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系、神庙与献乐舞楼
说到神庙与戏台，话题总离不开山西。因为这里仍存金代露台1座，舞楼至少有3座，元代舞楼8座，金元风格的5座，遗迹7处，明代的不少于27座，清代的则数不胜数。据《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统计，“文革”后各地神庙古戏台尚存2887座[1]。当然，这些年损坏和拆掉的也有不少，但估计总量仍在2000座以上。神庙中的神灵主要分为四大统系：政统神系、民俗神系、道教神系、佛教神系。除此四类神庙外，还有释儒道三教合一的三教堂和一些家庙。少量的伊斯兰教堂、基督教堂等外来宗教场所，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调查表明，戏台为民俗神庙、三教堂、大多数政统神系之行祠所必有，但却被政统神系的本庙和佛教寺院长期拒之门外，在道教宫观里可有可无，而隶属于政统神系的各府州县的孔庙则始终屏弃之。个中缘由自与这些神庙的性质、祭祀程序、主神的“个性”，甚至戏曲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有着关联。
1 政统神系是华夏诸神的主体，是历代朝廷出于政治、宗教目的，依据《礼记·祭法》钦定的“祀典神”。其中主要分自然神，如天、地、日、月、星辰、五岳、四镇、四渎、风雨雷师等；人格神，如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前代帝王，以及一些文臣、武将、义士、孝妇和烈女等，总约两类。前者因为“能御大灾”，或“能捍大患”，“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也”，故祭之。后者或因“法施于民”，或因“以死勤事”，或因“以劳定国”，“皆有功烈于民”者，所以也要建庙祭祀[2]。这是古代国家政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今一些介绍中国宗教的书里，将古代政统神系与民俗神系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为“民间杂神”或“民间巫神”，显然不正确。这是对中国诸神未加深究而产生的一种误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朝廷的祭祀从来就不包括民间俗神。历史上个别帝王或毁佛，或废道，或下令拆除民俗神祠，但是从来就没有哪一代统治者废毁政统神系的庙宇。唐狄仁杰巡抚江南，见“吴楚之俗多淫祠”，乃“奏毁一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3]，留下的都是国家祀典之神。政统神系之所以永远受到朝廷、官府以及士大夫的自觉维护，是由古代官本位的社会制度和儒家的礼乐观决定的。
政统神系中的自然神格在西周之时便已订立了明确的礼制，后世又各有益损，此不赘述。人格神的确立则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他们是由各代王朝严格挑选，逐渐增加的。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上，会稽祭大禹，一般认为，此即天子祭祀先代帝王之始。汉高祖二年（前205）诏天下立灵星祠祭后稷，武帝时祠黄帝，后汉章帝元和二年（85）春，又使使者奉一太牢祭帝尧于济阴。但这些仍属于非确定性的帝王行为，正式以国家的名义祭祀先代帝王的是汉武帝，而形成制度则是在隋朝：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咎繇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商汤于汾阴，伊尹配；文王、武王于鄷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以一太牢而无乐，配者享于庙庭。[4]
平阳的治所在今临汾，河东治在永济，安邑今属夏县，汾阴即后世的荣河县，今与万泉合并为万荣县。这些地名表明，隋朝确定的尧舜禹汤之本庙都在山西。
至唐玄宗皇帝制订《开元礼》，其中“有司享先代帝王仪”更加具体而微。天宝六年（747），仍以春秋二时祭享，敕有司于京师建三皇五帝庙（共置一庙），并且赋予宫悬之乐。七年，又建天皇、地皇、人皇及有巢氏、燧人氏庙而共祭。诏曰：“历代帝王肇基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仍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同时确定历代帝王12人、忠臣16人、义士8人、孝妇7人、烈女14人，“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免除历代帝王庙宇附近百姓四人赋税，有阙员则续填[5]。自此，地方上政统神系的本庙逐渐增多。
临汾尧王本庙正殿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钦定，自太昊、女娲到隋高祖共16位先代帝王，“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他处”特指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等10帝，各给3户，岁一享；秦始皇等15帝，各给2户，三年一祭；周桓王等38帝，其陵墓州县禁樵采。前代帝王之庙祭骤然增多，而且分为三个档次。至于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之庙，自真宗之时迄于北宋末年，亦不断增建，许多历史名流如周公、晁错、诸葛亮、关羽、张飞、伯夷、叔齐、程婴、韩厥、公孙杵臼、霍光、邓禹、吴汉、周处、裴度等等，差不多均入祀典，并连同自然神格一起严格区分为上祀、中祀、群祀三等。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郊赦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载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并祭禹于越州。当时特重不惜用生命保卫赵氏孤儿的三义士庙，建炎二十二年，“又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佑公，命两浙漕臣建庙宇，升为中祀。”[6]赵氏孤儿及三义士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的陵寝、本庙，则在晋南太平县（今襄汾县镇名）[7]。
金元两代大抵遵从宋朝礼仪，除郊天祀地、朝日夕月并祭宗庙、社稷、风雨雷师、岳镇海渎之外，亦祭宣圣（孔子）、武成（关羽）、前代帝王。金制，诸前代帝王：
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8]
元代再次确定上古圣王本庙的所在地，重建或修复之。中统四年（1263）六月，“建帝尧庙于平阳，仍赐田十五顷”。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立后土祠于平阳之临汾，伏羲、女娲、舜、汤、河渎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赵城”。河中治在永济，解州、洪洞和赵城也是晋南县名，惟赵城今已并入洪洞县。元人又改金代之三年一祭为每年春秋二、八月奉祀，其中：
