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县下交村成汤庙戏曲文物考
山西阳城，西汉为濩泽县，以其傍临濩泽水而得名，隶河东郡。东汉则为邓鲤封地，侯国。北魏兴安二年（453），自汉故城东移30里建今治。至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始改名阳城，隶高平郡。此后，宋隶泽州，金升为绩州，元明清仍名阳城县，并隶泽州府[1]，今属晋城市。自古以来，阳城崇祀之诸神中，惟以崦山白龙和俗传祷雨于析城山的商汤最具地方特色，加上上古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礼拜的高[2]，形成了自己的诸神系统。其中尤以汤王的德业最著名，故县治所在及其周围乡村，到处可见与析城山汤王本庙相呼应的“行宫”，而高禖、白龙皆附焉。下交村汤王庙即是本县许多行祠之一，是历代乡民祈报祭赛之所。中华戏曲发展及变迁的历史，也曾伴随着热烈、粗犷的赛社活动，在这里一一上演过。
1 距县城西南约20里的下交村今隶河北乡，村与乡已接壤。再西南行约30里处，即为《尚书·禹贡》著录的析城山[3]。该村南有群峰屏绕，北踞大阜巍然，因“南北两河中夹大阜，自东徂西合为一水”而名下交（附碑一）。这里山奇水滢，草茵林秀，朝夕烟雾蒸腾，日照更现其郁葱霞蔚。民居稠密，大姓曰原、曰孙、曰鱼，原氏于明清时科第缙绅辈出。碑记中常称下交为风景佳丽之地，人文荟萃之乡，并非漫作谀词。又因村北大阜向被视为“析城之余支远脉，伏而显者也”（附碑二），故其汤庙建于大阜平冈之上，远远望去，更觉高雄。
下交村成汤庙山门
汤王庙坐北面南，俯临村落，仍存内外两院。正对山门自地面拾六级而上，是其台阶之第一层。地面较宽，东侧有一长约10公尺，宽约3公尺的水池，池与祈雨有关。再登12级台阶，才至山门台基。
山门三间，单檐歇山顶。方形抹角石柱，柱础为双重石鼓磴，下为六边形，雕狮子负鼎状，鼎上石鼓。丁头栱雀替，托阑额普柏枋。斗栱、柱头、补间均三踩，出假昂一跳，昂嘴刻作象鼻，耍头三幅云。明间补间一朵，出斜栱，次间不施补间斗栱。山门石砧，木框，板门，中槛上有门簪四个，榜曰“桑林遗泽”四字。
入山门为外院。山门左右各有小屋三间，高与院墙齐，似为后建。院西南贴墙有一座现代小楼，三层。院西墙正中辟一角门，可达庙外。正对山门有三间屋，背靠内院戏台，单檐，木柱，施三踩斗栱，此即明人所建戏台外“出厦三间，皆包以砖”者（附碑三），即当年社首的办事房，较戏台低矮。
厦屋后山墙向东西延伸，为内外院之隔墙。墙上各开一小门，东门横披曰“东华门”，西门横披曰“西华门”。门上皆出檐，斗栱三踩，补间一朵，为常见样式。
经东、西华门而入，再拾四级台阶乃进内院。院内正北为正殿，中为拜殿，南为戏台，成一中轴。东庑尚存，西庑已为一座二层现代楼房取代。从殿台基丈量，院深24.6公尺，宽21.7公尺，拜殿距正殿6.35公尺，距戏台6.65公尺。诸祠宇及戏台均被改作教室，无神像，现已空出。
下交村成汤庙正殿
正殿三间，单檐歇山顶，琉璃瓦件、大吻、火珠、垂兽、戗兽、套兽等，均已毁失。前后四架椽，四转角出斗栱三踩双假昂，四面通额、梁、石柱，补间各一朵。阑额粗大，由额窄小不出头。栌斗作瓜棱形，耍头蚂蚱头。转角用鸳鸯交首栱，耍头亦作蚂蚱头。正心瓜栱上托通枋，隐出正心万栱，上托正心枋，栱面抹斜，栱眼已被砌封。有檐枋、檐檩。石柱皆方形抹角，有收煞，素平础。廊前石柱雕龙、仙、花卉，当是金代物。殿内设金柱二，用移柱法。辟有后门，亦砌封。明人尝拟再辟后院建寝宫（附碑三），未果。
下交村成汤庙正殿斗栱
正殿前台基上，东西角各蹲一石狮。石狮镌有“大明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石匠□善里□邦□□侄思□造”26字。二石狮碑记亦言及（附碑三），的确造于1524年。
左右侧殿皆硬山，有行廊。西三间，石柱，斗栱三踩，补间各一朵。东六间，木柱，柱头斗栱三踩，补间未施斗栱。据碑记，东为黄龙祠、佛祠各三间，西为关王祠，其右还当有神库二间（附碑三），现已不存。佛祠为明正统十二年（1447）补建（附碑一），故屈尊于黄龙之左。
