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门舞楼:古代神庙最完善的剧场形制
中国古代神庙里的建筑艺术,自有它历史传承的相对稳定性、保守性,神庙戏台也是这样,不到不得已绝不会轻言改革。明清时期的神庙山门舞楼就是改革的产物,是元以后发展了的戏曲表演规模之要求所致。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在神庙的大门上作文章,所以山门舞楼的总体模式难免单调,但其具体形制也能多种多样。从演进的角度看,山门舞楼较比金元院内戏台、倒座戏台、过厅式戏台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是神庙剧场高度成熟的标志,作为古代戏曲艺术的重要载体同样是功不可没的。
1 山门舞楼是今天最常见的古戏台样式,是神庙山门和戏曲舞台的组合体,估计至少占中国现存古戏台的70%以上。它一般是二层建筑,附建左右耳房和院内东西(南北)看楼,外观是巍峨耸立的山门,内看是高敞气派的戏台,底层通行,上层演戏。耳房上层即戏房,是作化妆间用的,有门与舞台相通,下层是艺人的伙房及临时休息处。看楼之上则为妇女看戏之所。与金元戏台比较,它节省开支,减少庙内建筑物的占地面积,开阔民众的看戏场地,还给艺人准备了足够的演出及活动空间。经济实用,配套建筑比较完善,适应较大规模的戏曲演出,并能“严男女之大防”,一举数得,充分体现出古人创造性的构思和成熟的建筑技巧。

芮城永乐宫元代山门搭板戏台
山门舞楼的创建,当受元人过厅式戏台和门楼上可以演戏的启发。例如山西芮城永乐宫的龙虎殿,元代曾是山门,面阔五间,二稍间封为小屋,明间和两次间兼作戏台。台口宽12.4公尺,明、次间宽度大体相等,进深7公尺,台基高1.55公尺,东西台口宽2.25公尺。山门北面朝向正殿,砌有一道内缩式台阶,宽2.55公尺,深2.95公尺。其上留有搭板槽口,槽口宽深都是15公分,届时搭上木板就能演出。这座戏台无论高度、深度和宽度,都很适合杂剧艺人的表演。也适合观众在台下及稍远处观看。它那单檐庑殿顶形制,是古代建筑等级中规格最高的,会使这座只有庙会时才搭成的戏台熠熠生辉,倍显典雅和庄重,当然也会大大抬高戏班子的身价与声望。
然而也有不足,这就是平日看不见它的戏台的存在,庙里少了一座民众心目中地位崇高的主体建筑而让他们耿耿然心怀不怿。全真教徒一向标榜“清净”,故而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这样一座隐没其形的台子。不过,就是这座一年只能几度现身的舞台,客观上成了后来山门搭板戏台的鼻祖和山门舞楼的雏形。

芮城永乐宫元潘德冲石棺元杂剧图
永乐宫还保存着元初全真教骨干潘德冲的石棺,棺头上线刻一座三头四柱庑殿顶门楼三间[60],楼下是门,楼上正在演戏。据楼上的建筑格局判断,它还不是专门的作场场地。当心间虽然突出,次间却低下一截,平座不平;屋檐、回廊也都很浅,周围则是重勾栏式木栏杆。这些情形使艺人作场时难以施展,也不能容纳较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不过用来表现借助杂剧艺人的亮相而祈望死者早升天堂的宗教观念也许是很时兴的。有意义的是,这一楼下为门,楼上演戏的线刻图画足能启发明清建筑师们的慧根灵性,开启后世戏台建筑的许多法门。明代的戏台改革首先即从创建山门舞楼开其端,恐怕决非偶然。
从目前掌握的文物资料看,戏台改革是明中叶以后的事,其中叶以前大都继续使用金元戏台而不断加以修葺。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谈到的,晋东南阳城县下交村成汤庙,正统十年(1445)还在维修金元旧舞楼,正德五年(1510)便建成了一高二低,四转角并后墙出厦三间的新戏台。新戏台为单檐歇山顶式,在内院的位置为倒座,屋顶举折较高,已不同于宋元建筑法式。但它的角柱柱侧角与柱生起仍然比较明显,又与明中叶以后的建筑风格有别。四道大额枋于柱头相交,断面垂直截去而不加任何雕饰,尚未形成后来的那种崇尚雕镂的作风。斗栱四铺作单下昂,昂嘴扁平,耍头蚂蚱头,也与元人的手法相近。两侧各附建一座二层耳房,耳房低于舞楼,故其碑云“一高二底(低)”。耳房上层是化妆间,底层则分别是东华门和西华门(即二道山门)的门洞。由于此庙的内院高于外院,所以内看戏台是一层而从外院看则是高大的二层,惟戏台底下尚不能通行,两侧也没有看楼。故从神庙剧场的发展趋势看,这应当是金元倒座戏台向明代山门舞楼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制。