尧帝庙在平阳。舜帝庙，河东、山东济南历山、濮州、湖南道州皆有之，禹庙在河东龙门。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二十四年闰二月，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尧庙。致和元年，礼部移太常送博士议，舜、禹之庙合依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洁致祭，官给祭物。[9]
河津龙门大禹庙石刻庙貌图（局部）
禹王本庙原在晋南安邑，元乃改建于河津龙门，盖视龙门为大禹肇基之地也。自汉迄金之汾阴后土本庙因紧靠黄河、汾河交汇处，是时亦近沦毁，乃复立于临汾（今不存）。可知古代已入政统神系者，稍有变化，均由“礼部移太常送博士议”，是较少草率从事的。
由于山西拥有伏羲、女娲、尧、舜、禹、汤、后土，还有中镇霍山、北岳恒山、解州关帝庙等古代国家级本庙，故其行祠也遍布这里城乡的每一胜地，形成了各自的庞大庙群。以今日考察所见，尤以太行山区的汤王庙群、晋南的尧舜庙群、后土庙群、晋北的北岳庙群和遍布山西的娲皇庙群、关帝庙群、东岳庙群最著名。东岳本庙虽在山东泰山，然早在北宋之时它的行祠即已遍布天下了[10]。此外，长治、高平、长子一带围绕相传神农尝百谷处的羊头山而建的炎帝庙群、曲沃县因有传说黄帝葬处的桥山而建的黄帝庙群，规模和数量也相当可观。
政统神系的本庙长期控制在官府手中，由朝廷遣官祭祀，而其行祠自始即为里社所掌管，祭祀礼节雷同于普通的民俗神庙。本庙祭用雅乐不需戏台，行祠惯用俗乐，故戏台自戏曲形成之日起就是庙里的重要建筑。而山西神庙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政统神系的行祠，这些行祠在戏曲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
2 民俗神系原由各地民众所造，大致可分为自然神，例如山、林、池、泉、丘陵、花卉等；动物神，如狐仙、牛王、马王，甚至青蛙、玉兔等；物品神，如床神、门神、灶神、井神、船神等；人格神，如难知姓名的大郎、三郎、仙姑、仙师、妒女等等；行业神，如鲁班、药王、窑神、咽喉神、痘疹娘娘、狱神、娼妓神、戏神等，总约五类。思想正统的士大夫习称这一类神祠为“野庙”，视其祭为“淫祀”，动辄上疏禁毁之。故在古代各种神系中，惟独民俗之神最少“安全感”。
然而也有例外：民俗之神倘能获得朝廷敕封，御赐匾额，随即上升为地方的祀典神而受到官府保护。那情形就像台湾鹿港新妈祖宫因获乾隆“敕建”之殊荣，而树起“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碑一样，成为官建、官赛的政统神庙了。山西的这类神庙相当之多，约有四种情形：
一是该神生前在正史里有记载，民间早已祀之。如周武王之弟叔虞受封于唐，后世尊之为晋人之祖而建晋祠。《左传》载郑子产说汾河之神台骀，乃远古少皥氏后裔，生当帝颛顼之时，任水官之长而受封于汾川，是他开辟了汾河流域[11]，于是山西又有了台骀庙。至后晋天福六年（941），石敬瑭乃“封唐叔虞为兴安王，台骀神为昌宁公”，“差给事中张瑑、户部郎中张守素就行册礼”[12]。这两位神的庙宇从此列入祀典。晋祠过去每年三月二十五日祭唐叔虞，太原等地五月初五祭台骀。陆续进入祀典的，还有长子的崔府君祠、夏县的傅说祠、永济的伯夷叔齐祠、芮城的芮王神祠、蒲县的晋文公祠、介休的介子推祠、洪洞的师旷祠、皋陶祠、赵城的赵简子祠、造父庙、定襄的赵武灵王祠、五台县的代王庙、代县的杨家祠堂、大同的魏武帝庙、魏文帝庙、魏道武帝庙、辽州的先轸庙、汾阳的卜子祠、榆次的原过祠、智伯祠、临汾的霍将军祠等等。
太原晋祠宋代圣母殿
二是某神因传言特别“灵验”而受封，也进入祀典。如高平上董峰村圣姑庙，其“万寿宫”匾额上细字题云“大元至正三年（1343）”受封。再如壶关、陵川一带，唐时就有两个受继母虐待的乐氏女孩死后成仙的传说，村民建二仙庙奉祀，迷信的人越来越多，到宋徽宗时乃敕封为冲淑真人、冲惠真人，赐庙额曰“真泽”，此见崇宁四年（1105）《尚书省牒隆德府壶关县真泽庙》碑：
礼部状：承都省付下河东路转运司奏，隆德府壶关县乐女二仙庙祈求感应，乞特赐封，加敕额、爵号。寻下太常寺勘会，令据本寺状捡准令节文，诸神祠应旌封者，先赐额，合取自朝廷。指挥牒：奉敕宜赐“真泽庙”为额。牒至准敕，故牒。崇宁四年八月十二日牒。大中大夫守右丞邓（押）大中大夫守左丞何（押）司空左仆射（押）。
敕隆德府真泽庙：乐氏女得道者，以善贷为心；体仁者，以博施为德。既阴功以昭著，宜显号之褒崇。惟神虚缘保真名，摽乎仙籍，爱民利物，泽被于一方，人用安宁，岁无水旱。特颁涣渥，锡以徽□，式彰茂烈之崇，俯慰黎望，尚祈福荫，永胙此邦。可特封冲惠真人、冲淑真人。奉敕如右，符到奉行。政和元年四月十一日。[13]
碑中所谓守右丞邓者，邓洵武；守左丞何者，何执中；司空仆射不著姓氏者，即蔡京也，皆见《宋史·徽宗本纪》，碑中题衔均与史合[14]。宋徽宗时（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奸臣当道，上下皆好虚无祈祷，谄事鬼神，甚至不惜把他们从侯爵晋至公爵、王爵，民间杂神进入祀典者，多由彼时所致。《宋史》里说：“其他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皆由祷祈感应，而封赐之多，不能尽录云。”[15]即指此事。城隍自北宋起正式进入国家祀典，以至于地方官到任先拜城隍，成为惯例。
壶关真泽宫山门
徽宗敕封过的山西神庙很多，随便再拿几个例子来看，如晋东南长子县发鸠山灵湫庙：
发鸠山，在县西五十里，高二百八十八步，周三十一里。宋王大定《灵湫庙额记》：县之西四十里有山曰发鸠，其麓有泉，漳水之源也，有神主之。庙貌甚古，岁时水旱，祈祷无不应验。政和元年，自春徂夏不雨，夏苗尽稿，秋种未播，人心皇皇。臣大定恭率吏民，祷于祠下，未二日雨，阖境沾足，邻封接壤，有隔辙而土不濡湿者。神之灵，异也。荷神之休，足获有年之庆。以其事上闻漕台，考核不诬，以其状奏焉，天子敕名“灵湫庙”，褒神利国惠民之功也。仅刻石，传之永久。[16]
屯留县张厚泉：
张厚泉，在屯留县北二十里，围三丈，深倍之，土人称龙潭，祷雨辄应。宋崇宁五年赐额“惠应侯”，立祠。[17]
运城盐池神庙：
至大历丁巳秋，池中红盐自生，度支韩滉请加神号，诏锡池名曰“宝应”、“灵庆”，始置祠焉。嗣礼部尚书□□知河□□□神之旧宫迁，卧云罔开，殿设像，容卫毕备。宋崇宁四年，诏封两池之神，东曰资宝公，西曰惠康公，大观二年进爵为王。[18]
翼城县乔泽庙：
运城盐池神庙三大殿
大观四年，邑宰王君迩，始合邑人之愿，撮神前后响应之实，以闻于郡。郡以其事列于外台，请于朝廷。时上方兴礼乐，致太平，怀柔百神，无文咸秩。凡群祀之在方国，初未有封爵者，咸加赐庙额，以贲宠之，况所谓山川之神，尤有功德于民者耶？可其奏。以明年六月六日，赐名日“乔泽之庙”。[19]
临汾龙子祠：
祀神龙为此水之主，称平水神，遇旱致祷则应。宋熙宁八年，守臣奏请，封泽民侯，庙额日“敏济”。崇宁五年再封灵济公，宣和元年加康泽王。[20]
平遥超山应润庙：
庙有井，乃祷雨取水之池也。宋宣和元年，县宰余彦和状闻甘雨应祈之事，因赐额曰“应润庙”，敕牒碑刻斯具存焉。[21]
三是地方传言某神为前朝敕建，或敕封，考其实却未必，然后世官府宁信其有而奉祀不怠。如《泽州府志》载高平县头颅山之骷髅庙，即谓肇始于唐明皇：
骷髅庙，在城西六里，秦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于此。唐明皇幸潞，于枯骨中择巨者立像，封骷髅大王，命有司春秋致祭。累朝因之。祭时阴风愁雨蔽空，庙前池有大鱼出入，或触之，即生灾。[22]
