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全然罔顾此类客观事实，转而全盘肯定陈训正在清末民初的教育实践，同时又竭力归纳总结其教育理念，沈松平《论陈训正的教育实践及其理念》的下列论断，即其显著例证：
陈训正兴办宁波地方教育事业，成绩斐然，具体可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三个方面来阐述。……从陈训正的办学实践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绩、闻名全国的近代教育实践家，而且具有独立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倡导西学，尤其是重视实用之学，强调课堂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其次是教育平等思想。陈训正认为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提倡对学生实施人格教育。……再次是强调因材施教，提倡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去教育、培养不同的学生。[43]
平心而论，在清末民初的浙东教育界，陈训正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因为陈氏乃浙东域内最早接触、接纳并倡导新式教育的先行者之一，更由于陈氏在科举制度被废前后，推动了宁波地方教育机构乃至教育体制的新陈代谢。尽管如此，其历史作用仍不宜高估，毕竟在宁波地方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中，陈氏归根到底只是激情澎湃的配角，而非足以独当一面的将才。尤其需要辨正看待的是，尽管陈训正确实提出过诸如“为教在蒙养，立人必立始”[44]之类的见解，但总结教学经验、探讨教育理论，从来就不是其日常工作的重心，故其教育理念既不完整、系统，又大多并非原创，譬如其“母教之不可以忽也”[45]云云，就很可能受启发于其老友张美翊所主张的“家之兴败，子女之贤否，以女教为先”[46]。
大约1924年春，陈训正应省立四师附小主任李琯卿（1891—1945）之请，[47]为其新著《新教育谈》作序。从《庸海二集》所录内容来看，《书李琯卿〈新教育谈〉》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便是严厉批判传统教育模式，断言“中国自古无人才教育”；其二，认定当前学校教育功能有限：
然则欲教育人才，独可以人力为乎哉？谓人才不可无教育，则可；谓人才必出于教育，则不可也。余参与教育事业二十余年，自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其间卒业以去者，所见不为不多，而要之拔萃之秀，皆非教鞭所驱而来。此不特吾国然耳，环瀛海各国所称为畴人、为创作家者，亦岂寻常科目所能裁成之哉！
其三，既充分肯定李琯卿所倡导的“自学辅导”，又认为李氏此法乃至舶自美国的“设计教学”“道尔顿制”，皆与其所倡导的“天才教育”原理相通、功能相近：
教育难言矣，而世顾易言之。主故者不知新，蔽今者昧乎古，其极也，皆足以杀人才。夫教育者，所以成人才，成之不克而反至于杀，此轻言教育者之罪也。……故吾谓就中国论教育，则天才教育近是已。李君琯卿为吾甬教育学者，其为教也，主自学辅导，而于今之所谓设计教学、所谓道尔顿制，尤俨然决然而行之，其识尚矣！盖吾之所称天才教育者，亦犹是云云也。[48]
姑且不论陈氏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批判和对学校教育功能的评估是否切中肯綮，可以确定的是，陈氏颇为自得的“天才教育”观，不但无甚新意，而且大抵是对其友钱保杭（1878—1922）相关论说的复述，此则观其所作《钱君事略》即可推知：
君讳保杭，……（光绪二十九年，君与叶悆经等人合创于上海之）通社火，资丧，不能继，君归，益发愤读书，凡名哲、政法、教育、医药之籍，旁及故训文艺、排日程课，靡不究其潭奥。如是者数年，乃始嫥意教育，每海外新书出，必展转求得之，虽重直不吝。其为教也，主自动，而以有器象者导发其机。尝曰：“吾国人有天材，无人材。直者纵其势，曲者畅其生，如是而止矣！必员是规而方是矩，此匠教也，可以施之死物，而不可以施之生人。”所居曰“去矜斋”，宾朋、门弟子日常会，坐无隙席，遇疑难，辄来就谘君，君准情理，陈是非指示，人人率意满去。[49]
尤其是陈训正将“设计教学”“道尔顿制”等同于“天才教育”的这一论调，与其说折射出他对欧美最新教育理论的密切关注，毋宁谓暴露了陈氏转趋保守的文化心理。从当初一味崇尚“西学”[50]到后来自得于所谓的“天才教育”，陈氏心态的此一转折，与当时业已涌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既完全同向又基本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