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正与宁波佛教孤儿院的赞助
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府不能资助宁波佛教孤儿院正常运作，故其资金基本上源自民间尤其是商界。其中，一则依靠僧俗大众的筹措与募捐，像岐昌和尚、智圆和尚等是为宁波各名寺住持，他们号召各寺院捐助，以若干寺庵“水陆”经忏的收入作为孤儿院的基金。根据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年报等相关文献可知民国十四年（1925）各类寺庵的捐款情况为（以收到先后为序）：“施祥寺乐助洋20零6角6分6厘、庐山寺乐助洋60元、普济寺乐助洋20元、罗汉殿乐助洋40元、看经寺乐助洋80元、水月寺乐助洋40元、天宁寺乐助洋80元、七塔寺乐助洋200元、观宗寺乐助洋150元、地藏寺乐助洋10元、东严寺乐助严40元、延庆寺乐助洋30元、万寿寺乐助洋20元、寿昌寺乐助洋50元、观音寺乐助洋20元、育皇寺乐助洋400元、赭山寺乐助洋120元、茶亭庵乐助洋50元、接待寺乐助洋20元、保国寺乐助洋50元、金我寺乐助洋30元、龙圣寺乐助洋20元、吉祥寺乐助洋10元、天井寺乐助洋10元、天童寺乐助洋222元。”[6]由此可见，各地寺庙的水陆捐款实则是保障宁波佛教孤儿院日常经费来源的基础。
二来孤儿院的资助则由常务董事会中的院长陈训正和募捐董事傅耕宜组织外出募集。陈训正作为宁波佛教孤儿院组建的带头人，除却得到各方人士的支持外，自身也是卖文恤孤，有“礼俗既敝，文事隧繁，寻常歌泣，动辄庆吊，征索无己，余颇厌之。爰立酬格，籍资恤孤。必我求者，请如左约：一，墓志铭表碑记300元；二，寿文哀诔100元；三，籍祝隧喜。慈溪陈训正”[7]的公开卖文广告。安心头陀傅耕宜作为宁波地区的米商，义无反顾地投身慈善事业。在宁波佛教孤儿院建设之初的1919年，他就自愿以“募捐董事”的名义自费前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华侨聚集之地，向当地的佛教信众劝募，一度解决了孤儿院初建时期的经费问题。其先后五次经河汉流域，三渡南洋，为宁波佛教孤儿院筹募了总共4.5万多元经费善款，给予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发展以巨大的帮助，1922年傅耕宜在北平法源寺剃度为僧，受戒于宝点石庵，法名寇定。他主持白衣寺后：“愿将本寺常住每年一切收入提出十分之三捐助宁波佛教孤儿院教养经费。并愿将千佛功德堂每功德主所出银120除20作常住香火费用外，余100亦一并悉数拨充该院基金。此系永远拨助，子孙不得违背。”[8]据记载，安心头陀傅耕宜常年光着脚，每日只吃一顿饭。一袭旧袖，托着钵，到处募捐化缘，被民国的慈善界称为“宁波的武训”。1920年，陈训正遂作《赠傅老叙》以志其事迹：
……鄞傅老宜耘，居廛六十年，有子克其家。傅老曰：“吾于家亡虑，吾将虑世，顾世何事而当吾虑耶？”闻余与诸山兴白衣院收恤诸孤无告之民，喜曰：“此吾事也。”走就余，会院中资未集，余与诸山方皇皇无措手，傅老曰：“是何难！”挈装囊私金别余去，之南洋列岛，投某寺，受五戒，发誓愿徒行告募，遍叩吾国人之侨其地者，期年得二万金归。行旅舟车饘粥之需，计亦千余金，皆身取之，无与于院。……（傅老）以象蓍之年，忍嗜欲，别妻子，……出其数十年劳汗所得，抱慈悲教义，赴万里荒远不测之乡，效佛者所为，投门乞食，为穷民诸无告者谋所以养，……非见理明更事多者，孰肯奋而为之？……天如不废吾院，他日者，吾两人得见吾院嫛婗之儿皆壮强成立，各抱吾子之心，赴义四方，则虽尽天下之孤而院之不难也。然此亦安能必得者，姑与子张言之。[9]
