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户到官宦之家
相比较而言，陈训正对于提升官桥陈氏族资门望的贡献，显然远在其祖、乃叔之上。九岁丧父的他，在光绪十二年乃祖陈士芳去世之时，因为种种关系而不得不弃贾业儒。[16]此后，陈训正一面学为举业，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中举人，[17]一面又主要通过办报，大力倡导“新学”：
宁波人在上海出版之刊物，最早的……要算一九〇三年出版的《宁波白话报》……办《宁波白话报》的目标，不外输进簇新的文化到宁波，替家乡开开风气。主编就是那位陈屺怀先生（布雷先生的哥哥），内容虽然近乎改良主义，可是文字运用明白浅显的白话，对于旧礼教、旧习惯，却肯用力抨击，仔细想来，不仅在宁波文化中是报界先进，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难能可贵的一页。[18]
也因此，陈训正在甬沪两地声名鹊起，始则与鄞县人张美翊一道，成为新任宁波知府喻兆蕃（1862—1920）厉行新式教育的左膀右臂，[19]进而在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20]
由于在1910年4月慈溪毁学事件中处理不当，[21]陈训正于该年夏季赴沪主管由汤寿潜等人创办的《天铎报》。[22]主管《天铎报》的这一经历，虽历时不过数月（自夏至次年春），却因为他在此期间加入了同盟会，[23]这就既使得陈训正完成了从清末举人到革命斗士的角色转换，更进一步助长了其从政意愿。
正因为从政意愿如此强烈，以至于无论是1911年夏“国民尚武会宁波分会”的筹组，抑或1911年8月同盟会宁波支部的成立，均可见陈训正活跃的身影，并最终以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兼宁波保安会副会长的双重身份，全程参与了辛亥宁波光复之役。[24]
然而，陈训正虽是辛亥宁波光复的主要功臣，彼时又有强烈的从政意愿，却在革命同志的排挤下，旋即从宁波军政分府成立时的财政部长降为参议员，[25]随后又被迫辞职。此即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所讳称的“既光复，组成宁波军政分府，被推主财政，辞未受，分府成立后，为参议，旋即谢去”。于是此后，陈训正不得不重操旧业，或留甬从教，或赴沪办报（详参表2-1），但因时局持续动荡不安且其自身又严重缺乏组织管理能力，这就使得他所从事的这两项事业，要么半途而废，要么举步维艰；其显著例证，便是旧宁属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原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在他任职校长期间（1913.8—1927.7）财务每况愈下，甚至一度恶化到难以为继，只好拜托浙江省议员张原炜（1880—1950）提议改归省立。
表2-1 1911—1923年陈训正在沪甬教坛、报界的主要活动
查宁属工校成立于民国元年……每年不敷六千余元……至民国六年，陈校长……不得已将该校所管有慈北沙田呈案变价清偿……现在积负过多，无从筹措，最后办法，惟有将该校停办。当此工战时代，各处方提倡工业……有此良好已成之学校，坐令以款绌停办，讵不可惜？为此，援据本会暂行法第二十五条提出议案，拟将宁属工校改归省立，由教厅派员接收，并附《预算表》一份。是否可行，惟希公决。[26]
诸如此类的挫折，不但打击了陈训正的从政意愿，而且连带影响到他的经济收入，故而在其传世诗文中，间或可见陈训正对彼时困苦生活的叙述。如其诗《雷儿留学日本，书来索钱，无以应，赋此答之》云：
昨夜愁中梦阿雷，今朝书到索钱来。相须太切难为应，觅寄无由勿遽催。且了残寒收岁事，拚携新债上春台。长安已觉居非易，况汝飘蘦隔海隈。[27]
经济上的拮据，使陈训正的文学创作重心发生了从偏好写诗到勉力作文的转移，[28]也使“卖文求活，蕉萃生涯”[29]成为他在民国前十余年间的生活常态。
那些为“求活”而所“卖”之文，固然多系应酬之作，却也不乏观点新颖、论证有力的佳构。譬如为恭祝陈蓉馆（1874—1932）五十大寿而作于1923年6月的《仓基宗人蓉老五十生日赠言》，[30]就明确指出了五口通商以来儒商合流的趋向及商人构成的变化：
吾国自古重农抑末，风教所渐，人心向之，……于是市井中遂少诗书之泽，而其业益下矣。自粥爵令开，高赀者进，贾人始得以金力要荣典。海通以来，欧人用商业经营东方，儒服之徒，……则不得不援引向之所谓孅业、所谓末作者，以收指臂之效。彼儒者亦既知市井中有人材，不可轻以视，于是始稍稍习其人，效其所为，久且合于污而与之化矣。[31]
也正主要通过撰写诸如此类的众多应酬之作，陈训正在宁波本地和旅沪甬人中备受瞩目，既被宁波旅沪学会、定海旅沪同乡会分别聘为《宁波杂志》“诗文”栏目编辑和《定海县志》主纂，[32]又得以结识会稽道尹刘邦骥（1868—1930）、工商巨子秦润卿（1877—1966）、钟表大王孙梅堂（1884—1959）、骈文大师李审言（1859—1931）、词学大家朱孝臧（1857—1931）等各色社会名流，[33]甚至于连蒋介石也曾使之协办文案，并因此而有1926年底《赠虞君洽卿叙》之作：
吾国自白门议约、五步通市以还，……上海遂以弊难散邑，一跻而为东南菁华萃蔚之区。……壬寅之岁，西力东渐，……互市之场，隐然见戈矛若在在有大敌劲雠憯而来者，迄于今，且八十有五年矣！……虞君行业沪上，自童习至老成，四十余年，辄能察时观变，巩护我国金权、物权以与侨民争贸易之几。尝曰：“为国家争体制，为吾民争生存，吾虽微，庸让乎人哉！”余高虞君言，伟其为人之能转移国俗于其六十之生也，叙以贻之，既诵其往，将复以勖其继云。[34]
该文貌似纯粹表彰虞洽卿（1867—1945）的商战之功，如若通盘考虑虞洽卿在上海滩和江浙财阀中的身份地位，以及1926年底蒋介石率师北伐至南昌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当不难推知此文的作旨在于拉拢蒋、虞。也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陈训正就令人意外但又顺理成章地升为浙江省务委员会委员，[35]尔后在1927年11月—1928年10月和1930年12月—1931年4月两度就职杭州市市长，[36]至1931年6月又转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37]
据赵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杭州市市长》考察，陈训正不但行政作风偏于保守，而且任人唯亲：
杭州市政府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光复杭州后建立，……首任市长邵元冲，……同年十一月，邵元冲另有重用去职，继任陈屺怀也以省府常务委员的名义，兼任杭州市市长。……陈是个保守派的人，他接事后常对人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陈是慈溪人，起用了许多同乡人（宁波府属各县，如秘书主任方聘三、社会科长吴□等）。一些杭州人讥讽说：“杭州市政府变成宁波市政府了。”
赵氏此说容有夸张，却也并非不根之谈，彼时因“沾上赤化嫌疑”而无法再在上海立足的沙孟海，就曾通过陈训正的介绍，于1928年2月“到杭州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第二科任科员”。[38]当此之际，虽未见有陈训正提携族人的相关记载，但官桥陈氏至此已然成长为官宦之家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已从1886年陈士芳卒时陈依仁、陈训正的“叔侄茕茕，相依为命”，[39]扩展成为陈训正、陈布雷（其实只是名义上过继给其二房陈依宝）、陈训慈三房并存的大家族（详参表2-2）。
表2-2 官桥陈氏世系
续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