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与考古：戏曲文物学的兴起
20世纪中国戏曲研究有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这就是戏曲文物学的兴起和形成。到80年代中期，本学科的主攻方向、研究范围、基本理论和作业方法均已确立，并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又有《文物》、《考古》和《中华戏曲》等专门的学术阵地。半个多世纪以来，戏曲文物学在深入研究我国戏曲发生发展的历史、理论及民族美学特征，解决戏曲史上某些悬疑的个案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 戏曲文物研究的序幕是在本世纪30年代拉开的。不过，当1931年8月15日《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1卷第4期扉页刊登山西万泉县（今与荣河合并为万荣县）西景村岱岳庙舞厅及舞厅基石拓本的照片时，人们还未意识到未来会兴起一门戏曲文物学。惟照片下附的说明文字有所表现：“此影及下三影系中央研究院卫聚贤先生今年在山西万泉县工作时间所摄，兹从赵万里先生处借印。此石刻于元末至正十四年。所谓舞厅，即戏台也。赵先生见告，卫先生谓万泉气候干燥，下影中的舞厅，当仍为元代建筑物。果尔，真今之鲁灵光矣。”作者把此元末至正十四年（1354）创建的戏台，比作东汉时仍然岿然独存的西汉鲁恭王的灵光殿，亦可见其珍视之至了。
戏曲文物最早的研究者大概就是发现元代戏台的卫聚贤先生。1931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出版的《文学月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他的文章——《元代演戏的舞台》。文中介绍万泉西景村岱岳庙舞厅，收录该庙舞厅石刻，并分析万泉桥上村后土庙北宋天僖四年（1020）五月十五日碑阴“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庭训”等内容，万泉孤山风伯雨师庙南轩东石柱“移那舞亭”等元大德五年（1301）的铭文，以及本县袁家庄乾隆五十一年（1786）《关帝庙前戏楼碑记》，除那通宋碑外均录了全文。卫先生是万泉县北吴村人，他为家乡能够保存下一座600年前的戏台而骄傲，为戏曲文物研究的开场敲响了振奋人心的锣鼓。
可能是看到古戏台的照片很受欢迎，《国剧画报》于是紧随其后，于1932年3月11日、3月25日、4月22日、5月13日，在其第1卷第8、10、14、17等期，连续刊登“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四”、“热河行宫清音楼观剧图”、“四川桓侯庙戏台”、“山西万泉县四望村后土庙之元代戏台”照片。其中北京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上绘有戏台一座，艺人正在演出，下有观众数十人，二层看楼上有妇女。6月3日，《国剧画报》第1卷第20期头版又刊出“山西万泉县四望村后土庙元代戏台正面近摄之影”，并于第2版发表（傅）惜华《再志山西后土庙之戏台》专文。此后，该画报在两年内共刊出分布在北京、山东、陕西、四川及浙江等省市的古戏台照片20余幅，这些戏台主要是明清时期的遗构，文章则以故宫里的戏楼介绍最详。
1932—1933年间，《国剧画报》还连续发表梅兰芳先生缀玉轩所藏明代戏曲脸谱单色照片，共28幅，题为《升平署扮相谱》。1935年出版的《国剧简要图案》又发表梅氏缀玉轩明代脸谱彩色摹本22幅[1]。这一时期，我国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先生在考察山西赵城元代建筑明应王殿时，发现“殿内壁画多幅，其一以演剧为题材，款题泰定元年（1324）四月”[2]。著名的忠都秀作场杂剧壁画就是这样首次披露出来的。
此外，1934年，张次溪编辑的《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出版，收录碑文9篇，铭文6条[3]。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贻白先生撰写的《中国剧场史》，这是我国古戏台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虽然简单些，首创之功当不可没。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4期发表刘敦祯的《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文章介绍登封县中岳庙庙貌图碑并附有拓本照片，重点考述了露台的演变历史，这是早期剧场研究的又一成果。