东庑八间，悬山，灰瓦，木柱，斗栱三踩，有行廊。据碑记，此为白龙祠、太尉祠各三间，神厨二间。西庑旧址当有牛王（广禅侯）祠、子孙（高禖）祠各三间，土地祠二间（附碑三）。东西庑均为明成化十三年（1478）创建，原为空地，但西庑应有十三间（附碑一）。据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位东《重修拜殿西庑碑记》，此处还有马王祠、山神祠[4]。马王、牛王地位相等，山神、土地同尊，故马王祠当三间，山神祠当二间，合上共计十三间，乃与明碑之说合。又，东西庑原皆平矮室，明嘉靖丁亥（1527）春至乙未（1535）冬重建时，才改为重楼各五间（附碑三）。现存仍是平房，大约清人维修时再次改建。院内无看楼。
令人瞩目的是拜殿，它实际上是座金代舞楼。拜殿是明人创建新型舞楼以后，改而称之的。从位置上看，它北距正殿较远，正应该是宋金舞楼、舞亭之所在。应当注意，这是一座建筑时代十分清楚的金代戏台。（见彩插图2）
这座金代舞楼是单檐歇山顶，脊施琉璃，筒瓦覆布。正脊施大吻，中间立有三重琉璃小塔楼一座，垂戗脊兽及仙人俱全（只是最近全部丢失了），古朴而又雅饬。四转角为四根大方形抹角石柱，雕龙、雕花，素平石础。台基11.6公尺×9.8公尺，东西柱距9.1公尺，南北柱距7.25公尺。石柱底部平面长49公分，宽46公分，顶部平面长40公分，宽40公分，收煞明显，是典型的金代样式。柱高3.08公尺，柱顶置大斗，上承四根粗大阑额。北檐下设二辅柱，石质，小于角柱。东、西、南檐各设两根木辅柱，为后人所加。阑额下设由额，其插入柱头之榫眼有露空，亦为后代替换之物。东南角柱上端刻云“本社张珪自愿施柱一条大安三年岁次辛未石人杨珪，共有22字。此外，还当有大安二年（1210）柱铭一条（附碑五），想已砌于墙中。
南北阑额上施三朵斗栱，均不在辅柱柱头上。四铺作出真昂一跳，耍头也作昂形，正中一朵出45°斜栱。东西阑额辅柱柱头处各施斗栱一朵，与南北檐两侧斗栱形制同。转角斗栱亦四铺作，正面出华栱，角上出由昂，令栱上用替木托檐檩，栱面抹斜。
下交村成汤庙明代戏台
殿内无金柱。四架椽屋，用抹角梁、大角梁、襻间斗栱和采步金梁。平梁与四椽栿之间用蜀柱、合沓，脊桁与脊枋间垫以十字斗。从结构看，大木作主要构件也是金代物。
金代舞楼旧制仅一楹，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加柱而易为三楹（附碑五），然其大小面积未变。原无墙，近人砌墙曾作中学阅览室用，现为库房。栱眼及正心慢栱已为泥封。殿内靠墙处保存明清碑刻10通，殿外西北角台基下立碑1通。又，东庑尚嵌有壁碑2方。共13通碑，撰文者多名流。
明代所建的戏台，三楹，面北，台基高1.36公尺，台宽8.4公尺，明间柱距3.47公尺，进深5.5公尺。单檐歇山，琉璃脊、筒瓦。大吻、火珠、垂兽、戗兽、套兽等也都不见了，翼角业已塌损。前檐设二圆木柱，有阑额、普柏枋，斗栱皆三踩，柱头出假昂一跳，补间各施一朵，出斜栱。耍头作龙头，昂嘴刻作象鼻。转角斗栱亦出假昂一跳，用鸳鸯交首栱，由昂刻作龙头。斗栱上托檐枋、檐檩，栱眼垫板。
下交村成汤庙戏房及二道山门
戏台东西两侧各连耳房三间，二层，较戏台矮小。其下层中间即东、西华门的入口。二层则高出隔墙，凭窗可见外院。此为戏房，是艺人化妆、休息之所。
戏台与耳房及其南向出厦三间，总体形制与明人碑记“一高二底（低）”形状相符，均为正德五年至十年（1510—1515）重建（附碑二、三）。此前，正统乙丑（1445）重修之舞楼，可能是元代或明初遗构，正德中拆除（附碑一）。
东耳房之东墙连一双层角楼，三楹，四架椽，单檐灰瓦，高出戏台。上为木构，圆木柱，斗栱亦三踩，南有廊。下有栱形小门，西开。乾隆三年（1738）邑庠生原玫《重修东亭记》[5]，即指此楼，原称东亭或东南库楼。东亭与东庑间尚有一独立房屋三间，曾为图书室，合此则正东建筑共十一间。
据碑中所言的柱铭，该庙创建于金大安二年。亦有“旧记”为证（附碑六），可惜已不存。或曰建自“辽大安二年”（附碑三），或曰“大元太安二年”所建（附碑一），皆非是。元代无“太安”或“大安”年号；辽虽有“大安”年号，然晋东南既非其土，断无用其纪年之理。
迄今为止，下交村汤王庙已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八百个春秋。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归阳城县河北中学（三中）看管。