长治县五龙山五龙庙，据《山西通志》载：
五龙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高二百二十丈，周十六里。《唐志》：上党有五龙山。《十六国春秋》：西燕慕容永时，有五色云见于此，遇旱祷雨则应，因置祠以祀五方之神。
襄垣县五音山神及周公庙，《山西通志》引《地形志》“襄垣有五音山神”，按云：
旧志县北二十五里五阴山有周公庙。《明一统志》：相传周公至此，阴雾五日。所云“五阴”，盖即《魏书》之“五音”，其周公事则因作宫五行山而影附为说者。[23]
“骷髅大王”的封号，极不类朝廷手笔，盖民间之私谥也。而所谓五阴或五音山神之名及周公曾经到过太行襄垣县之传言，省志已驳之为附会。类似的庙宇只要官府认同便会统统录人方志，原本的民俗土神随之幸运地升格为祀典之神。
四是有些神庙虽不详其创始，亦未见敕封，然历史已相当悠久，典籍亦有记载，官府乃以文物视之而加以保护，参与祭祀。如大同（云中）的火井祠，《山西通志》引《太平记》云：
云中县火山在县西五里。《水经注》西溪水导源火山，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深不见底，炎热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其山以火从地中出，亦名萤台。井东有火井祠，以时祭祀（案：地在左云县界）。[24]
新绛县磨头村狐仙庙
类似的神庙还有定襄皇天神祠、五石神祠、忻州清天神祠、护君神祠、女郎神祠、安邑分云神祠、吉县石槽神祠、武乡三台庙、寿阳石姥祠、荣河钜灵祠、夏县巫咸祠、黎城潞子祠、平陆五户将军祠、汾西轰轰庙、洪洞东明神祠、赵城大郎庙、代县龙渊神祠、亚泽神祠、平定妒女祠等等。这些多次逃过废毁劫难因而历史悠久的民俗神庙，尽管有许多神灵早已不可确考，然明清以来的地方长官多认同其祀典资格，常常参与甚至主持其祭祀仪式，那里的香火自然也就绵延不绝。
在山西，真正的民俗“野庙”很少，这几年我们只发现了一处，即新绛县城关镇磨头村狐仙庙。庙因当地流传的一个并不动人的狐仙故事而立，神殿极窄，开间仅一间，二层，戏台却很大，每年正月十六日庙会。
民俗神系的上述特点，使它的一些神灵具有民俗和政教双重性质。许多民俗的和政教的神灵又为道教所接纳或重塑，遂使这些神灵具有了三重性。具有双重或三重宗教性质的山西神庙，一般都有过或传说有过前朝敕封的荣耀，而具半官方色彩，官府按例出资参与庙祭活动的碑刻大多也是历代地方官员所撰。祭祀礼仪虽据本社的社典，实际上多是官赛——模仿宋代朝廷的供盏演艺礼仪，队舞曲破、队戏、杂剧、院本及少量的传奇折子戏，渐次进入祀神仪式中，《礼节传簿》、《唐乐星图》等手抄本可以为证。故民俗神庙一般都有戏台，习俗的天然惰性注定戏曲在这里找到了最理想的载体。
3 神殿与戏台结合而构成神庙，是北宋以后中国本土宗教场所的显著特征。孔子“兴于礼，成于乐”的礼乐观，是二者所以结合的思想基础；宋元杂剧之形成及流播天下，则是二者结合的契机。在这些庙里，神殿象征着礼，戏台标志着乐，礼乐原是祭祀活动的一体两面：无乐不成礼，而无礼乐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如碑刻所言，“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不雅”[25]，没有戏台，“不惟戏无以演，神无以奉，抑且为一村之羞也”[26]。所以即便不建戏台的孔庙和一些佛道寺观，也一定要有登歌踏舞的献殿或月台，用以昭显其礼兴乐成的圆满意向。
今天，神庙里的宋代戏台早已荡然，保存下来的只有三通具“舞楼”字样的碑刻：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天僖四年（1020）《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碑，沁县城关关帝庙元丰二年（1079）《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碑，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建中靖国元年（1101）《潞州潞城县三池东圣母仙乡之碑》。此外，最近我发现翼城县武池乡武池村乔泽庙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栾池水例古规碑记》里，谈到该庙也曾经有座宋代舞台，建于熙宁年间（1068—1077）：
翼邑东南翔山之下，古有东西二池，晋栾将军讳宾生其傍，故以为姓。及栾将军讳成死晋哀侯之难，小子侯嘉其忠，以栾为祭田令。南梁、崔庄、涧峡立庙祀焉。唐大历二年，韩邑令讳佲重修，居民以三月初八日祭赛。宋熙宁年间，南梁、涧峡始同下流运石修砌，合二池为一池，庙废坠又同下流修理嗣作，乃称为上三村也。殿前香亭，涧峡建焉。东殿子孙祠，西殿闫罗府，并山门、戏楼俱全南梁所建。两傍虽有下村廊房，而前后左右地基，则无尺土不属南梁焉。南梁发源之地，为十二村之首，所以南梁任意自在浇灌，不计时候，非别村可比……（附碑一）
翼城曾是春秋晋国国都，待小子侯被杀之后才迁都于曲沃。《左传》载桓公三年（前709）：“曲沃伐翼……夜获之，及栾共叔。”注云：“共叔，桓叔之傅栾宾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见获而死。”[27]此即碑中所言为栾宾父子建庙之由，惟云桓叔名成不知何据。翼城有条河即名滦水，是一水利之源。据《山西通志·水利略二》：“滦水出县东南十五里，西北至李村与浍合。唐嗣圣中，县令张怀器导之，分流二渠，溉十二村田：南梁、涧峡、故城、东郑、吴村（并县东南十五里）、清流（东南十七里）、马册（南十八里）、北常、武池（并南十里）、南史、西张（并南五里）。”[28]历史上，受益的十二村常因争夺更多的用水权以及神庙的控制权，发生争执并引起诉讼，此碑之所以刻立就是为了让后人永远警戒，记住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碑中历数北宋熙宁以来的主要诉讼事件，乔泽庙庙产的归属及修葺情形。其中“并山门、戏楼，俱全南梁所建”等语，确指熙宁时的庙貌无疑，因为以下次第记述徽宗大观四年敕封乔泽庙，命侍郎李若水分定水例之事，及明洪武七年（1374）、崇祯十二年（1639）、清顺治四年（1647）、乾隆五十六年的水利纠纷，层次是很清晰的。此碑既欲详明上三村在该庙拥有的包括戏楼在内的产权及水利的优先和自由使用权，立此存照于时人和后人，所以总不至于向壁虚造，否则难令原本就有争议的十二村民众信服。至于作者用后世才有的“戏楼”之称称呼它，只是一种习惯，可不必究极。
山西现存的古戏台中，尤以金元遗构最引人瞩目。金代的神庙舞楼，不仅可从侯马董氏墓和稷山段氏墓群中的砖雕模型上领略其风采，现存之实物——高平王报村二郎庙舞楼即金代所建（详下文）也可见到；晋城冶底村和阳城县屯城村两座东岳庙的舞楼以及高平炎帝中庙，也很有可能是金代遗构。在冶底村舞楼东北角的柱子上端，曾有人见到阴刻之铭文，已剥落的文字中只能看清“正隆贰”三字，可能指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而屯城村舞楼的四根石柱，与其殿前石柱作法相同，正殿柱刻承安四年（1199），须弥座台基刻泰和八年（1208），侧殿柱刻大安二年（1210），舞楼的创建时间当距此不远[29]。金代露台现存高平市西里门村二仙庙内，台高1.19公尺，正宽13.4公尺，进深6.95公尺，须弥座式造型，东西南三面每块束腰石板上都有线刻图画或者浮雕，其中的队戏图和巾舞图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30]。其正殿创建于正隆二年（1157），石质门框上额之铭文可为佐证，论者皆以为这也是它的露台的创建时间。
