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三路里村三官庙戏台的断代问题
山西运城市三路里村三官庙戏台被古建筑学家鉴定为元代遗构。柴泽俊先生《平阳地区元代戏台》文中说，这座戏台“据‘大元三官庙记’和明代‘重修三官庙记’碑载，创建于元代，明嘉靖间重修过”。又说“全国仅山西南部古平阳地区较完整地保存有元代舞台八座”，其中“除三官庙舞台和三郎庙舞台局部经后人修补，梁架斗栱有些变更原制外，余皆元代遗物”[54]。但他仍然把三官庙戏台列入现存的元代建筑中。他的这一结论在戏曲文物研究者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关论著无一例外地都跟着说，运城三路里村现存一座元代戏台，提起元代戏台也都说现存八座。
运城三路里村三官庙明代戏台
按古建筑的考古断代问题，一般认为判定的标准主要有三：一是该建筑物的形制基本保持原貌；二是它的梁架斗栱结构基本未变；三是主要构件大都没有改换。在此基础上，如果建筑物本身铭刻、题写着显示其建筑或重修年月的文字，那就拥有了断代的“铁证”。
例如临汾魏村牛王庙戏台不仅符合上述三点要求，而且它的西角柱还刻着“蒙大元国至元二十年岁次癸未季春竖”，东角柱又刻“大元至治元年岁次辛丑至秋月下旬九日竖”，该戏台断定为元至元二十年（1283）初建，至治元年（1321）重修便无问题。再如太原晋祠水镜台，基本保持明代建筑的原貌，梁架结构和大部分构件也都未变，但因未见直接的文字证据，晋祠文管所挂牌介绍说，此戏台“可能是明代”建的。而我们在考察时发现其正脊中间的琉璃件上烧有铭文，用望远镜清晰可见“万历元年六月吉制造”等字，于是可以肯定地说，该戏台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恕不枚举。
柴先生虽然承认三官庙戏台“局部经后人修补”，“梁架斗栱有些变更原制”，但他显然更看重《大元三官庙记》和明代《重修三官庙记》两通碑刻的记载，所以得出该戏台是元代遗构的结论。我们在实地考察中，没有看到那通元碑而只见明碑砌在戏台的山墙里。碑高170公分，宽85公分，螭首，正书。碑阳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路里庶士吕家旺撰书，碑阴则记有嘉靖十八年（1539）修庙功德人姓名，这两次修庙工程都包括乐楼在内。万历碑记只说该庙“前古所立”，未言具体朝代。另外在戏台脊枋题记里，还可以看见“正德”、“道光”年号，年代则看不清。也就是说，现有文字资料仅证明该戏台最早曾在明正德（1506—1521）间重修，其后嘉靖、万历间也重修过，最后一次大修是在清道光（1821—1850）年间。而且，元代碑刻即便记载创建乐楼的事，也无法证明现存戏台就是元代的，因为它已经被明人彻底改造过了。现存建筑只能鉴定为明代遗构。
从三官庙戏台的现状看，它与元代流行的那种单檐歇山顶或十字歇山顶舞台形制有很大区别，和柴先生所举的永济市董村三郎庙戏台（见彩插图5）相比，外形差别亦很明显。后者虽然也经过明清两代人多次重修，但其基本形制还是元代样式。而三官庙戏台就好像被人用大刀阔斧从顶上砍下大半，然后续接了一座硬山台子。其实它只是硬山顶舞台外加一个山花向前的歇山前檐而已，后人不是局部修补而是全面改建。前檐正、侧三面墙壁及台基、台阶、板门则是今人所加，檐内的地面原是台下行廊。戏台主体三大间进深8.3公尺，通阔10公尺，其中明间宽4公尺；前檐三小间进深只有1.72公尺，面宽7.39公尺，其中明间宽4.27公尺。戏台基高1公尺，整体平面呈凸字形，正面看去给人前三后五的假象，造型错落有致，檐角翚飞，仍是比较美观的。