明代山门舞楼创建伊始,便有超越金元戏台的宏大气势。如山西长治市城隍庙(见彩插图9),舞楼正脊火珠下琉璃件烧有铭文,左为“丙辰造重修”,右为“戊子月大吉利”,正中是“大明嘉靖岁次乙卯”几个字,该舞楼建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确凿无疑。具体做法是把舞楼和山门门楼建在同一个台基之上,底下同一个门洞。只是舞楼略矮一些,但与门楼用的是同一堵后墙而且互通,演戏时门楼就是后台,也作化妆间用。在它的两侧又建有二层耳房,用作戏房,也供艺人住宿。因此整体看去,这已经是一种基本成型的山门舞楼了。
这样的舞楼是元代梨园子弟无法梦见的。它不是一座单纯的戏台,而是一个小建筑群,全是单檐歇山顶绿琉璃九脊,筒瓦覆盖,像四只大鸟正在展翅飞起。戏台三大间,通阔12.3公尺,明间宽5.4公尺,进深6.27公尺,上层柱高2.95公尺。底层高3.03公尺,方形门洞宽2.72公尺。舞台三面观,有护栏围绕,三面均施软门,可随意拆卸。屋顶用较粗壮的圆木柱撑起,柱收杀、柱侧角和柱生起都不明显,是典型的明人手法,只因今人装修了天花板而无法了解它的梁架结构。屋檐下,平柱移柱造,以扩大表演区域,这也是明人的新创。大额枋于柱头相交,其下阑额皆彩绘,斗栱七踩双杪单下昂。与别处不同的是,它的双杪在上而昂在下,刻作向上卷起的象鼻子形状。补间铺作各一朵,惟当心间施大斜拱三缝,中刻一条整龙,尾上头下,两侧华栱刻成龙爪,爪内分别抓着宝珠、牡丹等。高敞、华美、气派,是这座山门舞楼的明显特征。可以设想,当年无论在这里演戏还是看戏,都是很惬意的。
明代后期山门舞楼开始增多,例如山西晋城高都镇东岳庙现存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碑中所言“创立山门,上为舞楼”[61],就是一证。但是限于条件,每座神庙未必都象长治城隍庙舞楼那么神气活现,实际上不少农村神庙戏台的造型仍是比较简洁的。
晋东高平市北城区王何村五龙庙的山门舞楼,创建于明天启五年(1625),单檐悬山顶,因今人改作它用,故台口已被砌封。然斗栱露出墙外,为三踩单下昂,耍头麻叶云头。舞台三间面宽7.65公尺,明间宽2.6公尺,进深4.83公尺。底层是砖砌的,高达3.24公尺。券形门洞高1.98公尺,宽2公尺。门额石刻横披“古庆云”三个大字,以攀比尧舜时古歌《庆云》(亦作《卿云》)来表现其抬高戏曲艺术的社会地位的积极意向。细字竖刻“时天启五年六月吉旦”,与正殿脊枋题记年月相同。此外,舞楼前又骑门砌了一座拱桥式台阶,上是小平台,两侧是阶梯,可能是后人所为。东西二层耳房各三间,上层各有一门与舞台相通。东西廊庑之下,还建有硬山顶二层看楼各九间。显而易见,这座舞楼没有金元戏台和明代都市里的戏台漂亮,但它和山门业已完全同体,而不似长治城隍庙那样仅仅是联体,又增建了看楼,配套建筑也比长治那座台子完善,因此可为后来农村普通小庙戏台的样板。这也是今天我们见得最多的古戏台样式。

高平王何五龙庙山门舞楼及看楼
中国现存的明代舞楼大概只有三十几座了,就这一意义而言,高平王何五龙庙戏台虽然朴素无华却仍有很珍贵的文物价值。
2 清代山门舞楼广泛普及,遍布全国。例如河南郑州城隍庙戏台、洛阳关帝陵戏台及其潞泽会馆、山陕会馆戏台、陕西彬县城隍庙戏台、岐山周公庙戏台[62]、安徽亳州山陕会馆戏台、祁门县赵氏宗祠戏台、四川都江堰二王庙戏台、湖南衡山市南岳镇南岳庙戏台、上海钱业会馆戏台等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山门舞楼,而且差不多都曾有看楼和耳房。《中国戏曲志》各省卷“演出场地”章里,刊登的戏台照片多数也是清代建的山门舞楼样式,区别只在建造的地方手法上,故其具体形制各有千秋。