元代戏台现存8座：（1）临汾魏村牛王庙至元二十年（1283）乐亭；（2）临汾东羊村东岳庙至正五年（1345）舞楼；（3）临汾王曲村东岳庙乐楼；（4）石楼县张家河村殿山寺舞楼；（5）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泰定元年（1324）舞楼；（6）翼城县曹公村四圣宫舞楼；（7）永济市董村三郎庙至治二年（1322）舞楼；（8）永乐宫龙虎殿（元代是山门）搭板戏台。过去，人们认为运城市三路里村三官庙戏台也是元代建的，其实那是一座明代舞楼，金元时期从没有硬山顶房屋前加歇山檐的建筑（详见本章第三节）。
翼城县乔泽庙舞楼（见彩插图3）在现存的元代戏台中面积最大，当是北宋熙宁戏台的后裔，每年三月初八日庙会使用。1985年落架大修时，在其西北转角斗栱的华栱下皮发现一条墨记：“泰定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武池村创建舞楼壹座，都维那：邢口、邢德；都维那：李温、男李思谅。”现存建筑的断代问题已不容置疑。其整体造型为单檐歇山顶式，座南面北，四角立柱，平面为正方形，三面观。琉璃九脊及鸱尾、大吻、垂戗脊兽、角神、套兽以及覆盖的筒瓦，多是大修时更换的，然梁架、斗栱、木柱等基本部件，仍是元人遗构。
舞楼面阔9.35公尺，进深9.32公尺，台基高1.42公尺，正宽13.35公尺，侧宽13.05公尺，四根粗大的圆木柱撑起四根厚重的大额枋，负荷整个屋顶。柱侧角明显。前角柱础为素覆盆，余皆素平础。斗栱五铺作双下昂，每面三朵相连，栱面抹斜，栌斗瓜棱形，耍头麻叶云头，补间铺作耍头则为蚂蚱头。四转角用老角梁、仔角梁和抹角梁，皆出45°斜昂、由昂，然斗栱形制不尽相同，臆为当时匠人各逞其能所致。屋内三层井口枋框架相叠，每层皆施斗栱，渐次向上收缩而成斗八藻井，兼起拢音作用。东西山墙仅至其辅柱处，故三面敞朗，视野开阔，同时也可以此为界，挂布幔隔开前后台，使戏剧表演更加方便。
石楼县殿山寺元代戏台
现存元代戏台中面积最小的，在石楼县张家河村殿山寺内。其名曰寺，正殿却供奉后土圣母，每年三月十八日庙会。神橱上布满精美的木雕：空中楼阁和众多的仙人、小儿。戏台单檐歇山顶一间，一面观，举折平缓，山花透空，惟余悬鱼，而惹草残缺。平面近于正方形，基高1.5公尺，面阔仅4.65公尺，进深4.3公尺，台基宽6.5公尺，侧宽6.35公尺。台上四根圆木柱高2.78公尺，柱收煞及柱侧角突出。檐下斗栱四铺作单下昂，用材较小，昂嘴长0.4公尺，用假华头子。栱面惟外拽令栱抹斜，耍头小蚂蚱头，衬方头伸出，刻三瓣。大额枋宽22公分，厚21公分，其下阑额高21公分，宽8.5公分。四转角斗栱三缝，出45°斜昂、由昂，仔角梁套兽及铁铎仍在。屋内顶部形制，与其他元代戏台相同。金桁下钉有一碗，内画八卦，当是后人所为。庙内石灯刻有大元至正七年（1347）重修之铭文，可作为现存舞楼的断代之参考。
按宋金建筑，斗栱的立面高度，一般要达到柱高的三分之一，元代的通常达到四分之一，而且用材比较宏大。而此斗栱高0.59公尺，为柱高的四分之一弱，斗栱上面用撩檐枋而不用替木。脊枋题曰“大清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捌月初肆日吉时上梁”，看来1904年落架大修时，原来的木构件被改换了不少。
金元风格的戏台现存四座：（1）沁水县郭壁村崔府君庙舞楼；（2）晋城市东四义村清震观舞乐楼；（3）河津
窀村后土庙舞楼；（4）高平市下台村炎帝中庙舞亭。前三座早有人介绍，后一座是我们调查时发现的，《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亦失载。
高平炎帝神祠分上、中、下三庙，上庙在庄里村；下庙在县城东关，已毁；中庙则在下台村，每年三月十五日庙会。中庙具内外两院，内院正殿对面距离较远处，有一座亭式建筑，村民称作香亭，万历十二年（1584）重修碑记则称献台[31]，其实就是舞亭。献台或献殿、拜殿、香亭等名异实同，一般都建在贴近正殿的正前方，如在远处建造，其主要功能便是演戏——是舞楼而不是献殿了。庙外也曾经有座戏台，是后来建的，大概有了大台子后，就把院内舞亭改作献台，祭拜兼唱神戏、还愿戏的台子。
舞亭单檐歇山顶，筒瓦，黄琉璃鸱尾、垂戗脊兽、仙人等基本完好。山花透空，悬鱼惹草均已毁坏。四面原无墙。台上四角为粗大的圆木柱，素平础，有明显的柱侧角。前后又各立二圆木柱，无础，也不在斗栱之下，显然是后人为加固而添加的。四根宽厚的大额枋交叉于角柱柱头之上，断面垂直截去而无雕饰。角栱五铺作单杪单下昂，耍头也作昂形，出45°斜昂、由昂。每面补间铺作二朵，五铺作双下昂，耍头蚂蚱头，惟后檐耍头刻作昂形。亭内为金元式藻井，正中雷公柱，第二层井架下，四边皆施三根吊柱。舞亭面阔、进深都是5.05公尺。台基宽6.3公尺，侧宽8.45公尺，基高1.3公尺。这是一座四面观的，具有金元风格的戏剧舞台。
高平市下台村炎帝中庙金代舞亭
金元戏台的遗迹今存7处：（1）阳城县屯城村东岳庙金承安四年（1199）舞楼石柱；（2）洪洞县景村牛王庙元至正二年（1342）舞楼石柱；（3）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大德五年（1301）舞楼石柱；（4）沁水县姚家河村黑龙庙至正四年（1344）舞楼石柱；（5）万荣县西景村东岳庙至正十四年（1354）舞楼废墟；（6）晋城市府城村玉皇庙金元舞楼柱础；（7）万荣南张乡太赵村稷王庙舞楼素覆盆柱础。后两处是我们近两年发现的。
晋城市府城村玉皇庙舞亭柱础，位于元建的成汤中殿后墙下，面对宋代建构之玉皇正殿，只有四个角柱柱础，表明此戏台开间只一间，面积不大，是舞亭类建筑。庙内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玉帝庙重修记》碑言“丹墀、乐舞楼，靡不焕然丁新”，清嘉庆十九年（1814）《玉皇庙重修记》碑言“内外舞楼”，其“内舞楼”即“乐舞楼”，即此础上当年之物了。
泽州府城村玉皇庙戏台柱础
万荣太赵村稷王庙元代戏台柱础
万荣太赵村稷王庙至元八年（1271）舞厅石刻早有报道，但从未有人注意元代舞厅的遗迹竟然还在。庙内现存民国十三年重修的戏台一座，因其面积较大，故在台面上仍然裸露着旧舞楼四个很大的柱础。础分前后两排，前排东础直径93公分，西础直径97公分，后排柱础已半砌于隔断墙下，无法测量，不过，原柱之粗大仍可据此推想。我以为，这就是元代那座台子的遗物，后代重建和大修时仍觉有用，所以才保留了下来。平柱楹联曰：“教稼得人解愠阜财歌实德，庆丰作乐吹豳饮蜡乐钧天。”该庙每年四月十七日稷王圣诞庙会。
金元时期的神庙舞台多在院内，也有倒座戏台，如翼城曹公村（尧舜禹汤）四圣宫舞楼，其两侧即山门；还有过厅搭板戏台，永乐宫的龙虎殿即是。这些台子都是歇山顶或十字歇山顶建筑，举折平缓，出檐较深，内设斗八藻井，用材比较宏大，建造手法基本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规则，很少大的变化。神庙舞楼的真正改革始于明代中叶，那是戏曲艺术发展演进以及建筑业普遍改革的必然结果，留待下章讨论。
4 明中叶以前，一般神庙仍在使用金元旧戏台，有坏即补或重建，如沁水县城关玉皇庙舞楼、郭壁村崔府君庙舞楼、阳城县屯城村东岳庙舞楼等都是。中叶以后，神庙戏台开始革故鼎新，及至清代，其主要变化约有四点：一是舞楼形制向多样化发展；二是在同一座庙内戏台的数量有所增加；三是舞楼的雕饰之风盛行；四是某些地方手法比较突出。