上述文物资料的发现和考述，给当时的曲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为探讨我国戏曲艺术的历史、指导戏曲艺术实践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2 戏曲文物研究虽然在30年代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但是人们自觉地把这一研究当作学术使命却正式开端于50年代。5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日后戏曲文物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重要文物的分布地主要集中在河南和山西；二是河南宋墓杂剧砖雕较多，山西则金墓舞楼砖雕模型及戏俑较多；三是金元舞楼的遗存和宋金元舞楼碑刻也多集中在山西；四是其他省份也时有发现，如乐舞、百戏雕刻和一些珍贵的戏曲绘画、抄本等，因而总的看来所发现的戏曲文物的品种已比较齐全。
1951年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乐舞壁画面世，翌年春又发现该墓的杂剧砖雕。1958年河南偃师县酒流沟水库宋墓也出土了几方杂剧砖雕，此外还有出土时间不详的北宋末年杂剧女伶丁都赛雕砖，温县宋墓杂剧雕砖等。这些形象的文物资料使我们对宋杂剧末泥、引戏、副末、副净、装孤等五个角色有了直观认识。《河南文化局调查安阳天禧镇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董祥《偃师县酒流沟水库宋墓》（《文物》1959年第9期）、徐苹方《宋代的杂剧砖雕》（《文物》1960年第5期）、《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1960年第9期）及周贻白先生《北宋墓葬中的人物雕砖研究》（《文物》1961年第10期）等，都是较早结合文史资料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
山西方面，1954年在万泉县百帝村发现了清道光年间抄写的明代青阳腔《三元记》、《黄金印》、《涌泉记》、《剔目记》四个剧本。1959年1月侯马文物工作站在其市郊成功发掘了一座建于大安二年（1210）的金墓，墓室后壁上一座仿木结构的砖雕歇山顶舞楼模型及舞楼上站立的五个戏俑，震动了多种学科的学者。杨富斗、张守中先生的《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第6期）予以了报道。刘念兹先生《中国戏曲舞台艺术在十三世纪初叶已经形成——金代侯马董墓舞台调查报告》（《戏剧研究》1959年第2期），对我国砖木结构固定舞台在农村普遍建立的时间和意义作了有力论证，再次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这一时期，晋南金元戏台经过墨遗萍先生的调查又有新的发现。他的《记几个古代乡村戏台》（《戏剧论丛》1957年第2期）首次公布了临汾魏村牛王庙元至治元年（1321）戏台，文中还有临汾东羊村东岳庙元至正五年（1345）戏台和万泉县桥上村后土庙碑的考述。徐苹芳《关于宋德方潘德冲墓的几个问题》（《考古》1960年第8期）介绍了永乐宫所藏中统元年（1260）潘德冲石棺所刻的杂剧演出图，提供了全真教与戏曲有密切关系的证据。之后，丁明夷《山西中南部的宋元舞台》（《文物》1972年第4期）按年代顺序列举宋金元戏台15座（包括已毁的），并作了系统研究，对戏曲舞台在宋元时期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这一现象的认识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刘念兹《元杂剧演出形式的几点初步看法——明应王殿元代壁画调查札记》（《戏曲研究》1957年第2期）及《从建国后发现的一些文物看金元杂剧在平阳地区的发展》（《文物》1973年第3期），精心研究了壁画表现出来的元杂剧的演出形式，考述了金元时期平阳地区戏曲繁荣的概况及原因，与周贻白先生专门研究宋人绢画“眼药酸”的《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文物精华》1959年第1期）一样，都以戏曲史家的敏锐视角深入考察戏曲文物的文化背景与认识价值，对以后的戏曲文物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在南方，1958年广东发现《蔡伯喈》明嘉靖抄本二本，丰富了《琵琶记》的版本系统，林曦《广东揭阳明墓发现“蔡伯喈”戏曲抄本》（《文物》1961年第1期）有简要报道和研究。王树伟《记最近所见几部珍本戏曲小说》（《文物》1961年第3期）又介绍了《李丹传奇》、《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如意缘传奇》、《天人普庆》和《乾隆晚年安殿本》等明清朱墨套印本及普通抄本的形制、体例与内容，大都是未见旧目著录的本子，有的还可能是海内外孤本而弥足珍贵。
