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郭明济平遥《大金重建超山应润庙记》考
【碑 文】
大金重建超山应润庙记
《图经》云：“超山在县东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余山。”《城冢记》云：“平陶东南有过山”是也。唐天宝六年改名超山。山之谷，越谷也。谷行十余里，中有佛舍百福寺也。寺东有古神祠应润庙也。庙有井池，乃祷雨取水之泉也。宋宣和元年，县宰余彦和状闻甘雨应祈之事，因赐额曰“应润庙”。敕牒碑刻，斯具存焉，到今七十年矣。大定十二年，县令兰嗣吉亦祈雨即应，创构喜雨亭于县署，以明“应润”之征也。近来自春徂夏，雨泽愆期，苗则槁矣，民斯病矣。知丞权县寇公大夫，以民为忧，步至超山应润庙，取水祈雨。因瞻庙貌毁旧，殿庑摧圯，祝曰：“如获甘雨，愿输俸钱，修完祠宇。”言之有信，感而遂通，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旱苗勃然兴之矣。雨随水行，信宿至县，三日而俾滂沱矣。县人以纸千（钱）数千，送水至东河上，其焚纸灰皆东南飞去，实神飨之验耳。水还庙而复雨，世谓“回马雨”也。由是观之，庙曰“应润”岂虚言哉！即以清俸充修庙之费，且阖县乡里愿施，瓦木人工者源源而来，皆德政感神降雨，所致如此。寇公大夫字伯祥，代郡崞县人也。自大定乙巳仲春，来丞吾邑，特权县事。庭无留讼，狱无滞囚，乡无追胥，境无盗贼。优优然了无事矣，乃广廨署，修学舍，葺弦歌之南楼，引渠水于东郭。百废皆起，庶民咸和，是以廉问治最。比及升除，士民已有“去思”之咏。况夫感神澍雨，过于公、兰令远矣，彼积薪环艾者，岂可同年而语？至于修庙之际，欲雨则雨，欲晴则晴，神意人心，合若符节。陶瓦生而复熟，神髭梦以剪发，闻者莫不惊叹。佥曰：“如斯神应，可不记其始终，以永其传？”其营建制度，烂然可观。前后正殿、东西两庑、龟亭拜厅、挟堂楼门，绘塑一新，皆寇公之所规画也。于是神有所来飨，人有所归仰，峰峦栝柏掩映左右，乃一方之壮观，不其韪欤！仆为之记，殆非好谈神异，特纪其实，而记岁月尔。
时大定二十八年岁次戊申中秋日 太学主县人郭明济谨记
乡贡进士□秉钧书丹
乡贡进士刘甲篆额
奉训大夫行平遥县丞飞骑尉赐绯鱼袋权县事寇居庆
信武将军行县尉骑都尉完颜子仪立石
平陶史辑刊
【考述】
此碑为歌颂平遥县丞权县事寇居庆，祈雨灵应、复修庙宇、治教具修的事迹而作，立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原碑已不存。《山西通志·金石记七》著录。此据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一迻录。聘之注云：“碑连额高三尺六寸，广一尺二寸五分，十八行，行四十五字，正书，额题‘重建应润庙记’六字，篆书。今在平遥县。”
作者郭明济，平遥人，自题“太学主”，未知云何也，似与国子监斋长同类。书丹人□秉钧，乡贡进士。胡聘之说：“校以《县志》，应为梁秉钧。《志》以秉钧列于元，以事实、年岁考之，固当作金代人。可补碑阙。”碑中歌颂的寇居庆，字伯祥，代郡崞县（今山西原平）人，自大定乙巳（1185）来任平遥县主簿，代理县衙政务。县尉完颜子仪，女真族人，亦权县事。金制以高衔任低职者，例用“行”字，已见前藏山庙碑考述。此二人俱见《平遥县志》，记与碑同。