山西现存明代戏台至少27座，其中有确切纪年的19座：（1）河津市樊村关帝庙洪武二十四年（1391）舞楼；（2）沁水县城关玉皇庙宣德七年（1432）舞楼；（3）宁武县冯营村广庆寺成化十四年（1478）前之戏台；（4）稷山县南阳村法王庙弘治十五年（1502）舞楼；（5）翼城县樊店村关帝庙弘治十八年（1505）舞楼；（6）阳城县下交村汤王庙正德五年（1510）乐楼；（7）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正德（1506—1521）间舞厅；（8）运城市三路里村三官庙正德间舞楼；（9）介休城内后土庙正德丙子至己卯（1516—1519）重建之戏楼；（10）榆次市城隍庙正德十五年（1520）乐楼；（11）黎城县城隍庙嘉靖己亥（1539）门楼戏台；（12）翼城县西贺水村佚名祠庙嘉靖二十四年（1545）舞楼；（13）长治市城隍庙嘉靖三十四年（1555）山门舞楼；（14）太原晋祠万历元年（1573）水镜台；（15）忻州东张村大关帝庙万历九年（1581）抱厦式戏台；（16）介休源神庙万历十九年（1591）鸣玉楼；（17）河津贺家庄关帝庙万历三十六年（1608）戏台；（18）高平城关五龙庙天启五年（1625）山门舞楼；（19）夏县裴介镇关帝庙崇祯十六年（1643）山门舞楼。
稷山县南阳村法王庙明代戏台
其余具有明代建筑明显特征的戏台已发现8座：（1）绛县董村东岳庙戏台；（2）闻喜县吴吕村稷王庙戏台；（3）襄垣县城隍庙戏台；（4）翼城雨河坂村崔府君庙戏台；（5）州市游邀村关帝庙戏台；（6）襄垣县下良村东岳庙舞楼；（7）新绛县城隍庙二层戏楼；（8）大同代王府戏台。
应当指出，我国现存的明代戏台已然不多，多数都在山西，这是一份相当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只介绍运城市三路里三官庙、河津樊村关帝庙、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太原晋祠、沁水玉皇庙、介休后土庙、忻州东大张关帝庙、翼城樊店关帝庙、新绛城隍庙、大同代王府等10处戏台，还误以为三路里舞楼是元代遗构，其余失记，未免有些轻视了。
从现存的舞楼实物及相关碑刻看，明代神庙戏台的改革，首先是从戏台的位置入手，建造山门舞楼，所谓“创立山门，上为舞楼”即是[32]。山门舞楼一般是二层建筑，附建左右耳房和院两侧看楼，外观是巍峨耸立的山门，内看是宽敞气派的戏台，底层通行，上层演戏。耳房上层是作化妆间用的，有门与舞台相通，下层是艺人的伙房及临时休息处，看楼之上则为妇女看戏之所。与金元戏台比较，它节省开支，减少庙内建筑物的占地面积，开阔民众的看戏场地，还给艺人准备了足够的演出及生活空间，经济实用，配套建筑比较完善，适应较大规模的戏曲演出，并能“严男女之大防”，一举数得，体现出古人创造性的构思和成熟的建筑技巧，故明清以来国内大多数神庙都流行山门舞楼的样式[33]。
明代黎城县城隍庙、阳城县下交村汤王庙、长治城隍庙及高平五龙庙四处戏台，足以展示出山门舞楼的形成过程。元代永乐宫山门戏台平时是隐没其形的，没人提示很容易忽视其搭板槽口。而黎城的这座戏台（见彩插图7）置于门楼外面的平台上，门楼歇山顶，重檐三滴水，面阔三间12.35公尺，进深三间12.2公尺，戏台基高2.35公尺。它比永乐宫元代山门搭板戏台高大，而且明显。每年四月十五日庙会时，还要再搭对台。阳城下交村汤王庙舞楼，已建有耳房，耳房底下即二道山门，惟舞楼本身不能通行，也没有看楼[34]故可视为正在向山门舞楼过渡的一种形制。而长治城隍庙舞楼却已建在山门之上、门楼之后，与门楼用的是同一台基，同一堵后墙，两侧各建一座歇山顶耳房。不足之处是还未建看楼。相形之下，高平王何村五龙庙戏台虽然并不宽敞、华美，却有二层耳房和五间看楼，是一座比较标准的山门舞楼样式。其门额石刻横帔“古庆云”三个大字，细字竖刻“时天启五年六月吉旦”，与正殿脊枋题记年月相同，看来这种形制似到明末才确定并流行开来的[35]。
太原晋祠明代水镜台
明代神庙舞楼的形制大都不拘一格，向多样化发展。例如太原晋祠水镜台三间，是一座多顶式复合建筑，而且更复杂：单檐歇山卷棚顶前台，与重檐歇山顶后台绝妙组合，彻上露明及移柱造，周回廊，集中了明代殿台楼阁多种手工工艺。因后台略高于前台，故从正面看去，整个屋顶就象一道水波在倾泻。台名取自《汉书·韩安国传》：“清水明镜，不可以逃形。”意谓忠奸是非一经搬演，便显露无遗了。其实“水镜”也是其总体造型的写照。琉璃脊、筒瓦，正脊宝阁下琉璃铭文“万历元年六月吉”等字，用望远镜可见，余则看不清楚。后台的上檐斗栱双杪五踩，补间铺作三朵，耍头皆蚂蚱头。前台则五架梁头插一龙头伸出檐外，转角处则伸出龙头、象鼻，龙舌是用沙石雕刻成的，额下雀替也极雕琢之能事，美不胜收。台上青砖墁地，上下场门之上彩绘戏曲故事“木兰归乡”等，梁架上也布满彩绘，令人目不暇给。台宽9.9公尺，明间宽5.4公尺，进深6.2公尺，后台进深4.82公尺，平柱高2.85公尺，角柱亦高2.85公尺。皆用圆木柱，无明显收分，无柱侧角、柱生起，证明明中叶以后，建筑业全面实行改革，人们已不再把宋代的《营造法式》视为圭臬了。
明中叶以后戏台建筑雕饰之风盛行，太原晋祠明代水镜台已开其端。到清代，一般庙宇都重视建筑物的美化，几乎达到凡木必雕、凡雕必美的程度，甚至斗、栱、下昂、耍头等亦皆变体，刻成多种形状的龙、凤、象头及梅、菊、牡丹之类，阑额、由额、雀替上面更是布满雕刻，有些庙里还雕有不少戏曲故事。就连小型戏台也是这样，如洪洞干河村真武庙山门舞楼，悬山顶，明间出歇山式抱厦，山花向前，阑额、雀替雕饰得十分华丽。但比较典型的是泽州李寨乡陟椒村三教堂，因有专门文章考述[36]，这里不再重复。
明清时期神庙戏台改革的另一表现，是打破一庙一台的旧格局，出现了三种情形：一是一庙拥有二、三座戏台；二是两三庙共用一座戏台；三是出现了表演区域为二层的大戏楼。
庙内戏台增加是因为此时民间戏班增多，庙会期间竞演活动频繁，致使内外舞楼、对台、品字台、二连台、三连台等应运而生。一些庙宇嫌旧舞楼狭小，在庙外再建大戏楼，如晋城市府城村玉皇庙；有的如榆次城隍庙，则在其高崇的明代乐楼墙下，再建清式戏楼，这就形成了内外或上下舞楼的新格局。还有的，如解州关帝本庙，除有雉门过厅搭板戏台，又建了御书楼搭板还愿台，增多了民众平日看戏的机会。
山西的对台可以五台县金刚库村奶奶庙的为代表[37]。此外，代县新高乡口子村庆善寺对台也值得一提。后者两座台子的建造年代都不详，西边的面对关帝殿，东边的面对茹公殿，山门居两戏台之中。西戏台三间，前台单檐歇山顶，后台悬山顶，屋脊皆已残毁，两翼角即将坍塌，惟仔角梁头的套兽还在阳光下闪烁。进深五檩四椽，五架梁对后单步梁，梁头伸出刻作麻叶云头，无斗栱。台上三排圆木柱，移柱造，两次间的台前护栏犹在。东戏台悬山顶三间，前后五檩，圆木柱三排，素平础，平柱比较粗大，收分也较西台明显，其营造时间可能要略早一些。
定襄县大南庄关帝庙二连台
二连台可见于定襄县大南庄关帝庙，当地人说是“东文昌，西五道，连二台子三座庙”，东侧殿供奉文昌，西侧殿是五道将军[38]。悬山小元宝顶六间，每台三间，灰脊筒瓦，前后五椽（前三后二）六檩，移柱造。台上皆圆木柱，小鼓镜础。前檐共7柱，第四柱兼及两台，二台以板壁相隔。檐下斗口跳麻叶云头，补间斗栱明间三朵、次间二朵。台上隔断已毁，惟余框架。二台基高0.7公尺，通阔13.66公尺，通进深7.6公尺，其中前台深5.1公尺。台口石护栏，高31公分，望柱11根，高34.5公分，柱头雕莲，柱身则阴刻楹联“知音者当场领略，会心人住地逍遥”，“妙舞蹁跹明月上，艳歌婉转碧云留”等四幅。当中一柱阴刻：“同治元年季夏谷旦，不许登台。”芮城县陌南镇刘堡村药王庙也有二连台，硬山顶六间，带前廊，每台四根细圆木柱，鼓凳础，梁头伸出刻作龙头，不施斗栱，阑额上雕有仙人、麒麟、金龙、牡丹、神鸟、狮子和戏曲人物，微露昔日的风采，只因现已改作神殿，看不出原来是座戏台了。
三连台可见于芮城县东卢乡东吕村关帝庙、运城盐池神庙、壶关神郊村真泽宫等处。池神庙建筑宏伟，其悬山顶三连台是过路台，匾曰“奏衍楼”，面对池神、日神和风神殿。屋顶已无脊，筒瓦覆布，五架梁伸出，垂直截去，不施斗栱，补间处斗口跳各一朵，耍头似尖嘴鱼头，两侧加有浮雕的翼栱。东西山墙前建八字墙，墙心砖雕“寿”字。奏衍楼通阔29.5公尺，进深9.5公尺，基高2.9公尺，柱施六抹软门6扇。两侧台各二间，面宽皆8.5公尺，不施软门。该庙以前每年六月初一庙会时，常请三个戏班同时上演，竞争流动的观众，煞是热闹。