河南洛阳潞泽会馆山门舞楼
清代山门舞楼与明代的比较,显著变化主要有三:一是建筑手法更加成熟,在追求高敞气派的同时,还趋向于精雕细刻;二是有些地方突破一庙一台的老传统,创建山门三门三连台,规模更加宏伟;三是出现了山门舞楼的简体、变体,如山门搭板戏台、门厅前后戏台、院内过路台、庙外过街台、村堡关门舞楼等,颇有点“百花齐放”的态势。所谓后出愈奇,这一点,在看了许许多多的戏台之后,可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晋城辛壁村成汤庙的山门舞楼(见彩插图10),可谓清代农村神庙戏台建筑艺术比较成熟的代表。该庙在明弘治辛亥年(1491)曾经“建礼乐楼三楹,栏护四旁”,仍是一座院内戏台,而在清嘉庆己巳年(1809)重修时,就确立了“舞楼南退数尺,左右配以钟鼓楼二。东西厢房之上,南为看台”的新格局[63]。它的山门外观是歇山顶,在下,而舞楼内观是悬山顶,在上,所以外看是重檐里看是单檐。舞台底层高3.05公尺,进深5.9公尺,面阔7.85公尺,明间宽3.2公尺。台口施矮护栏一道,护栏靠台柱处的望柱上都雕有一个石猴,姿态各异,生动可爱。台上檐柱为四根小讹角石柱,方凳础。斗栱三踩单杪,耍头蚂蚱头,补间铺作各一朵。彩绘布满由额、雀替。左右山墙至金柱之上设走马板以分前后台,前台设天花。舞台与钟鼓楼之间各有一间二层夹屋,夹屋与钟鼓楼第二层,起一般山门舞楼的耳房作用。庙院东西各建有看楼七间,上层施木栏杆,虽是硬山顶小瓦式作,然而比较高阔、敞亮且雕刻华美,与其山门舞楼还是很相配的。我们去时庙里正在大规模维修,据老乡说这座舞楼的音响效果特别好,其实仅从外观比较它也大大超越高平王何村五龙庙的那座明代舞楼了。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山门舞楼(花戏楼)
清代后期的神庙戏台常以雕琢为美。如长治县东火乡南大掌村城隍庙硬山顶的山门舞楼,为了美化而前插悬山檐,另加两条短戗脊以出翼角,屋顶筒瓦且用琉璃剪边。底层施方形小讹角石柱,须弥凳础,束腰上雕刻麒麟、狮子等神兽。上层用圆木柱,“斗口跳”三幅云头,两侧施以翼栱,雕为卷草形。补间铺作共五朵,明间三朵,次间一朵,次间的及明间中间的皆三缝,且雕成飞动的花蝴蝶状。平板枋和阑额、雀替之上,更是布满木雕作品,其中有戏曲故事如“三战吕布”等,也有彩凤、牡丹、巨龙和狮子滚绣球之类。舞台上的垂花隔扇雕饰得尤为富丽堂皇。舞楼两侧各二层三间耳房,其东西看楼也是各三间。而舞楼、耳房和看楼之间均有廊互通,这是它略别于其它神庙剧场的主要特点。

长治县南大掌村城隍庙山门舞楼
不过,就木构件雕琢精美细腻而言,北方始终比不上南方。这一点,仅从上海钱业会馆戏台的藻井上,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至于突破传统的典型,可以晋东南壶关县神郊村的真泽宫为例。它有三座漂亮的山门,每座山门都是悬山顶三间,上层都是戏台,遂构成一高二低、一大二小的三连台。三连台背面均施六抹四扇软门三个,两侧是望河楼,与小戏台相通,楼的二层相当于普通山门舞楼的耳房。院内建有东西看楼各九间。中台台高3.5公尺,上层柱高3.3公尺,舞台面宽10.3公尺,明间宽3.4公尺,进深为七檩六椽。底层是方形小讹角石柱,束腰方凳础;上层用圆木柱,柱头施平板枋,其下阑额,其上施重栱计心造五踩双下昂,补间铺作各一朵。小戏台台高3公尺,面宽6.7公尺,明间宽2.1公尺,进深五檩四椽,上层圆木柱高度只有2.1公尺。所有的斗栱都用假昂,斗栱的支撑力度已经完全衰退,主要起装饰作用。可以看出,这一神庙剧场表现出来的是既宏大而又不失精巧,就连附属建筑也很讲究。这才是清代人的手笔,可以说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他们围绕“戏曲”二字已经作足了文章,一口气搞了个神庙山门大三连台,确实够气派的!