平遥乃春秋晋国中都地及九原地。汉置中都县，文帝为代王，徙都此。王莽时置平陶县。北魏以避太武帝拓拔焘之名讳，而改平陶为平遥（本地方言，陶亦音“遥”）。唐隶介州，后改隶汾州。宋金如故。今属晋中地区。县以完整的古代城墙著称于世，已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碑言超山在县东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余山。原名过山，唐天宝间改名超山。山谷有佛舍百福寺，寺东有古庙，庙有井池，乃祷雨取水之泉也。宋宣和元年（1119），县令余彦和状闻灵应等事，敕赐庙额“应润”。大定十二年（1172），县令兰嗣吉亦祈雨即应，遂构喜雨亭以明之。《山西通志·秩祀略中》谓元至元乙酉（1285）重修，张翼撰记。大德四年（1300），祈雨有应，武亮撰记。又行祠有三，一在南门外，一在西陂村，一在东泉村。可知超山应润庙，在宋元时期是平遥县最重要的雩祭场所。
关于宣和元年敕赐庙额事，可参见《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七所录《尚书省牒汾州平遥县应润庙》、《敕赐应润庙记》、《超山应润庙祝文》等碑。余彦和自题“宣教郎知县事管句学事”，以其祷雨超山当即灵验，乃请知州周炜申报朝廷。获赐庙额后，周炜又委派彦和赴庙宣读祝文。其时徽宗皇帝喜听鬼神祷祈之应，地方凡有奏请，莫不赐额及至敕封，上下一气，遂汇合为12世纪中国一股造神、礼神的声浪。超山只是无数受赐神灵之一罢了。
所谓取水祈雨，其繁琐的仪节也肇自北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以旱遣使祷卫州（治在今河南汲县）百门庙白鹿山：“内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粢饵，率群官乡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乐巫觋，以致亵渎。雨足，送龙水中。余四方皆如之，饰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坛取土之里数，器之大小，龙之修广，皆取五行生成数焉。诏颁诸路，及令祀雨师雷神。”
至于碑中所言“寇公大夫以民为忧，步至超山应润庙，取水祈雨”，却是一种个别行为，非大雩也。祈雨者须曝首跣足，一步一祷，入庙至神前及井池，拜取神水毕，再擎瓶于头上，步行返回。金元时期不少碑刻提到这种祈雨形式，如阳城崦山白龙庙金泰和二年（1202）《复建显圣王灵应碑》，所说的“许福躬发诚恳，前诣祈水，度日清斋，三步一礼”即是。再如元大德六年（1302）武亮《应润庙祈雨灵应记》，载平遥达鲁花赤完颜大帖木儿，“修雩祀，作土龙……是日斋戒，躬诣灵山，谒神宇，严香火，极诚敬，暴身致祷”也是。元后至元四年（1338）《阳城县右厢成汤庙祷雨灵应颂》，天历二年（1329）长治《五龙庙祷雨感应记》及至正二十一年（1361）《忽都铁木儿祷雨获应记》（均见《丛编》）等，也有较详记载。这些人多是地方官和绅士，只要不辞辛苦，又凑巧老天降雨，顷刻之间便会使竖子成名。郭明济碑里的余彦和、寇居庆被人称颂不已，也是这样。
碑中盛赞寇公：“感神澍雨，过余公、兰令远矣。”认为他的政绩大大超过了宋代县令余彦和及本朝前任县令兰嗣吉。如果作者没有刻意美化的话，寇居庆的确做了一些对当地百姓有益的事情，如“庭无留讼，狱无滞囚，乡无追胥，境无盗贼”，“乃广廨署，修学舍，葺弦歌之南楼，引渠水于东郭”等，非止祷雨一事也。总的看来，他是一个不错的县官，所以“比及升除，士民已有‘去思’之咏”。按《汉书·循吏传》，论王成、黄霸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即碑中“去思”二字之所本。
这里所谓“葺弦歌之南楼”，当指重修超山神祠的舞楼，以其在正殿之南而称之。按照当时的宗教习俗，祈雨得雨后，须作“谢雨”演出，以酬报神灵，故舞楼之类不得缺焉。演出的节目有歌舞百戏，也有杂剧院本，不一而足。此从下面即将考述的宁武金泰和八年（1208）《昌宁公家庙记》、平定州至正十三年（1353）《灵赡王庙碑》中就可以看到，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