定襄县大南庄关帝庙戏台护栏楹联高3公尺，檐柱与金柱相距5.75 公尺。金柱之后是后台区。中台三间，宽12公尺，其中明间宽5公尺，移柱，
运城盐池神庙过路三连台
壶关真泽宫是山门舞楼式三连台。（见彩插图11）山门三门俱为悬山顶三间，一高二低、一大二小，中台专演大戏，两侧小台则演还愿戏。三连台两边是望河楼，楼的二层相当于普通山门舞楼的耳房，与小戏台通。戏台背面均施六抹四扇软门三个。中台台高3.5公尺，上层柱高3.35公尺，舞台面宽10.3公尺，明间宽3.4公尺，进深为七檩六椽，突出于侧台达2.95公尺。底层是方形小讹角石柱，束腰方凳础；上层用圆木柱，柱头施平板枋，其下阑额，其上施重栱计心造五踩双下昂，补间铺作各一朵。小戏台台高3公尺，面宽6.7公尺，明间宽2.1公尺，进深五檩四椽，上层圆木柱高度只有2.1公尺。院内建有东西看楼各九间，也比其他神庙的宽敞、壮阔。该庙每年四月十五日起赛，献戏三天。民间传说二仙奶奶最爱看戏，故其戏台亦愈加壮丽恢弘。
与此同时，有些村落因地势或经济条件限制，开始构思将二、三庙戏台合一，为使台口朝向每一庙的正殿，于是出现了繁峙县城关镇东庄村三圣寺的鸳鸯台，介休板峪乡板峪村的三面开口戏台。三圣寺实为三教堂，供奉佛祖、孔子和老子。其台南北开口，台上正中设隔扇分区前后。北台口面对三圣，每年四月初八庙会，堵起南台口就可以唱戏；南台口面对圣母庙，每年三月初八庙会，唱戏则堵起北台口。可惜这座极有特色的鸳鸯台已被焚毁，我们无法了解其内部构造及营造方式了。
介休板峪村戏台（见彩插图12）是一台多用的样板。它单檐歇山元宝顶，灰脊灰瓦，三面开口，惟西面砌墙。券形门洞高2.45公尺，阔1.67公尺，深8.66公尺。三个台口，通进深皆为7.55公尺，平面成正方形。台高2.78公尺，台上圆木柱四排共12根，其中金柱二排各二根，高3.5公尺，同排金柱相距3.95公尺。柱间隔扇可调整方位，变换舞台的朝向。屋顶有天花，然已破损。檐柱柱头斗口跳，龙头，其两侧亦施龙形翼栱，出头露尾，饶有情致。台前护栏高30公分，台口通宽7.55公尺，明间宽3.95公尺。明间上檐施垂花罩，吊柱垂莲共四根，边柱插木雕龙头，内柱插彩凤，颇为华丽。次间则施六抹软门两扇，可自由拆卸。台口两端都有小八字墙，仅及柱高的三分之一，起拢音作用。戏台的南口朝向龙王庙正殿（第二层供尧舜禹），每年六、七月祈雨、谢雨时唱戏；北口朝向关帝庙，每年五月十三日庙会演剧；东口正对噤师庙，每年三月十五日大赛使用。噤师，未知何神也。惟戏台构思奇特，设计奇巧，建筑奇绝，非“奇”字无以概之，在山西戏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新绛县城隍庙乐楼的表演区域分为上下两层，在山西现存的古戏台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建在庙外的七星坡上，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逐渐升高的剧场。乐楼重檐悬山顶，上三间，下五间，座南面北。台基东高3.35公尺，西高1.72公尺，通阔15.63公尺。乐楼前出二层抱厦一间，上层前加歇山檐，下层前加悬山檐，两次间加歇山檐。上层专演皮影戏，下层则唱大戏。大戏舞台通阔14.66公尺，进深7.15公尺，其中明间含抱厦之下层，为表演区，面宽3.93公尺。两次间为化妆区，宽3.12公尺，正面砌墙，仅留一窗。两稍间为廊房，各宽2.25公尺。明间无斗栱，次间、稍间檐下斗栱为三踩单杪，耍头蚂蚱头。台上皆圆木柱，鼓镜础，其中惟通柱最为粗大，因是整座乐楼建筑最基本的构件。
新绛县城隍庙二层大戏台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神庙戏台改革的背景，除因戏曲艺术蓬勃发展，对表演场地有了新的要求这一因素外，当宋代《营造法式》失去对民间的制约力，清代《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尚未出台之时，200年间我国建筑业百家竞技，地方手法乘机各逞所长的状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运城一带不少戏台的檐柱直接落于地面（见前三路里戏台），而不是台上，太原、阳泉、忻州一带喜欢歇山元宝顶，而临汾、长治、晋城一带则喜欢在硬山、悬山顶前加歇山檐（或山花向前），戏台内部的梁架结构、构件形状和制作手法等，各地之差别也很明显，以至于《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公布以后，地方手法仍在运用，各地的戏台建筑自然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了。
5 宋金迄明前期，几百年间，政统神系的本庙、陵寝及佛教寺院是不建戏台的，因为政教、佛教不承认民间戏剧也有酬神成礼的资格。至于道教宫观的祭祀活动，原本就有较强的民俗性，道家法乐和民间俗乐兼而用之，祭日演剧亦可有可无，例如永乐宫元代就建有山门搭板戏台，不过，也有不少道观是不建戏台的。
情况到明中叶以后才发生变化。随着戏曲的文化地位日益提高，原来排斥戏曲的佛寺已有“解冻”者，一些寺院在佛诞日演戏亦成惯例。盖我佛虽主清净，主持僧却难拂善男信女的勃勃欲求，不得已只好增建戏台。高平县乾隆二年（1737）《定林寺创建舞楼碑记》里，就透露了这一信息：
寺旧无舞楼，浴佛日则石砌台演剧，住持恒厌其烦苦而未逮也。适善信居士牛翔、王乘轩等，有五台进香社余银，爰发善念，创建舞楼，齐心同愿，众咸曰可。住持海山因出其厨粟，搜其工料，以偿其不足，而成其善举焉。[39]
定林寺戏台还很简陋，又位于庙外西侧，其住持的思想未免保守。而大同云岗石窟及其附近观音阁的庙外戏台，就建在中轴线上。至于太谷县城无边寺及本县阳邑镇净信寺戏台，竟都建在庙内正殿的对面，表现出那里的僧人对俗众献戏于佛的活动完全接纳的态度了。
太谷县无边寺山门舞楼
无边寺是山门舞楼，筒瓦，券形门洞高1.96公尺，阔1.89公尺，深7.9公尺。前台一大间单檐歇山卷棚顶制，面宽10.2公尺，进深3.96公尺，斗栱七踩单杪双下昂，补间铺作四攒，昂和耍头全为变体，为含珠龙头或下卷象鼻。后台五小间硬山顶，略高且宽出前台，东西山墙均有小门与台外通。
太谷县阳邑镇净信寺戏台
净信寺前后台平面成凸字形，台基高1.74公尺，前台单檐歇山卷棚顶，后台悬山顶房屋高于前台，蓝琉璃屋脊、屋瓦覆盖。柱头斗栱五踩双下昂，与补间铺作之斜栱连成一片。前台进深4.92公尺，面宽7.5公尺，其中明间宽4.55公尺。其后墙两端设八字牌楼音壁，木结构，歇山顶，做工十分讲究，其九踩四下昂斗栱，立面高度已达0.66公尺，耍头蚂蚱头，后台进深4.21公尺，面宽10.82公尺，明间宽4.54公尺。这两座戏台都是清代建的，故其雕琢也就特别细腻。
明清某些远离京城的政统神系的陵寝、本庙，也纷纷补建戏台。大概当时朝廷对散在外地的此类祠庙疏于管理，百姓常年独力修葺，官祭之后得以自办赛会，戏台之建亦在情理中。赵城女娲庙舞楼、荣河后土庙品字台、阳城析城山因相传汤王祷雨于此而建的成汤庙的山门舞楼等，皆以此而增建。有些则因朝廷重新论证，本庙被指认于他处，而原庙降格为行祠，于是也增建了戏台。
据《明会典》，明代祭祀的历代帝王中，山西惟“娲皇氏赵城祭，商汤王荣河祭”，其他列在国家祀典的各地重要祠庙，山西也只剩下11处：