硬山顶舞台前加歇山或悬山檐，是明清以来晋南和晋东南较为流行的地方手法。例如平顺东河村九天圣母庙的山门舞楼，永济张营乡常里村娘娘庙院内戏台及长杆村戏台等，都是这种手法，后两座戏台的檐柱也都直接落于地面，形成檐廊通道，与三官庙前檐一样，可见这曾是运城一带比较流行的形制。差别是这些戏台及其前檐多为清代修建，没有三官庙戏台歇山檐古朴雅致。那么，三官庙戏台的这个前檐是否元代遗物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稍一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歇山前檐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元代遗物可言。尤其是它那两根石质的方形抹角角柱，简直无法与元代舞台那种粗壮的角柱相比。因为它所负荷的重量只是个屋檐，而不是整个屋顶，又有平柱支撑，当然也就用不着那么粗壮。角柱和两根圆木平柱都以短石柱为柱础，此与元人常用素平础和素覆盆础、檐柱落在台上的作法也大相径庭。
运城三路里三官庙戏台角栱
其次是梁架上无元代样式的斗栱，而只有“斗口跳”，出跳部分与衬方头合雕为短鼻象头，象鼻下弯，且用材很小，坐斗两侧皆施以卷草形翼栱。惟当心间补间铺作一朵。而平身科稍有移动，不在柱头上。角科45°度斗口跳含珠龙头，另一侧则为长鼻高卷的象头，惟独正面的做成华栱模样。这些都是明人始创到清代才广为流行的样式，是时斗栱的支撑作用已经完全衰退，而主要用于装饰门面，故与元代斗栱有很大区别。
此外，它的檐檩之下有垫板，再下为檩枋，是标准的“檩三件”式。大额枋下也是垫板，再下是小额枋，再下是阑额、雀替，阑额、雀替或雕二龙、香鼎，或雕花卉、图案，大额枋断面钉有木雕虎头护朽。这些做法也都兴起于明中叶以后，到清代才发展为极至，几乎达到凡木必雕、凡雕必美的程度。元代建筑物上是没有这么多木雕作品的。
总之三官庙戏台这个歇山前檐，无论手法还是构件都符合明代中后期的建筑特点，是明代遗构，清人补修之时又有一些新的加工。因此，若用宋金元三代所依据的建筑法典——《营造法式》里的规制衡量，将会大失所望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元代戏台。
那么有无可能，后面的硬山顶建筑是元代戏台，明人在此基础上又另加了个歇山檐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元人决不会在神庙里建筑硬山顶戏台，现存元代戏台一律都是歇山顶或十字歇山顶，硬山顶戏台是明清时期才流行起来的。当然，后人在元代戏台前面附加一个台子，以扩大其表演区域的作法也不乏先例，如临汾吴村镇王曲村东岳庙戏台（见彩插图4）就是这样，由于它的面阔和进深都已经无法满足发展了的戏曲演出规模的需求，所以清人在它的前面加了一座卷棚顶舞台，前台明显宽于后台，整体呈一倒凸字形。现在用作后台的就是元代乐楼，它基本保持原貌，平面呈正方形，四根粗大的圆木柱撑起整个歇山屋顶，柱上栌斗甚巨，四道大额枋两两于柱头相交，断面垂直截去，而无任何雕饰。每面斗栱五攒，为重栱计心造五铺作单杪单下昂，用材也较宏大。屋内梁架结构为斗八藻井式，与临汾魏村牛王庙、东羊村东岳庙元代舞台藻井大体一致。相形之下，三路里村三官庙戏台无论如何不能称作元代建筑了。
三官庙戏台的内部结构也比较繁琐。这是因为山花向前的屋顶必然是左右坡，而硬山顶房屋则前后坡，二者结合时很难作简洁处理。其硬山顶舞台二角柱是粗大的盘龙石柱，二平柱（连歇山檐算起当称二金柱）为普通的小八角石柱，上刻楹联：“妙舞翩跹红袖影飘绿树月，艳歌婉转紫箫声断碧云天”。元代戏台是没有楹联的。角柱与平柱间的连接手法，同于前檐，阑额、雀替也有雕刻。戏台主体四檩三椽（前一后二），前檐进深仅一架椽，二者连接主要凭借五架梁直撑歇山顶上的山花和硬山顶屋的后檐，硬山顶正脊下施雷公柱，四根由戗插入其中，不成藻井。后面两根辅柱支撑五架梁，并借以施隔扇来区分前后台。现存隔断是砖砌的，乃近人所为。仔细看去，这座硬山顶舞台的内部，只有梁架、几个木质极好的驼峰、两根盘龙角柱和四根抹角石柱等，可确定为明代遗物，个别构件已被清人更换过了。
运城三路里三官庙戏台石柱明代铭文
至此可以结论说，运城三路里村三官庙虽然曾有元碑记载着乐楼，但是那乐楼早被明人拆掉了，现存戏台已是明代遗构。这情形就和平顺东河村圣母庙的宋碑记载着创建舞楼，而实际保存下来的舞楼却是清代的一样。判定古戏台的建造年代，应该把文字记录与戏台的现状结合起来一并考察，才会有较大的把握。不过，我国明代戏台目前只剩下二十几座了，就这一意义而言，三官庙的这座台子仍有很珍贵的文物价值[55]。