2 下交村及阳城各地，所以崇祀汤王，其源盖本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也是由祭祀神灵的假定性和选择性法则所决定的。
祭祀神灵的假定性出于人类对超越世界某些虚幻、怪异的理解和对象化。但在具体选择中，既要遵从古代国家的所谓“祀典”、“祭法”，又要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或体现情感倾向，具有很强的心意由己性。这又是宗教信仰的主观性法则所决定的。
就全国而言，商汤之祭自始就有纪念性与宗教性的双重性质，他以先代帝王的身份，受到雅俗两种文化的共同尊崇。《礼记·祭法》曰：“殷人帝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6]清光绪三年（1877）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云：“伏考《国语》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汤，据《商颂》，则汤实称祖。”[7]其实盖以部族言之，汤即为“宗”；若以建国而论，又可称“祖”，不特《诗》之《商颂》（即《那》篇），就连《尚书》中的《伊训》和《微子之命》二篇也早已称之为祖和烈祖了，二说并无轩轾。汤王之祭由来相当悠远。
但是正式以国家名义祭祀先代帝王，则始于汉武帝之祀黄帝。至隋始为定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商汤于汾阴，伊尹配。”唐玄宗天宝元年制曰：“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飨祭，仍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飨。”[8]宋代也确定汤王之葬是在汾阴。“自太皞至殷汤十冢，宋太祖乾德四年诏，名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仍令长吏奉祀。”[9]金代则三年一祭先代帝王，于仲春之月祭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10]，祭汤还是在汾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二月，诏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赵城[11]。明洪武三年二月，遣使祭历代陵寝并加修葺。四年，礼部复定议，合祀帝王者三十五，在山西者一：荣河祀商汤，并置陵户二人；又命帝王陵寝所在官司，以春秋仲月上旬择日致祭；又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祭[12]。清制：凡直省所在帝王陵寝，逢朝廷有大庆典，遣官分别致祭：伏羲氏宁淮……商王汤荣河[13]。
荣河即汾阴，今已与万泉合并为万荣县，隶晋南运城市。《山西通志》载有商汤王“陵在县北四十里百祥村西”的具体位置，及“明初迁陵寝于陵东”等记载，又有“汤都于亳，疑在垣曲”之说，并录张象蒲《亳都辨》、李汝宽《桐宫辨》以辨之[14]。文繁不具引。垣曲县也在山西，位于阳城西。可以设想，这一说法经过漫长历史的传播，曾给山右士夫、民众平添了多少崇敬感、亲切感，又曾怎样地拉近了他们与这位上古圣王间的距离。历代朝廷无数次的遣官致祭，精采的太常乐舞生的祀神表演，肯定给河东百姓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记忆。晋南和晋东南的汤王之祭，在宗教性之上的纪念性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就是这样形成的。
但在阳城县又多出一条理由，因为汤王祷雨传说中的析城山、桑林均在其境内。这个传说早已像信史一样，被当地民众接受下来，使他们很自然地标举出在本地信仰的众多神灵中惟汤王为至尊的特殊地位。
汤时大旱早有传说。《庄子·秋水》即言：“汤之时八年七旱。”《管子·山权数》则云：“汤七年旱。”[15]《吕氏春秋·季秋纪第九》记之略详：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郦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高诱注云：“桑林，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16]