平阳中镇庙（祀中镇霍山之神）、平阳平水祠（今以本号称其神）、平阳薛文卿祠（祀本朝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瑄）、蒲州西海之庙（西海之神）、蒲州河渎庙（大河之神）、汾州永泽庙（今称白彪山马跑泉之神）、汾州狄武襄庙（祀宋将狄青）、长子崔令祠（祀唐县令崔元靖）、沁州南山神庙及焦龙神庙（俱称以本名）、沁州龙泉神庙（今称伏牛山龙泉之神）。[40]
清代《皇朝通典》又载：
历代帝王陵寝，遇大庆典遣官分诣河南怀宁县祭伏羲氏，山西赵城祭女娲氏，湖南酃县祭神农氏，陕西中部县祭轩辕氏，山东曲阜县祭少昊氏，河南滑县祭高阳氏、高辛氏，山东东平州祭陶唐氏，湖南宁远县祭有虞氏，浙江会稽县祭夏禹王，山西荣河县祭商汤王……[41]
临汾尧陵舞楼（毁）、河津龙门大禹庙乐楼（并庙同毁）、永济历山虞舜庙戏台（并庙同毁）、浑源县城的南宫（北岳庙）戏台（毁）等，都是利用这一时机创建起来的。
尧陵舞楼创建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当年临汾知县赵统撰写的《帝尧墓修祀典置守墓人户记》碑，碑阴就刻有庙貌图，图中献殿、露台及河之南岸倒刻的舞楼皆清晰可见[42]。这座舞楼也见于清代知县王简的《重修帝尧陵殿廷碑记》中：
临汾尧陵明代石刻庙貌图碑（局部）
平阳城东七十里，有帝尧陵焉。惟帝圣神文武，运起中天，泽流万世，睹陵而思则天之德，遇节而伸报德之诚，民之心即天之心也。陵隶郭行、北乔二里之墟，二里黎庶，累代尸俎祝之，封壤护之，近复缭以垣壁，创建享殿、枋楼、舞亭、斋舍、庖厨，交辉于柏青云白之间。[43]
河津龙门大禹庙也存有一通庙貌图碑（见前），题为《津邑恒裕石厂刊图》，因看不见碑阳而不知年月，据“石厂”之称估计是清末或民国时期的作品[44]。图的截取部分可见一座重檐三滴水攒尖顶楼台，其下刻着“乐楼”二字，乐楼高踞于悬崖之上，背临滔滔大河，河船扬帆待发，地势极为险要，充分显示出大禹庙的宏伟气势。
荣河后土庙乃汉武帝元狩二年（121）敕建，位于古脽上汾阴之地，武帝曾9次于此亲祭后土如上帝礼。其后宣帝、元帝、成帝、东汉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等，也都在这里举行过祭祀大典。《山西通志》引旧志曰：
祠为历代敕修，规模宏敞，为海内祠庙之冠，明时惟民间修葺，至万历季年，护堰倾剥，汾脽日陷，迄壬辰胥沦没焉。[45]
万荣后土本庙品字形戏台之前两座
因原庙于万历壬辰（1592）沦没于黄河，故其现存建筑多为清代遗构。现有戏台三座成品字形排列，前两座硬山顶各三间，相距2.4公尺，也可作对台使用。东台名为“春雪楼”，西台命名“歌舞台”。屋脊已毁，惟板瓦屋顶依旧相连，其下即过道。台上用木柱，不施斗栱，檐下“檩三件”及阑额、雀替则布满雕刻，是典型的清人作风。两座台子数据一样：基高1.5公尺，进深6.9公尺，台宽8.05公尺，其中明间宽4.55公尺，东西台口宽2公尺。台前八字音壁高至山墙墀头之下，素朴无华。东台台前宽出的水泥台面，乃今人所加。两戏台距献殿61公尺，中间场地宽阔，能容纳许多观众。
后土庙另一座戏台是山门搭板式。山门三门，中门重檐歇山顶，边门单檐歇山顶，举折较高，绿琉璃瓦件，鸱尾及垂戗脊兽都很小。檐柱圆木柱，鼓墩础，檐下也是标准的“檩三件”，斗口跳。从其木件之加工手法看，建造年代当和前两座戏台同一时间。中门平柱前1.4公尺处各立一高1.5公尺的抹角石柱，留有槽口，后金柱则在等高处凿槽，两侧八字墙各在同样的高度上宽出，搭上木枋、木板就成戏台。戏台通阔9.9公尺，明间宽4.55公尺，进深4.7公尺，台上柱高1.75公尺，而山门总进深10公尺，尚余较大的后台活动空间。山门搭板戏台距前两座戏台44公尺，台前也能容纳大批观众。
万荣后土本庙山门搭板戏台
山西历代帝王的祠庙中，惟有临汾尧庙始终未建戏台。明清时期帝尧本庙被朝廷重新确定在山东东平，但也并不冷落这里的尧庙，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地震庙毁，即“奉旨发帑建修，颁发御书匾额”[46]。而山西省、平阳府及临汾县的地方官们，也一贯视此为本庙，并严格管理。如明正统丙寅（1446），山西左布政石璞奉命重修，巡按周伦视察庙宇时，发现东侧殿供奉老君，西侧殿供伯王，后为玉皇阁，乃曰：
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亲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况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阳之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专尊，于礼弗称；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诚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后，渎莫甚焉。
于是他“悉命撤而正之”[47]。思想如此正统的官员管理着尧庙，怎能允许创建戏台？而临汾自古就有大搞迎神赛社、酬神演剧之民俗和传统：“通年社祭春秋两举，率多演剧为乐，随其村聚大小，隆杀有差，盖犹报赛之遗意。”[48]这种情形使官府也得妥协：尧庙祭祀，允许在庙外搭台唱戏。山西神庙戏台中，最简朴也最灵活的形制，就是这种“草台”。
《临汾县志》里说的社祭规模“随其村聚大小，隆杀有差”，很值得注意。其实大的村落特别是大的城镇其庙也大，宗教及戏曲活动愈加频繁，除春祈秋报、主神圣诞年复一年的周期性庙会外，其他诸神也要祭拜，故戏台的利用率远远高出一般的农村神庙。市民的生活方式，毕竟不同于按照一年四个季节和日出日入安排生活生产的农民，庙会再多，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前来参加，而附近一些村庄的赛社大典也要在这里举行，因此城镇神庙对戏曲之形成和繁荣的影响，绝不亚于农村神庙。
太原晋祠水镜台北影
今天，我们很难了解尧舜禹汤以及女娲、后土等大庙每年的祭祀日程，幸亏有本《晋祠志》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晋祠里的主神是唐叔虞及其母亲“广惠圣母”，他们是先由民间祭拜又较早进入祀典的地方政统之神，庙里的戏台即为明代增建。这里仅从其明确记有演剧活动的日程里，就可以知道晋祠水镜台有多忙：
正月初八日，本镇商民致祭关圣帝君，演剧凡三日，开市贸易。是日五更烛炬辉煌，鼓乐喧阗。绅商士庶均肃衣冠，跻殿拜祝。钧天乐台唱戏一出。
二月十九日，土人致祭白衣大士于南门外白衣庵，并祭关圣帝君于凌霄阁，演剧赛会凡三日。
三月三日，为上巳辰，土人设脯醴祀真武大帝于北门楼。是日，堡东真武庙纸坊村人亦演剧致祭。
三月二十日，土人致祭于子孙圣母等神于苗裔堂，演剧赛会凡三日。
三月二十八日，本镇绅耆致祭东岳大帝于东岳祠，演剧三日，献花烛者纷如。
四月十四日，本镇绅耆致祭纯阳真人于吕祖阁，演剧赛会凡三日。远近人民献牲醴花烛匾额者，踵趾相接，香火极盛。
五月十八日，土人致祭于关圣帝君于北门外关帝庙，演剧赛会凡三日。所鬻货物农具为最多。
六月朔起至七月初五日止，晋祠总渠甲暨四河各村渠甲致祭敷化水母于晋水之源。凡祭水神必兼祭圣母。祭之日，水镜台必演剧酬神。期间：
六月初八日，小站营、小站村、马圈屯、五府营、金胜村各渠甲演剧，合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于昊天神祠。
初九日，华塔、县民、南城角、杨家北头、罗城、董茹等村渠甲演剧，合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集昊天神祠。
初十日，古城营渠甲演剧，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集文昌宫之五云亭。上为北河上河，初八、初九、初十等日所演之剧，系华塔村都渠长张某写定，发知单转达古城、小站、罗城、董茹村、五府营，届期各带戏价交付。
