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内廷砚台整理活动的特点
“三藩”平定后，熟谙儒家文化的康熙帝，试图通过文化认同换得汉族士大夫的政治认同。
清人《万国来朝图》
弘历在位时期重视文化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其中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编纂巨帙《四库全书》。《西清砚谱》作为当时最为先进和全面的清代砚史研究成果，便是《四库全书》中的一种。
乾隆御制集锦砚中各种不同造型的砚台
该书的纂修，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开始进行的，当时乾隆皇帝命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王杰、董诰、钱汝诚、曹文埴、金士松、陈孝泳等八人，将内府所存诸多藏砚加以精心挑选，最终收录了240方精品。
谱前有乾隆皇帝所制序言。序后为凡例、目录。谱中砚台的图绘部分吸收了当时清宫内部所流行的西方透视法，故而砚台图样与实物本身极为神似，且符合比例。
不仅如此，八位大臣收录每一方砚台均进行了详细记载，如尺寸、材质、形制、出处及收藏鉴赏者的姓名等，并核其纪年、署款、公私印记，对历朝史传所记载亦细加考证。这为我们了解清宫所藏历代名砚总体概况及其流传经过，提供了极为形象与准确的宝贵资料。
砚台也是我国石（砖和玉）雕艺术与赏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清砚谱》中的砚台造型多样，常以仿生和博古为题。
在砚体装饰上，主要利用图案、嵌件以及刻铭等方式持续强化和突出主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寓意。
一是辅助图纹的运用。砚上常用辅助图纹有黼黻纹、绳纹、回纹、云纹、龙纹、瓜瓞纹、灵芝纹等，以及龙马负图、太极图等。这些雕刻细致入微，自然随意，具有婉转流畅的艺术效果，突出了士人渴望归隐山林，追求心灵自由的情感。至于动物形如龙、虎、鹦鹉、鹅等，以及钟形、覆瓦形等博古题材，则反映了文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热爱。
二是镶嵌工艺的运用。其嵌件主要有蚌丁、鱼化石以及玉石等。蚌丁又称“银母”，在松花石砚上嵌蚌丁是自康熙以来清宫御砚装饰的一个特色。
三是字体装饰。字体装饰也称“砚铭文”，是一种以自由文体在砚上的装饰，长短、多少各异，诗文皆可，咏砚言志，谈论性理，其书体亦不拘一格。
在此背景下，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的文房用具，自然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青睐。其中松花石砚便是其中的代表，因而乾隆时期对御用砚台的整理还具有相当的政治含义。他将清朝之兴描写成为深具文化底蕴的文明初曙，着力增强自身的文化优越感，以此与高度成熟的汉文化相匹配。
盒盖带有鱼化石的松花石砚
青玉凫式砚
松花砚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工匠利用东北松花江石制作的砚台，又被称为“松花江砚”“松花石砚”以及“绿石砚”“绿端砚”“松花玉石砚”等。松花江石产于东北长白山的松花江上游地区，命名遵循了古时砚石以水为名的传统。至于其“乌拉石”之名，则出于其产地——吉林将军驻地乌拉地区（今吉林市）。此命名又遵循了以地名物的习惯。
仅就外观特征而论，松花石石质细腻光滑，坚硬致密。此类砚石在发墨品质上“涩不滞笔”，与端砚相同而超过了歙砚。其品质极佳者呈深绿、浅绿以及嫩绿色，常给人以色嫩无瑕、温润如玉之感，故被誉为“松花玉”。尤其是某些精品砚石上多有较为规则、清晰的横向石脉纹理，如刷丝状，具有独特的自然美感，极富装饰及艺术效果。
自清康熙中后期起，这类石材作为贡品进入朝廷，并且遵照皇帝的旨意，制成具体的器物以满足宫廷所需。其中碧绿色品质佳者被用作专门的砚材。清代的几位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人都对松花石砚喜爱有加。他们不仅亲自设计砚式，而且还专门撰文给予松花石砚高度评价。例如康熙皇帝曾亲自为松花石砚撰写了一篇《制砚说》，并特别指出用其 “方磨隃糜，试之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亦弗能出其右，故有人由此概括出松花石砚‘品埒端歙’这一说法。”
松花石海水云龙纹嵌蚌池长方砚
康熙帝制作的“绿砥”，反映了清朝的“文运肇兴，扶舆彰瑞”。在满汉矛盾尚较大的康熙朝，康熙帝此举有着认同儒家传统文化，消弭满汉矛盾的政治意图。而康、雍、乾三帝大量赏赐臣下御制松花石砚的行为，不仅密切了君臣关系，也融洽了满汉关系。
文具也构成了君臣交谊活动的主要载体。君臣们通过在砚墨上题诗等形式，完成了这种颇具人文情趣的君臣互动活动。它在清宫内的出现和瞬间兴盛反映了当时中国多元化文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和融合。
由于砚材的愈加广泛，雕刻技艺的日臻完善，书画家、文人学者对砚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因此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于敏中（1714—1780）,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今常州市金坛区）人。雍正七年（1729）中举，乾隆二年（1737）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晋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于敏中在参与大清帝国的文化工程建设之中，出力甚多。
除了编订的《西清砚谱》外，他还直接参与编修过多部文化典籍。乾隆皇帝任于敏中为《西清砚谱》的主编，使得《西清砚谱》的编纂具有了官方背景，成为清乾隆年间记载皇家藏砚的集大成之作。
康熙铭松花石暖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