按：文章写过之后，本所车文明博士陪同中央戏剧学院教师郭涤、日本学者樱木阳子，到晋南和晋东南做短期考察。他们意外发现，三路里戏台盘龙金柱上端，刻有一条铭文，其中清楚可见“大明嘉靖卅二年六月初四”等字。此即明人改建这座戏台的确切纪年。铭文原被贴墙挡住不得见，现在随着墙体毁坏而得见天日。拙文关于三路里三官庙戏台是明代建筑之说遂成定论，彻底了结了关于此戏台断代问题的一段公案。特补记于此。
【注释】
[1]《中国戏曲志·山西卷》页538。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2]《礼记正义》卷四十六《十三经注疏》下册，页1591。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旧唐书·狄仁杰传》，《二十五史》册5，页347。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上册，卷一三〇《宗庙十三》，页938。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上册，卷一三〇《宗庙十三》，页938—939。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上册，卷一三〇《宗庙十三》，页940—942。中华书局1986年版。
[7]《山西通志》册9，卷五十六《古迹考七》，页4040。中华书局1990年版。按三义士的墓今仍在，而本庙已毁。山西现存最大最完整的赵氏孤儿和三义士一庙，在盂县的藏山，容另作文以述之。
[8]《金史》册3，卷三十五《礼八》，页818—819。中华书局1976年版。
[9]以上三处引文分别见《元史》册1，卷五《世祖纪二》，页93；卷八《世祖纪五》，页161；册6，卷七十六《祭礼五》，页1903。中华书局1976年版。
[10]关于东岳池庙在宋代即已遍天下的问题，详见车文明《山西蒲县东岳庙及其戏曲文物考述》一文，载《中华戏曲》总第21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1]详见《左传·昭公元年》及杜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下册，页2023—2024。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旧五代史》册4，《晋书二·高祖纪第二》，页999。中华书局1976年版。
[13]碑高230公分，宽93公分，侧宽28公分，笏头，龟趺，现存庙内。
[14]参见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册3，卷十七，页1。
[15]《宋史·礼制八》，《二十五史》册7，页5525。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16]乾隆版《潞安府志》册2，卷四《山川》，页15。晋东南行署翻印，国营湖北印刷厂印刷，1980年版。
[17]乾隆版《潞安府志》册2，卷四《山川》，页47。晋东南行署翻印，国营湖北印刷厂印刷，1980年版。
[18]（清）但明伦撰，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盐池神庙殿庑碑记》。作者曾任河东兵备道兼管盐法道。碑高200公分，宽80公分，现存庙内。
[19]宋翼城知县田灏撰，政和元年（1111）《乔泽庙碑》，载《山右石刻丛编》册3.卷十七，页5。
[20]清光绪二年（1876）碑，通高291公分，宽80公分，侧宽22公分，笏头，方趺，现存庙内。
[21]郭明济撰，大定二十八年（1188）《大金重建超山应润庙记》碑，载《山右石刻丛编》册4，卷二十一，页55。是时宣和元年（1119）的敕牒碑尚存。
[22]雍正版《泽州府志》册4，卷四《坛庙》，页6。晋东南行署翻印，国营湖北印刷厂，1980年版。
[23]以上引文，分别见《山西通志》册9，卷五十六《古迹考七》，页4035、页4931。
[24]《山西通志》册9，页4032。