赵景深先生《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的新发现》（《文物》1973年第1期），考证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宣氏墓1967年出土的《白兔记》“是继《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后的第四种较为完整的南戏”。汪庆正先生在他的《记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文物》1973年第11期）一文中，也高度肯定了成化本《白兔记》的文学价值和版本价值。1975年12月广东潮安县出土的《迎春集》中，竟有失传多年的《刘希必金钗记》，据陈历明《明初南戏演出本〈刘希必金钗记〉》（《文物》1982年第11期）介绍，此本抄立于宣德七年（1432），共67出75页，惟缺3出，“它给我们展示了五百多年前南戏的一个侧面”。这一发现同样令人振奋。
60年代初，戏曲文物研究成果开始进入戏曲史著作中。周贻白先生《中国戏曲史长编》借助1932年山西万泉县发现的元代戏台照片及当时建筑学界的鉴定文字，讨论了元杂剧的演出形式，并分析赵城明应王殿元代杂剧壁画说：“所演虽不知何剧，但服装扎扮已可概见。”[4]这表明戏曲史家对戏曲文物认识价值的重视。而成书于1963年、修订于1979年的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里，文物彩照就收有15幅，文物单色插图多达47幅[5]，既有古代戏台、碑刻又有戏曲雕刻、绘画、珍稀版本等，全书有许多观点都是结合文物资料论证的，因而使我国的戏曲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3 80年代是戏曲文物学的形成及发展期。由于戏曲文物作为历史的实证不断增广学人的见闻和趣味，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动去调查、去研究。喜人的形势是，一方面总有新的戏曲实物史料被发现并报道，另一方面以戏曲文物研究为课题的调查报告、论文、著作迅速增多，研究的水准也明显提高，从而加速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首先是戏曲文物资料在自觉地搜集积累中极大地丰富起来。迄今为止，河南省发掘的具百戏内容的汉墓已有4座，有戏曲雕刻壁画的北宋墓葬至少12座，金代墓葬不少于4座，元墓至少1座，另发现面具、戏曲木雕、绘画、器物、戏台与碑刻等许多品种，古戏台遗存仍在300座以上[6]。山西从侯马、稷山、襄汾、新绛等地发掘的金元墓葬中，“砖雕舞台戏俑和壁画荟萃在一起，达40座之多”[7]。其现存古戏台多达2887座[8]，其中保存完整的金元舞楼（含年代不详，同其风格的）13座，明代舞楼至少27座，舞楼内壁尚存大量的满清及近代戏班演出题记。从已经掌握的同类文物资料看，无论时代之早还是样式之多、数量之大，山西地区都已跃居全国之冠，其它品种的戏曲文物在山西也相当之多。此外，唐山《江西鄱阳发现宋代戏剧俑》（《文物》1979年第4期）、王中河《浙江黄岩石塔发现北宋戏剧人物砖雕》（《文物》1989年第2期）等文章，证明南方戏曲早期的历史实物调查也是大有作为的。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文章还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集体撰写的《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可证元杂剧的乐器里不仅有鼓、笛、拍板，还有琵琶。田同绪、李来虎《新发现的沁水元代戏台遗址考察》（《中华戏曲》总第7期），首次将山西沁水县海龙池元代戏台遗址公布于世。廖奔、杨建民的《河南洛宁上村宋金社火杂剧砖雕考述》（《文物》1989年第2期），景李虎、王福才、延保全调查山西高平西李门二仙庙露台石刻所写的《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文物》1991年总第11辑），杨太康、车文明的《山西阳城崦山白龙庙金碑考》（台湾《民俗曲艺》总第74期），窦楷先生的《山西曲沃常家村金墓乐舞砖雕》（《中华戏曲》1991年总第10辑）、《山西平定姜家沟宋墓乐舞壁画考述》（《中华戏曲》1998年总第20辑）及杨生记、韩树伟的《垣曲西峰山元墓壁画考辨》（同前）等文章，都因有宋金元三代新的戏曲文物发现，而具有不容忽视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最了不起的发现，是山西上党地区的一些古赛抄本。这些抄本不仅揭开了迎神赛社演剧程序和队戏之谜，同时也为我们对宗教仪式戏剧化和祀神戏剧仪式化这两个重要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1985年，晋东南潞城县南舍村的一位阴阳先生将一批民间赛社写卷贡献出来，其中明代万历二年（1574）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记有完整的祭祀仪式和祭神用的队戏、正队、院本、杂剧及传奇单出戏共245目，经寒声、栗守田、原双喜和常之坦整理发表和黄竹三等分别研究（载《中华戏曲》1987年总第3辑），轰动了海内外学术界。