可见商汤祈于桑林之说早于析山。《淮南子·主术训》也跟着说：“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17]
至刘向《说苑》，又增入“六事自责”的情节，其《君道》篇云：
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18]
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才将祈雨的地点移至析城山，其《河东道五》写到阳城时说：
析山在县西南七十五里。《禹贡》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应劭注《汉书》云：“析山在阳城西南。”即此山也。山领（岭）有汤池，俗传旱祈雨于此。今池四岸生龙须绿草，无林木。[19]
在前代传说的基础上，南宋郑樵《通志·三王记》里，叙述更加逼真，几如执笔于商汤身旁。志云：
（成汤）自伐桀之后，七年大旱，雒坼川竭，煎沙烂石。太史氏曰：“当以人祷。”汤曰：“请雨为民也，若以人祷，吾自当之。”乃齐（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婴以白茅，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社。持三足鼎，祝诸山川，曰：“勿以予一人之不敏，俾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乃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讫，雨大作，方数千里。[20]
桑林社今名桑林乡，以水得名，在析城山东麓。不过，汤王祈雨到底是在桑林社抑桑林山，还是在析城山岭的汤池；是其自祷，还是使人祝之等等，已无人能晓。五帝三王之事原本荒邈难稽，即其陵墓也有多种说法，只因太行一带十年九旱，人们宁愿就此故事而生发，遂渐渐淡化了汤祭之纪念性质，而强化其宗教功能了。惟有像下交村成汤庙那样的“桑林遗泽”的题榜，还有纪念的意义存在。
有趣的是，祭汤而祈雨也能获得朝廷的认同，乃至敕封。如《山西通志》载：
旧《通志》：县西南七十五里，相传成汤祷雨于此，有二泉，亢旱不竭，与济渎通。宋熙宁九年，河东路旱，遣通判王伾祷雨获应，奏封析城山（神）为诚应侯。政和六年，诏题殷汤庙额为“广渊”，晋封山神为嘉润公，敕书勒壁。宣和七年重葺，合嘉润公祠凡二百余楹。金时庙存九楹，烬于火，民间即行祠祭之。[21]
徽宗的敕书勒为《敕赐嘉润公记》碑，碑文收入清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编的《山右石刻丛编》中。[22]“广渊”二字，取于《尚书·微子之命》篇：“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孔氏传云：“言汝祖成汤，能齐德圣达，广大深远，泽流后世。”[23]是“广”谓其大，而“渊”言其深也。影响所及，本县汤庙开始增多，又以金时析城山祈雨的本庙烬于火，民间遂建行祠祭祀之，于是环山皆祠了。这是下交等村的汤王庙多建于金代的重要旁证。
神灵选择的心意由己性和情感倾向，决定了神庙的主神形象，也决定了庙中群祠的组合及组合方式。反之，由此也就折射出当地民众最实际的生活愿望。
下交村汤王庙也是如此。其中，立关王、太尉之祠反映了忠义做人的古代理想，立高禖之祠则盼多子多孙且劝勉孝道，立山神、土地、牛王、马王之祠是在祈求平安和人畜两旺，立黄龙、白龙之祠显然是请其听命于成汤而应时降雨了。至于立佛祖之祠则是“三教合一”的时风所至，也藉此裨补善道。从组合方式看，以黄龙为五龙之长，故与地位也很尊贵的关王、佛祖同祔于正殿两侧。西庑以高禖，东庑以太尉地位最高，遂昂入其正中。山神、土地各管一方，地位相对较低，所以其祠仅二间。十位配享神环卫着至尊成汤，完成了兹庙设计者们的神学构思，而且体现出较为严格的宗教礼制观念。