上海钱业会馆山门舞楼藻井
晋南芮城县东卢乡东吕村关帝庙,因为现存一通元代露台碑而著称,但它保留下来的却是清建山门三连台。三台等高等宽,都是硬山顶,脊上鸱尾、垂兽、仙人、角神等俱已毁失,两侧台改成民居,中台正面已砌墙看来也曾改作它用。这里远没有真泽宫三连台那样宏阔与壮丽,但是每座舞台的两侧前端都砌了短墙(相当于某些舞台的小八字墙),起相互隔音和自身笼音作用,而且需要搭板的三连台,亦具特色。
清代山门舞楼的流变,主要表现为简化或改造它的形制,使之更适合本地的条件或审美要求。简化,一般不搞配套或组合,没有耳房、看楼,而只是一座独立的山门舞楼;舞楼的建筑也较矮,所以设计为山门搭板式,以不影响平时山门的通行。
山西汾西县加楼乡李安庄观音阁戏台就是这样。从院内测量它的基高只有1.05公尺,建筑手法稍复杂一点,是硬山卷棚顶,墀头有简洁的砖雕,舞台进深5.87公尺,台口通阔7.95公尺,其中明间宽3.67公尺。平柱为圆木柱,高3.33公尺,大鼓镜础。抱头梁置大额枋上,无斗栱,补间处施翼栱。大额枋下施垫板,其下为阑额、由额、雕花雀替。舞台搭板槽口清晰可见,两口间距为1.5公尺。因为舞楼坐落在一个较陡的山坡上,故从庙外看来仍显巍峨。而从院内看戏观众几乎可以平视,他们和艺人之间极易发生围绕剧情的某些交流,于是就平添了几分亲切感。显然,这样的戏台也是有存在价值的,清代某些小山村里,常建这样比较简朴的台子。

高平康营村关帝庙关门搭板戏台
山门舞楼的变体可以高平康营村关帝庙戏台为例。这是一座庙外舞台,建在村口关门的二层。当年它曾一楼而三用:平时走人并通行车辆;遭遇外来入侵则把大门一关即可自保;庙会时搭上木板遂用来唱戏,故本地人不无自豪地称之为“舞楼关房”[64]。关门舞楼悬山顶三间,七檩六椽,举折略为陡峭,灰脊筒瓦,朴素无华。拱形大门伸入第二层,高达3.23公尺,宽2.6公尺。由于长年泥土积淀,现在它变矮了,搭成舞台时底层仅高1.3公尺,据老乡说原来搭成台子高约1.8公尺以上。上层施方形抹角石柱四根,方凳形柱础,通高3公尺。舞台面宽7.9公尺,明间宽3.35公尺,两侧台口各宽0.94公尺,进深与槽板拼成后的宽度相同,为5.9公尺。柱头斗栱三踩单下昂,抱头梁伸出刻作耍头三幅云,阑额及雀替雕满花鸟和神兽。楼外大门上石刻“古光狼城”四个遒劲的大字。《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十七年,“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正义引《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今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显然就指这里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门的上下层之间留有搭板槽口,所需木板的面积与明间地面面积大体相等。舞楼和神庙正殿、山门处在同一中轴线上,距离庙门71公尺,中间是个广场,故无论预防不测需要集合人马,还是赛日礼神、看戏,都具备足够的空间。

陵川礼义镇崔府君庙大过路台
山门舞楼的变体还有过路台,可分为院内过路台和院外过路台两种。如晋东南陵川县礼义镇崔府君庙的庙内,就有五大间过路戏台,而晋中介休市龙凤乡张壁村古堡二郎庙,则是庙外过路台。后者乾隆十一年(1746)《本村重建二郎庙碑记》里说:“旧殿改砌砖窑五眼,窑上新盖正殿三楹,祀以二郎尊神。又于对面起建丁字门,以通村路,门上增修乐楼,以隆妥侑。”[65]丁字门正对二郎庙的正殿,仍表明建在它上面的舞楼的宗教属性,但同时它的底下又通村路,故又可名之曰过街台。过路戏台在各地还有不少,惟通往三个方向的丁字形门洞样式的比较罕见。
附带说明一点,清代山门搭板戏台及关门搭板戏台,和元代永乐宫山门的那种台子不大相同。清代的是明摆着的,没有隐没其形,所以不是“返祖”而只是山门舞楼的简化或流变。这类搭板戏台的整体虽然简单一些,却不一定每个台子都那么简朴,有些也是很漂亮的。如山西解州关帝本庙雉门舞楼及其御书楼还愿戏台、运城池神庙院内过路三连台、盂县藏山山门乐楼等,外观之宏丽和内部结构之巧妙,都是上乘的。