此后还有寒声、栗守田、原双喜整理并加注释的《迎神赛社祭祀文范及供盏曲目》（《中华戏曲》1991年总第10辑），李天生校注的《唐乐星图》（《中华戏曲》1993年总第13辑），杨孟衡的《赛上杂用神前本》校注（《中华戏曲》1995年总第16辑）等。目前这些抄本经过寒声、栗守田、原双喜先生的辛勤整理和注释，以121万余字的煌煌巨帙，总名为《上党傩文化与祭祀戏剧》正式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9月）。不待言，有了这一笔意外得之的宝贵遗产，再加上各地区诸多戏曲文物的不断发现与研究，许多悬而未决的“戏案”已经不再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了，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戏曲史恐怕真地要重新构思、重新撰写了。
与此同时，有关傩戏及其它宗教仪式剧的科仪本也在调查整理中。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录像并由李一注释补正的山西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中华戏曲》1992年总第12辑），突破了多年来“北方无傩”的结论，黄竹三、王福才的《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台湾“民俗曲艺丛书”，1994年）则将此抄本结合其具体表演形态作了较为系统深刻的研究。而一个更大规模的研究项目也在展开，这就是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策划、主持的，各省学者对民间现存面具戏、目连戏、端公戏、影子戏、童子戏、傀儡戏、师公戏、傩堂戏、毛古斯、西方乐（佛戏）、阳戏、地戏、还阳戏等仪式剧的发掘整理，成果则以“民俗曲艺丛书”的名目出版，至今已出版了80种，还有多种在计划出版中。仪式剧形态研究及其中某些抄本的发表，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而极为轻视的状况，极大地丰富了这方面的资料并为今后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奠定了良好基础。
近30年来全国发现并整理的古老剧本也很多。如福建莆仙戏包括近代写本在内，就有8000部左右，除去重复的尚有5000个剧目[9]。同时流徙海外的中国古老剧本也在学者的关注中，如孙崇涛先生关于西班牙藏本《风月锦囊》的考释共10篇大作，用力甚深，《中华戏曲》连载10年方告结束（见其总第8、9、10、12、14、15、16、19、22辑），堪称版本研究的典范。
我们高兴地看到，俯仰于累积深厚的戏曲文物史料中的学者们，以历史的角度感受和理解古人创造的这些实物的同时，研究水平也在不断地向高层次迈进。这一时期论著的数量和研究进度是惊人的。据不完全统计，较为纯粹的戏曲文物研究，至今已有大约450篇论文和近20部专著，再加上已经出版的25部《中国戏曲志》各省、市、自治区分卷里的《演出场地》和《文物古迹》等章节的系统记载和考述，说明一支方向明确、素质较高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这期间还有热中于发表这方面成果的一些出版社，以及《文物》、《考古》、《戏曲研究》、《中华戏曲》、《民俗曲艺》（台）、《中原文物》（豫）、《考古与文物》（陕）、《文物季刊》（晋）、《四川文物》等刊物的鼎力支持，表明研究的阵地也已铺开。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枝后起之秀——戏曲文物学的确已经“蔚为大国”了。
4 “戏曲文物学”这一学科名称是刘念兹先生率先提出来的。1986年，他在《戏曲文物丛考》一书里正式宣告“戏曲文物学的问世”，并为之正名：“戏曲文物学，是戏曲艺术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考古手段研究戏曲历史现象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10]后来他在为杨建民《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一书题写的《序》里再次谈到，戏曲文物学是“一种专门研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考察论证有关戏曲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填补戏曲史上疑难不解的史实空白的新学科”[11]。