十五日，晋祠镇、纸坊村、赤桥村渠甲合祭水母于晋水源，演剧凡三日。祭毕宴集于同乐亭。
七月二日，有司斋戒沐浴，躬至晋祠，致祭广惠显灵昭济沛泽翊化圣母之神，于圣母殿神案陈设羊一、豕一，并祝帛行礼如仪，演剧赛会凡五日。
七月初四日，圣母出行。在城绅耆抬搁（俗名铁棍）抵晋祠，恭迎圣母出行像（另塑一圣母像，置肩舆中）。是日在城人民备鼓乐旗伞栖神之楼，并搁十数抬。午刻齐集南关厢，西行经南城角村……恭奉圣母于龙王庙，安神毕礼乃散。
初五日，仍行抬搁，舁神楼，遊城内外。人民妇女填街塞巷以观之，官且行赏以劝。是日午刻，搁乃齐集于南关厢，先入南门，穿街过巷，进署领赏（官赏搁上童男童女银牌，官眷则赏彩花），遂出西门仍返如城，又出北门仍返入城。日落出东门，天既黑，搁上张灯，名曰灯搁……恭奉圣母于南关厢龙王庙。
十一日，古城营人民演剧赛会。前一日，由南关厢龙王庙恭迎圣母至该营之九龙庙（十七龙王随之而至），虔诚致祭。
十四日，古城营人民恭送圣母归晋祠。
九月三日，晋祠农氓演剧致祭黑龙王于三圣祠。前一日自纸坊村恭迎出行神像至献殿。六日末赛，本镇绅耆演剧致祭唐叔虞于本祠，赛会凡六日，百货辐辏，商贾云集，岁之末赛也，遂为之胜。
九月秋获毕，晋祠纸坊等十数村，各备旗伞抬搁，恭送黑龙王神归天龙山。前一日周游各村以祭，名曰“遛号”。牛家口村亦于是日演剧报赛[49]。
从这里列举的赛会演剧情形能够看到，晋祠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活动是圣母出行，前后一个多月。但平时看戏最多的神灵却是关圣帝君。山西到处都传说，这位关老爷最爱看戏，所以不仅凡是关帝庙都要大建戏台，即使不是他的庙，只要有其殿在，也一定要给他演戏的。由此可见，神庙戏台的创修不仅缘于祭祀要礼乐并举的古老传统，民众赛会闹红火的热切愿望，戏曲艺术的生成和成熟，就连主神是否喜欢戏曲的“个性”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先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从山西现存的诸多戏曲文物可以判定，中国自宋杂剧盛行之日起，大江南北就在纷纷创建戏台，明以后除政统神系的本庙和佛教寺院，戏台已是本土宗教一般庙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不独山西神庙为然。只因地处表里山河的山西省元以后很少遭遇大规模的战争，又常年干旱，许多神庙还建在偏僻的山村里，所以保存下来的古戏台无论数量还是样式都很多。
第二，山西现存的古戏台及其相关文物，是古代中国各地戏曲发生、发展以及繁荣状况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到我国的剧场史实际上是以神庙剧场而不是以都市勾栏、茶楼、戏馆为主体的，离开对神庙剧场和各地祭祀演剧民俗的深入调查，中国的剧场史、演剧史、戏曲史殆无全面生动可言。即是说，我们对山西神庙戏台的调查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第三，中国神庙戏台的创建与革新既与其戏曲的发展演进同步，也与宋以后建筑业的改革和法式的确定同步，其中的一些地方手法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各地工匠的建筑技巧及其民众的审美个性。此外，神庙戏台的建筑又是各地祭赛仪式必演其剧的民俗的历史反映。因此可以说，一部神庙剧场史同时也是宗教民俗史、建筑艺术史中的重要篇章。
第四，近年来人们多以为中国戏曲首先产生于农村，然后才进入城镇并获得提高。这是基于神庙戏台建得很早很普遍又多散在农村的事实而发的。不过，城镇也有神庙，甚至每镇每邑都有许多神庙，这些神庙同样拥有戏台。城镇比农村赛会演剧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累计时间更长，影响面也更广，这也是事实，太原晋祠每年频繁而又浩大的祭祀活动就是明证。由此看来，说中国戏曲的发生、发展和城镇乡村神庙祭祀礼仪的关系都很密切，才是比较平实的看法。倘若硬性地派定孰先孰后，甲是乙非，就难免偏颇了[50]。
附碑一：翼城县武池乡武池村《乔泽庙栾池水例古规碑记》
翼邑东南翔山之下，古有东西二池。晋栾将军讳宝生其傍，故以为姓。及栾将军讳成死晋哀侯之难，小子侯嘉其忠，以栾为祭田令，南梁、崔庄、涧峡立庙祀焉。唐大历二年，韩邑令讳佲重修，居民以三月初八日祭赛。宋熙宁年间，南梁、涧峡始同下流运石修砌，合二池为一池，庙废坠又同下流修理嗣作，乃称为上三村也。殿前香亭，涧峡建焉。东殿子孙祠、西殿闫罗府并山门戏楼俱全，系（南）梁所建。两傍虽有下村廊房，而前后左右地基，则无尺土不属南梁焉。南梁发源之地，为十二村之首，所以南梁任意自在浇灌，不计时候，非别村可比。以有下流无有渠路，接连南梁渠路，使水不能自由。至大观四年，下流村任重告本县李老爷讳察案下，要与南梁分定日期轮流使水。南梁崔九思等不允。李邑令因水利事大，以神之响应，并下流争水之事闻于外台，奏宋徽宗皇帝。六月初六日旨下，敕封栾将军乔泽神，命李侍郎讳若水分定水例，断定每年清明起番，八月仲秋落番。南梁使水六日七夜七十八时，下流使水二日六时。南梁未收下流过水渠价，谕下流闸水日期，与南梁留三分饮牛之水。南梁村挑渠，亦在下流村日期内，以报南梁未受渠价之恩。仲秋落番之后，南梁使水复照熙宁年间旧规，任意自在浇灌，有余之水退入马册桥下，东郑、西张截河打堰使用。至明洪武七年，下流王思敬等欲翻前案，南梁渠长解周易等，告李老爷讳谅案下，审出真情，将王思敬等重责八十，仍照李侍郎断案。弘治年间，武池王厚等欲乱成规，北常王玘赴京上疏，命下批部院道府□确罚厚等米石，仍照依旧规，勿得紊乱。嘉靖三十五□□里张士厚为□□□□□太老爷案下，蒙批：据张士厚告前事，切照霍州、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绛州等处，各有广胜款□□□亦有栾池□□□□水灌田，俱□□□□官分定水例，俱各竖碑石，编□渠长专一管理。晓谕在地居民，一若鱼鳞之势。自三月疏渠，八月退水，轮流浇灌，至今均平，永为遵守。至崇祯十二年己卯，飞蝗蔽日；庚辰，旱魃煸惑；辛巳，斗粟两金。祸乱叠作，天之所以示□也。乃人不悔悟，用水不公，上干神怒，泉遂涸竭。至本朝大清顺治四年丁亥，邑令山东武城赵公讳昉，为民造命，诣祠致祷。九月，泉复湧出。今幸邑令陕西□何公讳斯美，恪修祀典，恭致如在之诚，水之□然较昔更盛。一十二村沐神之□□□三月清明起番，八月仲秋落番之旧规。不意武池村伪官乔光启、乔毓□、王豪、李萃荣等，恃富□欲乱旧规。北常村杨景耀共□□□何老爷案下，蒙审解忿息争，批有□照后不为例。耀思水利大事。复告本府徐大老爷案下。启仍恃官势，弄权变法□斗欧拟耀不应打□□□□□□□打□杨景耀等抵罪。复又告巡按蔡大老爷□□□，南梁村渠长崔君宠，涧峡村渠长吕九韶，清流村渠长李生芳，俱言三月清明起番，八月仲秋落番，此千百年之成规，一十二村皆然者也。蔡大老爷将乔光启□□罪断，仍守旧规，不可紊乱，□□□究不贷。
值年渠长崔登第 崔克明 崔周易 解朝纲重易石
在甲人崔迺焦重录
大清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吉日 南梁 崔庄 涧村六十四甲仝立石
注：碑高142公分，宽61公分，侧宽13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翼城池源管理站。碑阴为《本村裘大老爷断明起落番次水例碑记》，与碑阳同时，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