3 下交村的汤王庙祭，从其碑刻和民俗资料约略可知大抵是在祭祀先代帝王之礼的基础上，突出里社雩祭之义、蜡祭本质，又融合社祭和乡饮酒等礼仪，经过历代参伍因革不断丰富起来的一揽子式的赛社活动，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这一传统的内涵，除神灵的假定性、选择性和祭祀的目的性外，还包括“社会”的人文因素、赛社的具体程序和对民众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实际影响。程序性特征及影响容后再叙，这里先言其他方面。
明成化十八年（1482）杨继宗《重修下交神祠记》（附碑一），是庙中现存时代最早的碑刻。所言祭祀的目的性已很明确：“春祈百谷之生，秋报百谷之成，人民富庶，享祀丰洁，八蜡通而岁事顺成。”春祈秋报本为社祭，主祭五土和五谷，现已与汤祭合在一起。“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24]现在也移到社祭之时了。蜡祭所祭者八神，含先啬、司啬、猫虎之类，认为只有将此八蜡与四方通祭，岁事才能顺成[25]。《周礼》还有“国祭蜡，则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等仪节，注云：
“豳颂”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获稻作酒，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事，是亦歌其类也。谓之“颂”者，以其言岁终人功之成。[26]
此即“饮蜡”之由来。下交也是“岁时伏腊，饮蜡歌豳”的（附碑四）。惟“龡豳颂”已为大演其剧所替代，“击土鼓”则演进为具全部仪仗、巫鼓，杂有队戏的赛社洪流了。但饮蜡之举仍在庙庭，所谓“凡遇春祈秋报之期，邑中父老子弟相率而饮蜡于其下”，目的则是“敬高年而训卑幼，兴仁讲让”，同时也“报神功而酬帝德”（附碑五）。这就杂入了乡饮酒礼。《周礼》有云：“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注云：“正齿位者，乡饮酒义。所谓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至此农隙而教之，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也。”[27]乡饮酒本绅士之礼，惟于祭祀中“以礼属民”，可知周代社祭之时也可以把乡饮酒合起来进行。
唐代进一步规制，诸州县祈诸神，包括先代帝王、岳镇海渎，举凡得雨报祠，“皆同祭社之礼”，“祝文与祈社同”[28]。多种礼仪融入赛社中，可以避免劳民过甚，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中对社会人文因素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饮蜡，所以到明代对此又有新的更严格的规定。《明会典·礼部三七》载朱元璋《大诰》曰：
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叙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罪以违制。奸顽不由主者率乱其席，全家移出化外。[29]
《大诰》在明代连乡村社学的学生都必须背诵[30]，也确实具有道德约束和教化的正面意义。所以杨继宗《重修下交神祠记》在略述祭祀的目的之后，详记饮蜡与人文环境的互为影响。他特别强调：
下交地灵人杰，敬神向善，人知孝弟，俗尚谦耻，为仁义之区，礼让之党也。虽然，不有先觉，孰问后人？溯厥所自，风俗之美，由人材之隆重。
周制“五百家为党”，设党政掌其政令教治，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31]。故碑中的“党”乃借指乡村。后世之里正、赛社社首仍承其职，使人知孝弟，俗尚廉耻，除平时之教化外，主要依靠赛社的功能；反之，改善后的人文环境，又可以强化赛社的功能，其作用是双向的。杨继宗深明其理，故借其修庙之碑大谈下交人才的兴旺。