后来由于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发展逐步壮大，其开始逐步收到银行、钱庄等机构的捐款，据《宁波佛教孤儿院第七年报告册》记录宁波佛教孤儿院有：“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交通银行、江苏银行、晋和庄、元丰庄、同益号等每年乐助四元”。[10]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各界人士对其的大力资助。如陈训正在1920年时就有作《白衣院屠母功德碑》《书屠母碑后》两篇，用以感谢鄞县人屠用锡对佛教孤儿院的赞助。《白衣院屠母功德碑》云：
民国六年秋，四明僧之高者，称其先德天童敬安上人之遗志，议于城北白衣广仁讲寺建院收恤孤儿，用推其教义，而又以余之淑，其人也，主其事？既举三年，六邑之孤者来益众，所会材不苟于用，院且废隤，余与诸山戚戚忧之，方以为莫之继也。一日，鄞屠君赍千金来，称曰：“用锡不能事亲，奔走四方，无得于晨夕。今岁吾母七十，用锡始念母之劳劬，将会朋僚姻娅，谋所以为娱，顾以母命，不许靡靡踵俗之所为，而责用锡能效于群者务之。用锡不敢违，谨奉千金以致，盖母志也。”余于是乃率诸孤者，拜辱贤母之赐，……众曰：“是功德，不可忘。”乃砻石碑于院，而余为之文。……九年某月，慈溪陈训正记。[11]
又，陈训正《书屠母碑后》载曰：“余友屠君康侯，笃于事亲。母氏张，贤而知礼，年七十矣。屠君欲为循俗举庆，母不可，曰：‘必不能已，毋效靡靡者之为也。’请其意，曰：‘吾闻城北白衣院收恤孤儿，且众赀不举。恤孤，吾意也。’于是屠君遂移其宾客宴会之费千金，将母命来致。呜呼！此可谓情至者无备礼，敬至者无备辞也。屠君远矣，可以风国俗。既为立石纪功德于院，复申论其事如此，盖所以咏叹屠君母子之德靡已也。”[12]据悉，1923年宁波佛教孤儿院经费拮据，陈训正只能寄期望于甬上富室相助，故作《白衣恤孤院第六周报告端言》：
余长是院六年矣，一篑之覆，苟合始基，吾止吾进，每用自策，然荒荒日月，变迁方长，陵谷桑海，实滋疑惧。前者沿门托钵，赖有傅老长舌，今傅老已祝发沩山，弃余而去，余亦以饥驱故，奔走道路之日多。由今以往，是院前途之明黑，惟视后来善心人之弘愿何如，余孱不能胜重也。……傅老为僧后，屡有书来商院事。最近一书，尤为挚切。书言：“吾悔不在三年前着手募金，尔时吾甬人经营信交事业，各有所获，起家数十万百万，交游中大有其人。人能稍损游戏、饮食之费以为吾助，吾院当可百年矣。电光泡影一转瞚，便了去来空空，吾早见及，但不料兴败若是之速。……吾甬尚不少巨室，愿公广播我言，传之道路，万一有看破金钱之人，援助我院，成全功德，老衲此书不虚发矣。”傅老书到，适吾院方印六周报告，因转述之，以识其端。傅老悟道之人，其言具有菩萨性，当有闻而感孚者。癸亥十二月，慈溪陈某题。[13]
除却向外的募捐与筹款活动，宁波佛教孤儿院在陈训正和佛教人士的带领下，积极拓展孤儿院的资金来源，他们在院中自行创办各类工场，由工务股相关部门的主任和职员负责，开展对外的商业活动。今可见其广告：“宁波佛教孤儿院工场谨启：我院有各种工场：（一）印刷工场；（二）裁缝工场；（三）纸工场；（四）制鞋工场。如蒙委托制造，或选择购用，既为提倡工艺，亦即嘉惠孤儿。尚希诸公赐鉴！”又有广告曰：“振孤商店启事：专售本院工场出品兼营日常用品，为孤儿学习商业上之普通知识起见，由孤儿轮值经营，院员任指导之责。对于惠顾之客，当格外克己，竭诚欢迎！”[14]与此同时，宁波佛教孤儿与《孤儿教育》杂志的创立与宁波佛教孤儿院西乐队的组建，在宣传宁波佛教孤儿院慈善事业，陶冶学生音乐知识和性情之余，也为孤儿院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收益，是宁波佛教孤儿院持续运营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