刘先生将戏曲文物的时间上限定于北宋，但也不排除对唐以前中国戏曲孕育期、萌芽期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他认为：“严格地讲，戏曲文物应是指宋代戏曲形成以来与戏曲有关的文物”，但是“为全面、历史地考证戏曲孕育形成和发展衍变，宽泛地从原始歌舞开始研究与戏曲形成前有密切关系的各时期历史文物，也是有益的”。戏曲文物学要以古代戏曲活动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这些遗存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砖雕、木雕、石刻、壁画、卷轴画、器物装饰画、戏台建筑、碑刻、版刻、戏衣、道具、面具、脸谱等等。包括从地下发掘出土的文物和传世而难以一见的文物”。
关于戏曲文物学的研究范围，他提出，“在戏曲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还广泛涉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艺术史、金石学、古器物学、古建筑学、服饰学、文献学和美术学等各门学科”[12]。因此，研究的范围广，涉及的知识面宽，尤其离不开考古及实地调查，这是本学科最突出的特点。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戏曲文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戏曲文物学的发展道路，刘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最近20年，许多论著、论文及调查报告明显表现出戏曲文物研究已经具备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性质。这期间随着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论著的系统性、综合性及理论性增强了，既注重戏曲文物的历史纵向贯通，寻求戏曲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线索和规律，同时还注意同一时空下戏曲文物与古代建筑、古代服饰、宗教民俗、雕刻及绘画艺术的文化联系。
例如山西师范大学戏曲研究所编著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通过163幅文物图片，考述宋金元戏曲舞台、角色行当以及化妆、服饰、砌末、乐器、表演形式等，对宋金元戏曲形态的成因、发展、变迁的脉络进行深入探讨。杨建民《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在总结性地考述河南各类戏曲文物方面，周华斌《京都古戏楼》（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在系统研究北京古代剧场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一书把文物、文献、民俗三种资料结合起来，讨论中国戏曲前期发展规律。冯其庸先生评论说：“这是一部立体的宋元戏曲史。”“这是学术道路上的一个开创，这也是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开创。”[13]廖先生的另一部杰作《中国剧场史》也是其“立志补阙”的心血结晶，是他多年辛勤实地考察，扒罗搜集剧场史料，而对国内数十年来古代剧场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补阙其实就是一种开拓”，正像邓绍基先生评论的那样，“从它的内容来看，确实可称是迄今最为全面且系统地论述古代剧场史的专著”[14]。但作者坦率地声称，他在“写作中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建筑学的专门知识，不能在这方面作出精确的测试和论述”，以得出“科学的数据和结论”[15]。应当说，这样严格的治学态度是令人钦佩的。
的确，伴随多种学科之间边缘性和交叉性的增强，戏剧戏曲学者有必要积极摭取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弥补自己在古代建筑、古代服饰以及雕刻、绘画等知识方面的缺憾。戏曲文物学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仍有不尽的戏曲文物等待发现、发掘，戏曲史上还有许多问题等待人们去解决、解释，所以戏曲文物的鉴定和研究水平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提高，以便进一步丰富完善戏曲文物学的学科理论。相信中国戏曲文物学的发展在下一世纪仍有十分广阔的前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