碑中开列的下交村在明永乐至正统间涌现的人才就有38名。其中既有父子举人、兄弟举人，也有一门之内科第、胄监、吏胥三途皆见所出，而济济多士。有迹可考者：鱼渊，永乐十二年（1414）举人，任山东新泰县儒学训导。其子鲸则景泰七年（1456）举人，河南汝宁（今汝阳）训导。原矩，为永乐十八年（1420）举人，官河北大名知县。原亨，虽由胥吏而出，任山东贡县宰，然其子瑢则正统六年（1441）举人，陕西渭南知县[32]。原亨之另一子原杰，字子英，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南京御史，巡抚江西，超擢江西按察使，迁山东左布政使，改左副都御史。出巡荆、襄（今属湖北），治理数十万流民，有功郧阳，进右都御史。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年六十一。郧、襄民为立祠。诏赠太子太保，录其子宗敏为国子生。隆庆中追谥襄敏[33]。碑言宗敏由胄监出者本此。原杰是下交村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杰出人物。
此外，本碑篆额人原宗善，原瑢长子，成化十三年（1477）举人，碑题息县（今属河南）训导，后任秦府长史。“科目可待之士”中，原应宿，成化十九年举人，官松江府（今上海属县）通判，余则多不详[34]。书丹人原宗礼，亦瑢子，景泰丙子（1456）举人，与鱼鲸同科，河南汝阳知县，“刚方廉介，世称孝友”[35]。《山西通志》失载。如果加上碑中所述的由胄监、吏胥而出者，学而尚未用之者，乡党之拔萃者，学问渐摩而成者，后生学子中崭露头角者，下交村社的人文环境真可以称作彬彬之盛了。
杨继宗字承芳，下交之东邻匠礼村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刑部主事。成化初，擢知嘉兴府（今浙江属县），时时集父老问疾苦，为祛除之。又大兴社学，子弟八岁不入学者，罚其父兄。性刚廉孤峭，人莫敢犯，时有“天下不爱钱，惟杨继宗一人”之誉。超迁浙江按察使，与此碑题衔合。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因数忤阉党、权贵，左迁云南副使。弘治改元，迁湖广按察使，寻以佥都御史巡抚云南，未几卒。天启初谥贞肃[36]。他是位极重视文教的官员，碑中详述人才正是在赞扬下交社学的成就。他闭口不言祈雨、获应等事，儒者之笔，正自不俗。
明嘉靖十五年（1536）王玹《重修乐楼之记》（附碑二），申诉重建戏台的理由颇具理论色彩。他说：
尝稽诸《易》，曰：“先王以享帝立庙。”又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
碑中援引的《易经》语，首句是“涣”卦象辞，次句是“豫”卦象辞。据正义，“涣”象风行水上，“豫”示雷出地奋。风吹水上则激动波涛，为散释之象，天下太平，所以先王要在此“涣然无难之时，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庙，以祭祖考”。雷是鼓动，象雷出地而向天，“故先王法此鼓动而作乐，崇盛德业”[37]。
他从礼乐的起源谈起，认为礼与乐是文化的一体两面。无乐不成礼，有乐才神人以和，共享太平。他是在写戏台，故其所谓乐是包括戏曲乃至全部的散乐、俗乐在内的。一段老生常谈只因扩大了“先王之乐”的内涵，就等于宣告赛社演剧完全符合礼乐制度，无可指责。在他看来，士大夫退隐林下，必曰耕读事神，假庙享帝（含演戏）之余，引导青少年走向善道，这比单纯的以诗酒为乐，比西晋竹林七贤等名士的放达生活强多了。这就大大提高了戏曲的地位。即使在他的心目中仍存有戏曲等散乐应当以歌颂德业为宗旨的正统观念，但是总的看来他的思想还算跟得上时代。
王玹字邦器，亦阳城人。弘治十年（1499）进士。初授邢部主事，继补户部，以廉能称。迁刑部员外郎，升山东司郎中。时逆阉刘瑾弄权，玹为瑾所恶，思中之，无可乘。迁陕西佥事。瑾诛，调河南，分巡汝宁道（治今汝阳）。率兵平灭刘七有功，以拒绝纪功官索贿，而未得优叙。历兵备苏州、山东布政司左参政，俱有绩。后辞归，卒于家。王玹是很迷信汤王祷雨之说的，又说下交神祠“每遇水旱疾疫，有祷即应”，固未脱嘉靖间神学空气的牢笼，但其“民岁取水以禳旱，其来远矣”二句，则补充了杨继宗所不言的雩祭传统，为我们了解这种“取水”于析城山的作法，大有助益。篆额者白鉴，亦阳城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举人，曾任河南文登、杞县，陕西汉阴、洛南知县[38]。