3 山门舞楼的创建及广泛流行的原因,除了有它自身优势的因素外,还广泛涉及明清时期的宗教观念、建筑审美、经济条件和发展了的戏曲演出规模的客观要求等等。其中节省占地面积,避免庙会时过分拥挤,是更直接的理由。而神庙戏台必须崇高华美,令人肃然起敬,则是古人创建戏台的指导思想。当然,这中间战乱或自然侵袭对原有戏台的严重破坏,才是重建神庙舞楼的契机,而是否重修舞楼又常常取决于当地人的决心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神庙碑刻常常提供其创修舞楼的信息,只是各自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例如晋南闻喜县阳隅乡吴吕村稷王庙乾隆二十九年(1764)碑中即载:“戏台与献亭逼近,地狭人广,难以多容。大门居中,极其褊小,出入往来甚为不便。凡我乡人,言念及此,非不心焉悼之,究亦束手无策,付之长叹已耳。”[66]其新绛县城关镇磨头村狐仙庙光绪二十五年(1899)碑也说,那里“庙门规模,戏台狭隘,演戏敬神,观者杂沓,不堪胜任”。[67]这些都是实话。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戏台革新为山门舞楼。如晋东南陵川县附城镇小会村二仙庙民国十一年(1922)《重修乡神岭真泽宫碑文》,也谈到相同的原因,还对比了舞楼改造之前之后庙会时的情景:
至舞楼及妆楼,旧日仅五间,紧依庙院。上截建正中间舞楼,系靠宝地,两旁上作妆楼,下留门道,殊属湫隘之至。今舞楼则退至厦棚以外,中三间,上为舞楼,下开三门、两房……较之昔时局度恢宏,规模壮阔,值每岁四月十五赛会,士女纷纭。[68]
这座庙建得不错,但它的院深只有24.8公尺,院宽只有13.9公尺,中轴线上的建筑物一多院子就更显狭窄。何况原舞楼与梳妆楼共五间,底下却只开一门,每逢庙会时人群便拥挤不堪,戏也看不舒服。人们遂决定重建山门:“上为舞楼,下开三门。”门高2.5公尺,进深5.7公尺,上层通阔8.4公尺,其中明间宽3.5公尺,遂使该庙的局度恢弘壮阔起来,迎神赛社之时虽士女纷纭也畅通无阻了。
不过,在古代那种人文条件下,重建神庙舞楼更“正大”的理由,往往是从神的身上寻找,或曰酬谢神恩,或认定是神的需求,不少碑文因此而常带一点宗教理论色彩。例如晋东南阳城县下交村成汤庙里的嘉靖十五年(1536)《重修乐楼之记》碑,作者在追述其二道山门舞楼的创建缘由时,就先强调“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是要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接着说:
予诵“汤誓”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表正万邦,兆民允殖。王之德如此其盛也。观之史传,大旱七年,斋戒剪发,身婴白茅,以身为牺,祷于桑林之野,六事自责之余,大雨方数千里。王之泽如此其深也。德盛而泽深,民岂能忘其王于千百世之下哉!睹庙貌而兴思,遇享祭而致敬,非勉然也,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己者矣。[69]
为了酬谢神恩而建戏台的指导思想,碑里表达得已经非常清楚。此和其附近沁水县下格碑村圣王庙元至治二年(1322)《圣王行宫之碑》中所言,“每遇岁旱祷则应之,是以怀神之德,食息不忘焉。至大德六年壬寅……修建舞庭一座累年,以年不时施工。金碧杂焕”,“檐甓甍飞,轮焕一新,使乡人望之耸然知敬”云云[70],一系相承。而沁水县城关玉帝庙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舞楼记》碑中说的,“庙之南向则为舞楼,盖前人所为,达神听,邀来格”;“岁仲秋演乐陈俎,少长咸聚于斯。矧舞楼之设,以导天地之和,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1],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晋城市区五龙宫顺治十七年(1660)《重创建五龙宫记》碑甚至说:“旧舞楼撤去,大门之上建舞楼五间,雄伟壮峙,门增而三,其效古尊君之制以尊神与?”[72]敬神如同尊君,不仅要隆崇其殿宇,还要雄峙其戏台,正殿和舞楼在建筑规模上大抵是要相符的。所以襄汾县汾城镇北关村火星庙里的《重修乐楼远门碑记》,在谈到重修的原因时,尽管综合了多种因素,却仍然强调说:
第远门乐楼历年久远,栋盈彩饰倾圮剥落,故虽神辇出入,神听和平,而观听者尚觉为之减色。其时即思修理,奈工费屡兴,力有未逮也。壬申之春三院社首鸠工庀材,即旧址而扩其垣墉,高其栋桷,视前更觉耸然巍然,增一大观矣,其与神功文明化成之象,不又相孚哉![73]
于是,一般庙宇的戏台都能与其正殿相比美,都是当地最好的建筑,当然也是本村一处最值得自豪的人文景观了。晋南运城市三路里村三官庙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重修三官庙记》就说他们的庙:“历世既久,正殿巍巍,乐楼融美,以为一村之威仪也。”[74]而太行长子县色头镇王晃村成汤庙,其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成汤大帝庙碑记》里也说:
门出离方,建舞楼五间于其上,此旧制也,不知创始何时,重修几次,无碑记可考,春秋祀报在乎是矣。……又增建舞楼东西四间,共计九间,与正殿九间相配……鸟革木飞,榱桷辉煌于一旦,是不特一院之庙貌森严,且巍巍乎据沿村之胜,系擅一方之大观也。[75]
因此,在我国农村,毁坏了的戏台是否修复自始就是一个比较严正的问题。长子县南陈乡东北陈村关帝庙光绪五年(1879)《重修戏楼碑记》甚至说:“不为之修葺,不惟戏无以演,神无以奉,抑且为一村之羞也。”[76]古代乡村的那些里社的社首们,就是这样号召百姓出钱出力,维修或重建他们的神庙戏台的,试问,哪个村子里的百姓没有自尊呢?
随着戏曲地位的不断提高,戏曲舞台早已是神庙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清代泽州府(今晋城市)府城村玉皇庙里的一个住持说得好:“(玉皇庙)培基宏敞,构造伟丽,可无戏楼以大其观瞻乎?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不雅。”[77]可见古代乡村戏台所以能在气氛森严的神宇里站稳脚跟,原因就在于无戏楼则庙貌不称,观瞻不雅。而当庙会演戏引入竞争机制以后,三连台、品字台、、三面开口台以及鸳鸯台便随之而生。明白这一点,便懂得中国古代戏曲的繁荣是和广大农村此起彼伏的迎神赛社活动分不开的,神庙里的祭祀仪式对戏曲发展的推动作用绝不可抹杀。
山门舞楼创建于明而普及于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发展了的戏曲表演艺术要求有更大的舞台空间,更完善的后台设施。金元舞台的平面皆为单间正方形的,而明清山门舞楼平面都是三间长方形的,而且多为移柱造,以尽可能地扩大表演区域。金元舞楼的后台是简单的用布幔与前台隔开的,演出大戏难免有些拥挤,而明清山门舞楼不仅用漂亮的隔扇区分前后台,而且还特地设计了两旁的耳房作戏房。宽敞明亮的戏房为艺人的化妆、小憩及等待出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明清时期神庙剧场形制的这一改革,正反映了中国戏曲表演规模和表演伎艺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此外,山门舞楼还符合明清时期的建筑通则和审美取向。宋金元三代奉行不悖的建筑法典《营造法式》,到明朝已经过时了,中国建筑行业开始了大胆改革。清代在此基础上正式颁布《工部工程作法则例》,遂将改革的成功经验法式化。山门舞楼是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所以从它的身上总能反映出这一漫长改革过程的历史阶段性,留有各时代的印记。
稍一比较就会看出,即使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山门舞楼,从整体形制再到木结构的一些细节,都能表现出它和宋元戏台是中国建筑史上两个不同时代的结构。例如屋顶样式的多样化,举折变高,斗栱的支撑作用逐渐衰退,部件多制成传统样式的变体,檐柱也渐渐变细,到后来几乎看不出柱侧角、柱生起和柱头卷杀,而突出台基和墙体的作用,再加上凡木必雕、凡雕必美之类的时尚显示,山门舞楼处处都表现出明清建筑的共同特征。它的台基高固,墙体宽厚,附属建筑配套,神庙气氛和宗教审美又使它特别适合雕琢,因此从我国的建筑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是必然要流行起来的[78]。
清初山门舞楼式剧场开始流行。如晋城五龙宫顺治十七年(1660)《重创建五龙宫碑记》:“旧舞楼撤去,大门之上建舞楼,”高平侯庄村丰乐馆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丰乐馆记》:“先修南一面:山门一座,上连舞楼三间,耳楼六间。”泽州县陟椒村三教堂乾隆四十年(1775)《重修三教堂碑记序》云:“乾隆十九年,接补下院舞楼上下十四间,东西看楼上下十□间。”屯留县寺底村亚岳庙光绪十六年(1890)《重修社庙碑记》说,乾隆间就有看楼,此次维修是把“上面看楼,下面廊房,改为东西看楼十四楹”。清代特别是其中叶以后,关于维修戏房、看楼的碑刻更多,如泽州县大东沟北村娲皇庙乾隆二十七年(1762)《大社重修砦垣看楼戏台山门碑记》,阳城县桑林乡狮峰村玉皇庙道光十九年(1839)《重修西看楼上下碑记》,阳城山头村水草庙道光二十三年《增修舞楼戏房东西禅房碑记》等等,碑题就使其重修项目一目了然。
【注释】
[1]碑在万荣桥上村,高181公分,广80公分,侧宽26公分,正书,螭首,“后土圣母庙记”6字篆额。现横卧在场院里,碑趺不知去向。