[25]司礼撰，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玉皇庙碑记》碑，通高265公分，宽93公分，侧宽18公分，笏头，方趺，现存晋城市府城村玉皇内碑廊中。
[26]孙廷桧撰，光绪五年（1879）《重修戏楼碑记》。碑高120公分，宽40公分，侧宽17公分，现存长子县南陈乡东北陈村关帝庙内。
[27]引自《十三经注疏》下册，页1746。中华书局1980年版。
[28]《山西通志》册10，《水利略二》，页4776。
[29]参见《中国戏曲志·山西卷》，页539—540。
[30]详见景李虎、王福才、延保全《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载《文物》1991年第11期。
[31]碑高44公分，宽72公分，无题，嵌于壁内。
[32]晋城市高都镇东岳庙万历四十六年（1618）《创修拜殿山门记》碑，高210公分，宽65公分，笏头，正书，现存庙内。
[33]外省现存的，如安徽亳州山陕会馆戏台、河南开封火神庙戏台、洛阳山陕会馆和关帝庙戏台等等，都是山门舞楼。
[34]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35]关于长治城隍庙和高平五龙庙戏台的较详考述，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36]曹飞《山西省泽州县陟椒村三教堂及其戏班演剧考》，载拙编《太行神庙及赛社演剧考》书中，台湾“民俗曲艺丛书”2000年6月版。
[37]见《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彩页。
[38]见《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此二连台面对二郎庙、关帝庙、龙王庙，非是。见其《演出场所》章，页556。
[39]碑高42公分，宽51公分，立于乾隆二年（1737）四月初一日，现仍嵌于定林寺戏台壁内。
[40]《明会典》卷八十五《礼部四十四·祭礼六》，《四库全书》册617，页803—805。括号内文字，是原文下面的细字批注。
[41]《皇朝通典》卷四十九《礼·吉九·礼历代帝王》，《四库全书》册642，页656—657。
[42]碑通高210公分，宽90公分，螭首方趺，额篆与碑题同，现砌于正殿与侧殿之间的墙内。
[43]民国癸酉（1933）年重修，见民国《临汾县志》册5，卷五《艺文类上》，页91—92。
[44]碑身高116公分，宽52公分，笏头，已无趺，现存河津市区九龙头真武庙内。
[45]《山西通志》册9，页4028。
[46]民国《临汾县志》册2，卷二《礼俗略·典礼》，页2。
[47]（明）韩文《增修尧舜禹庙碑记》，载《临汾县志》册5，卷五《艺文类上》，页57。
[48]《临汾县志》册1，卷二《礼俗略·风俗》，页14。
[49]摘自刘大鹏《晋祠志》上册，卷七、卷八《祭赛》上、下，页163—203。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0]以上文字曾独立发表，题为《山西神庙与戏台调研小结》，载台湾《民俗曲艺》第128期，即《仪式、戏剧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2000年11月版。此处略有删节。附碑亦为新加的。惟文中关于戏台改革的内容，与下章第一节《从露台、舞楼到神庙剧场的多样发展》略有重复，现只能存其原貌，还请读者谅解。
[51]光绪版《山西通志》册6，页2257。
[52]炎帝中庙舞亭，见本章第一节的介绍。王何五龙宫山门舞楼，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53]殿山寺元代戏台，面阔4.65公尺，进深4.3公尺，柱高2.78公尺。
[54]《戏曲研究》1984年第11辑。
[55]本文曾发表于《中国文化报》，1999年10月27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