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宋翼高平《有元泽州高平县米山宣圣庙记》考
【碑 文】
有元泽州高平县米山宣圣庙记
前监察御史儒林郎佥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事宋翼撰
乡贡进士恒山牛□学书
儒学教谕龙岗□贞篆额
明道先生殁几三百年，泽潞里馆岁昵淫祀而嬉优伶，才乏俗浇，识者兴叹。由金源而来，庙貌仅存者九而已。向翼教授怀孟北归，始记勾要；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又记釜山；继为修撰，又记河西。窃喜吾乡士人，可与为善；复叹今之守令，无循良以兴起之也。英庙临御，制诏台察，岁举守令。延佑七年，澄城簿郭质来宰是邑，政治大行。惟善以教稽之，大复米山等五十九里之文馆，像圣揭虔，光辉盛德，如瞻前仰高于阙里也。泰定元开甲子，皇上肇开经筵。赐进士以公服之春，翼以御史出佥淮西风纪，归展先垄于高良米山。里人牛用、张顺、赵良辅、牛忠、牛信、郭祥、赵世杰等曰：“吾里虽陋，家计之余三百。今尹兴学，耋倡髫从。肖圣人天公并绘十子于正室，以待礼奠。敢请记诸，丽牲以示不朽。”噫！圣天子崇儒重道于其上，贤百里承流宣化于其下。凡为人之子弟者，当念在上之恩，朝夕黾勉从事于经，希贤希圣，出则忠国，处则孝家，则乡校为不虚设矣。若夫街词章，徼利达，孜孜于趋时，非翼之所敢知也。既以苔用等，俾入于石，用谂方来，且以识程子之后，有能弘其道者，以备太史氏传循吏之张本云。质字彦文，真定人。是年七月日记。
晋宁路高平县典史郭忠
晋宁路高平县尉刘信
将仕郎晋宁路高平县主簿张仁
承事郎晋宁路高平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
敦武校尉晋宁路高平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任普
泰定二祀冬十一月上浣四日立石
石匠礼门□石
【考述】
此碑为米山等五十九里乡校重塑孔子圣像而作，怀念宋代道学家程颢，肯定新任县尹郭质重视教育而取得的成绩，反对岁淫祀而嬉优伶的风气，表现了正统而又保守的儒吏立场，及对民间歌舞戏剧的轻视态度。碑立于泰定二年（1325），庙与碑俱已不存。此据《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三收录，原注：“碑连额高三尺六寸二分，广一尺九寸，二十三行，行三十七字，正书。额题‘宣圣庙记’四字，篆书。现在高平县十里。”
乾隆《泽州府志·人物志·高平县》载：“宋翼，举茂才异等，任永宁主簿，政肃刑简。至治中，擢翰林修撰。改御史，豪右敛迹，宪纪贞明，所条奏，多称旨。官至淮西道廉访。”其《选举志·荐辟》又记其官为太常礼仪院佥事。据此碑，宋翼先垄（祖坟）在高平米山，是高良里人。延佑初恢复科举后中举。曾任怀孟路（治河南沁阳市）教授，后召为翰林应奉文字，继为翰林修撰。此后才升御史，出佥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事。因回乡祭祖，应邀而撰写此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九收录至正十七年欧阳玄所撰《宋翼墓碑》一通，记其生平事迹甚详，可参看。
高平乃战国长平地，地下秦坑埋有赵卒40万众。北魏永安二年（529）析泫氏置高平县。元隶晋宁路泽州。今为县级市，属晋城。米山镇，在市东南十里。春秋米子国，赤翟后。战国赵将廉颇积粮于此，土人因名大粮山。见《泽州府志·山川》。这里的神庙或称馆，如府志《坛庙》记凤台县（今泽州县）“汤王馆有五”，乌政馆是其一。我们所见者还有侯庄村丰乐馆，实为牛王庙。故本碑开头所言“泽潞里馆”，即谓晋东南乡村之祠庙也。晋东南乡校置于庙中，始创于明道先生，所以作者才发表了一通反对淫祀的议论。
明道先生即北宋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徙居开封。又徙河南（今洛阳）。举进士，调鄠上元（今属陕西）主簿。治平四年（1067）任晋城令。座右书“视民如伤”4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民，有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设乡校四十余所，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复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之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乘农隙讲武事，一时义勇咸为精兵。在县3年，民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天。熙宁初为御史里行。哲宗初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10年后，刘立之来为令，见民有聚日众而不析异者，问其所以，曰：“守程公之化也。”《宋史·道学传》、《山西通志·名宦录》、《泽州府志·宦迹》等俱有其传。府志《坛庙》记晋城有程明道祠，“在学宫西，二、八月祭”。可见其深远影响。
作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官员，故高度评价县令郭质“惟善以教稽之”的“贤百里之才”，大复米山各地文庙之功。古代凡是宋翼这样的儒吏，一般都反对淫祀，并程度不同地排斥民间文艺，惟恐那些乐户优伶带坏他们儒学生员，故慨叹明道先生死后300年，各地神庙岁淫祀而嬉优伶，致使才乏俗浇，乡校不振也。他的确有些保守。前面壶关神郊至元七年（1270）宋渤的《重修真泽庙记》，也说上党之俗“独丰于事神，凡井邑聚落之间皆有神祠”，但强调“其神非伏羲神农，尧舜禹汤，则山川之望也”，等于说这里并无淫祀存在。他还以欣赏的态度，提到真泽宫里“大作乐”之娱乐景象，比宋翼开明多了。
元代正统观念较强的士大夫，多数人还不能正确看待祀神之日的优伶献技，他们心中只有雅乐而抵触俗乐，所以碑中很少言及演剧，偶有提及，也仅用一个含混的“乐”字带过。但民间向无雅乐而只有俗乐、散乐，祀神典礼又不可无乐，于是一般官员只好听之任之。像宋翼这样坦率指责的也极少见。此碑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看到戏曲在当时地位的低下及其发展道路的坎坷。当然，这种状况迟早是会改变的，只是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