李瀚《重修正殿廊庑之记》（附碑三），与王玹乐楼碑同年同月立。然其所述，大半为重修戏台12年以后的事，现今可能了解下交汤祠的昔日庙貌、风采，主要依据此碑。此外，本碑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篇总理社首的传记来读。记中刻划的原神山的形象，在古代赛社领头人中是很典型的。
据碑文可知，原应轸字文璧，号神山，出身于下交名门望族、书香世宦之家。初以明《易》为县学杰士，然学富而不偶。杨继宗碑记曾列之为“科目可待之士”，却未中举。贡太学肄业，得官庐州府（治今安徽合肥）经历，九载，致政归。做国学生时，曾协助族叔、兄总理社事，用六年时间彻底改建原来的戏台。因与王玹是县学同学，又有姻亲之谊，故玹为之撰碑而记之（附碑二）。厥叔兄辈去世后，发誓重建正殿廊庑，致政归来未旬月，即独任总理社首，又用九年光阴翻新了庙貌，中值连岁灾荒，人有饿殍、流难者，犹经营不辍。其性刚方梗介，风度庄肃，所在人咸畏服。尤好整饰，不苟简。下交村汤庙有过辉煌和宏丽，皆其力也。所建的“十二甲”组织，在修庙和祭祀活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下交村赛社史上，原应轸是个奠基性的重要人物。但饿死人的年月他还在大建其庙，虽说是神祠的功臣，实亦父老之罪人也。处于嘉靖神雾弥漫的时代，这样做也有趋时媚俗之嫌。
李瀚字叔渊，号石楼居士，其先翼城人，徙沁水。成化庚子（1480）举乡试第一，翌年中进士。初授乐亭令，擢监察御史，巡按陕西，革茶马夙弊。历升右副都御史，迁吏部右侍郎，寻转左，进南京户部尚书，俱有绩。后告休，归。他与原应轸有姻亲关系，私交最笃，故笔尖常带感情，事迹写得具体动人。篆额者李裔芳，阳城人，嘉靖十年（1531）举人，任眉州（治今四川眉山）知州[39]。为此碑篆额时尚未出仕，故未题官衔。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田从典《重修大殿碑记》（附碑四），与同年原景苏、雍正间田嘉谷所写的碑记一样，都提到了下交村社的十二甲，三碑碑末分理社首的姓名，也正是12位。当年原应轸所建立的这一组织形式，竟延续了200多年而未变，由此可以看出农村赛社传统的稳定性。但田从典说“析城东北绵亘百里许，其村曰下交”，则大错特错了。
田从典（1649—1726），字克五，阳城人。早有文名，康熙甲子（1684）举乡试第二，四年后成进士。曾任广东英德知县，擢御史，有绩。康熙知可大用，超擢通政司参议，累迁左、右通政，光禄寺卿，寻擢副都御史，与此碑题衔合。碑立之当年又升兵部右侍郎，兼管光禄寺。前后八年，擢左都御史，奉命往勘年希尧、蒋国正案，得实，论如律，升户部尚书。雍正元年（1723），调吏部，御书“清谨公方”额并诗以赐之。三年春，授文华殿大学士。六年，优诏加太子少师，原官致仕。行次良乡卒，年七十八。予谥文端[40]。
雍正七年（1729）田嘉谷《下交村重修庙记》（附碑六），有对原氏家庭及其影响的一段总结，为下交村的人文环境及传统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原氏世居其地，三百年来，多以儒术致身，彰为治绩。大司马襄敏公立功郧阳，尤炳耀汗青者。阳城虽多名卿材大夫，然以公为之冠。其先后又多人物。阖郡旁县衣冠之家，未有如其久远者。其地亦可谓冠盖里矣！
大司马是对兵部尚书的尊称。历史上，阳城并不乏出过尚书的人家，但像原杰家族那样绵延300年者却罕有。看来下交村社长期以来总是以一大群知识分子为中坚，望族原氏为核心的。社首、维那头、总理社首等，常由他们担任。田嘉谷所谓“朴者安于田亩，岁获有秋；秀者读其遗书，以承先泽”，是归功于“神庇”的。可以断定，下交村赛社传统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文教”的色彩较浓。
田嘉谷，阳城人，先代也曾居下交。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转御史。后一职与碑前题衔合。雍正元年任浙江副考官，以后仕履不详[41]。碑中写汤祠外还有座文昌帝君祠，祠有“舞楼正门”，此即清式山门舞楼，今已不存。文昌庙是有功名者和读书人聚会的场所，每年二月初三是帝君诞辰，“秩祀外，士大夫多醵钱献剧”[42]。文德教化的观念同样在助长戏曲的生力，清代乡村士大夫还是很开通的。