[2]碑存沁县石刻博物馆内,高120公分,广76公分,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9字。
[3]保存在平顺东河九天圣母庙佾舞亭内,螭首龟趺,高17公分,广79公分,正书,额篆“圣母仙乡之碑”6字。
[4]碑题“双溪遗老韩士倩撰并篆额石门士乐懋书丹”。高162公分,宽73公分,现存该庙正殿之前。
[5]汾知县李早荣撰,碑高297公分,宽83公分,现存尧陵祠内。
[6]至元碑高34公分,宽39公分,存庙内。至正碑高32公分,高99公分,正书,现存该县文管所(东岳庙)内。
[7]清光绪重刻。碑高147公分,广74公分,侧宽18公分,正书,笏头方趺,“广裨侯碑”4字额篆,现存庙内。
[8]沁水碑见下文考述。芮城碑载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页17,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王恽碑,见《秋涧集》卷三七,四库本,册1200,页468。襄陵碑,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一,页29。
[10]前者高158公分,宽72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献殿。后者为壁碑,高41公分,宽90公分,亦存献殿。
[11]《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页22。
[12]碑高164公分,宽63公分,现存该庙献殿内。其乾隆四十三碑亦称戏台作舞榭。
[13]碑存庙内,然半截埋入土中,不得见其全文。
[14]碑高167公分,宽64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庙内碑廊。
[15]碑高280公分,宽78公分,现存庙内戏台东侧。
[16]碑高270公分,宽91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阳城县下交村成汤庙内。
[17]壁碑,高60公分,宽120公分,正书,现存庙内。
[18]现为高台寺旁养老院内南房台阶,高200公分,宽86公分,正书,泽州府学教授施璿枢撰,字已漫漶。年代不详,约在清末。
[19]碑高193公分,宽82公分,正书,现存庙内。
[20]以上碑刻,也都存其庙内。
[21]碑高239公分,宽68公分,正书,现存正殿廊内。
[22]碑高184公分,宽66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正殿西侧。
[23]碑高317公分,宽278公分,正书,笏头。碑题阙文,此用其碑额代替。现立于东侧殿廊内。
[24]碑高214公分,宽78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献殿内。
[25]碑高186公分,宽56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庙内高禖殿廊下。
[26]碑高135公分,宽4公分,现存庙内。
[27]碑题“五社首事人同立”,高185公分,宽84公分,现存庙内。
[28]两通碑刻的高、宽分别是:190公分和88公分,152公分和79公分。皆存庙内。
[29]碑高85公分,宽47公分,笏头方趺,现存正殿前西侧。
[30]碑高157公分,宽53公分,正书,现存过厅内。
[31]碑高237公分,宽69公分,正书,现存庙内西侧碑廊。
[32]碑高196公分,宽77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古堡内关帝庙正殿前廊左侧。
[33]前碑高215公分,宽69公分,现存山门舞楼东侧。后碑高215公分,宽73公分,正书,现存东侧殿廊内。
[34]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一。《山西通志·金石志》著录。
[35]碑高72公分,宽32公分,笏头,现砌于山门内壁里。
[36]碑高114公分,宽48公分,现存庙内。
[37]碑高90公分,宽41公分,笏头,现存庙内。
[38]见大德元年(1297)《重修显圣王庙记》,碑高186公分,宽69公分,现存该庙正殿前。
[39]这两通碑,全文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附录。
[40]天启碑高171公分,宽76公分。道光碑高192公分,宽76公分。现均存该庙碑廊之内。
[41]见《十三经注疏》上册,页181。中华书局1980年版。
[42]见《十三经注疏》下册,页2597。中华书局1980年版。
[43]碑高50公分,宽92公分,正书,现存县文博馆内。
[44]壁碑,高42公分,宽62公分,现嵌于该庙山门舞楼的中门东壁之上。
[45]参见寒声、原双喜、栗守田先生《从宋金乐舞队戏线刻图看三晋文化》,载《中华戏曲》总第1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6]《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语,见《十三经注疏》下册,页2123。中华书局1980年版。
[47]见民国版《闻喜县志》卷二,页4。
[48]光绪版《山西通志》册11,《秩祀略中》,页5170。
[49]《山右石刻丛编》册书,卷十九,页4。
[50]《山右石刻丛编》册书,卷十九,页4。
[51]分别见《山西通志》册9,页4066;乾隆版《风台县志》册7,卷十二《冢墓》,页16—17。晋城市人民政府翻印,湖北印刷厂印刷,1983年。
[52]本书第六章考述,已录其全文。
[53]碑高162公分,宽73公分,笏头龟趺,现存该庙正殿前。
[54]以上两通碑刻的全文,收在本书第六章考述文内。
[55]碑高147公分,宽74公分,正书,方趺笏头,额篆“广禅侯碑”4字,现存庙内
[56]碑高170公分,宽73公分,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增修榆次县城隍显祐伯祠记”12字。现立于庙内玄鉴楼东侧。
[57]碑高183公分,宽91公分,笏头,现砌于山门西墙内,字多漫漶。
[58]碑高317公分,宽28公分,正书,笏头,“创建献楼之记”6字篆额,现存东侧殿窗下。
[59]见《中国戏曲志·山西卷》,页555。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60]潘德冲石棺两侧为二十四孝图,可为研究元代孝子剧提供资料。
[61]晋城市高都镇东岳庙明万历四十六年《创修拜殿山门记》碑,高210公分,宽65公分,笏头,正书,现存庙内。
[62]《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版)描述古戏台多有失误,如说大荔县东岳庙乐楼“二层四周枋上各承一踩单昂头栱十铺作”,说澄城县城隍庙乐楼“上层四面枋上承有三踩双昂头栱五铺作”等。见其页585、页586。古建筑斗栱从没有“十铺作”,且铺作与踩也不可混称。至其所谓澄城县城隍庙的“乐楼”,只是一座二层过厅,并非戏楼,其二层楼上也因极其低矮而不可能演戏。
[63]明弘治碑题为《创建礼乐楼记》,高138公分,宽68公分,笏头,正书,现存该庙山门墙内。清嘉庆碑题为《重修成汤殿碑记》,高260公分,广157公分,侧宽14公分,笏头,正书,现存其东侧殿廊内。
[64]庙存两通同治元年的无题碑,其一称作“舞楼关房”,与我们称之为关门舞楼并无轩轾。另一云:“余村伏魔大帝庙工竣已久,彩画维新,而关房楼板未望。”楼板即演戏时搭台之板。
[65]碑高235公分,正宽83公分,侧宽18公分,笏头,正书,现立于该庙正殿一层窑洞东侧。
[66]碑题《重修水陆殿伯王庙东献亭西道房改建戏台西角门东角门碑记》,通高290公分,身宽71公分,笏头,正书,现立于该庙正殿前。
[67]碑题《磨头庄重修圣庙戏台改建大仙庙戏台庙门关堡城门洞记》,高152公分,宽63公分,侧宽16公分,笏头,正书,现立于该庙正殿东侧。
[68]碑题《重修乡神岭真泽宫碑文》,高213公分,宽70公分,侧宽17公分,笏头,正书,现存庙内。
[69]全文见第一章第一节附录。见拙作《明王玹﹤重修乐楼之记﹥碑的文化内涵》,载《戏剧》,1998年第2期。
[70]碑高169公分,宽73公分,笏头,正书,现存正殿之前。拙作《新发现的一通含舞厅文字的元人碑刻》有详考,见《中华戏曲》总第21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1]碑高155公分,宽62公分,笏头,正书,现存该庙正殿前东侧。
[72]碑高175公分,宽80公分,侧宽10公分,笏头,正书,现存该庙山门内。
[73]碑立于乾隆十九年,高160公分,宽74公分,笏头,正书,现存襄汾县汾城镇文庙内。
[74]碑高170公分,宽85公分,笏头,正书,现砌于该庙戏台南壁。
[75]碑高84公分,宽62公分,侧宽19公分,正书,现存该庙正殿东侧。
[76]碑高120公分,宽40公分,侧宽17公分,正书,现存该庙西配殿前。
[77]碑高230公分,宽93公分,侧宽18公分,笏头,正书,现存该庙碑亭内。
[78]以上文字曾单独发表,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