4 知识阶层操持赛社，其文教的导向多表现在秩祀的庄重和仪式的规范化高雅化，凡事不苟简。但赛社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导向并不能限制住民俗文化的质的表现。蜡祭的过程就是粗犷与野性的显示，有狂欢节的特点。再加上当地古老的取水、曝龙、贺雨演戏等雩祭的传统，进行起来一定朴野而热闹非凡。
然《阳城县志》称：“朝贺、耕籍及祀典迎春、乡饮，具载《会典》，不敢列入，《风俗》。”[43]即是说本地的赛社一应仪节都奉行朝廷《会典》的规范，不敢自作主张。当然，像下交村社那样的人文环境，特别是在明代原氏“宗”字、“应”字辈执掌社事的时候，对《会典》的遵从会更一丝不苟。了解下交赛社，必须先看《会典》。《明会典》卷八十七《里社》载洪武礼制：
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常川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随用，祭毕就行会饮。
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许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
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44]
以下则是“仪注”、“祝文”两项。“仪注”内含“前祭一日”的斋戒、净坛，为瘗坎、涤祭器、宰牲等项；“祭日未明”时的烹牲，设神位，设预祭人位，引礼及诸执事人位，实祭物于碟，解牲体置于二俎，置酒于樽，书祝文于纸等项；然后才是“三祭酒”，由引礼引会首于五土（左）、五谷（右）神位前，分别行礼，跪拜、祭酒读祝皆如仪；最后是“执事者彻祭物，读祝者取祭文焚瘗于坎所”。“礼毕，行会饮、读誓文礼”。所谓“行会饮”，就是饮蜡了。“祝文”更枯燥，不赘述[45]。
《明会典》卷八十四“祭历代帝王”条，亦有简明易从的礼文，内含斋戒、省牲、正祭陈设、仪注、从祀名臣、祝文、乐章等项。其仪注又分为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彻馔、瘗坎六程序。而乐章共八，即《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及《望燎》[46]。仪式的隆重庄肃，由此可见一斑。但这是遣官致祭的国家级典礼，里社祭祀汤王是不敢用此规格的，下交也不例外。
下交村的赛社活动，至多参酌朝廷派员在汾阴本庙祭祀的某些仪节，而以《会典》对里社的规范为主，突出其文教的色彩。不过正如清代《皇朝通典》所说：“凡祈雨之事，义与雩同。”[47]里社既然“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那么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蜡祭而含雩祭。所以《阳城县志·风俗》篇载：
赛社迎神，断无不洁之粢盛，祷雨祈年尤深严肃。每岁仲春，各里人民向析城、崦山换取神水，仪从靡费，不能枚举，亟当酌而裁之。[48]
事实上，每里都曾拥有一部“祭祀规范”或“礼节传簿”之类的社典，世道多故散佚了而已。在阳城，一般是居于县治东、北的里社到崦山白龙庙池取水，而居于西、南者取水则上析城山的汤池，以就近也。其所以“仪从靡费”，明代夏言等人的奏章说得好：“盖雩祭之礼，所以祈雨泽，必备声容之盛，以诏告于天地之间，而宣达阴阳之气。故郊以礼为主，雩以乐为主。”故其“乐舞之服，务极鲜明，令采色错然”，行进时还要“舞歌间作”[49]。
阳城县上伏村赠给我们一本《上伏村志》，志中《迎神赛社》等章节，详细记载了两座成汤大殿的神像、神驾排列，取水、祈雨、送龙王、贺雨的演剧过程，可为了解下交村赛社作为参照。详见第七章《太行雩祭取水及谢雨演剧传统的形成》，此不赘述。
康熙五年（1666）韩苏《上佛里大庙兴造记》碑中埋怨，该村祀神“惟以杂剧为岁事，又何说耶”[50]，正能佐证清初戏曲在赛社活动中早已占据突出位置，而且表现出了无以阻遏的发展势头。
浩繁的赛社迎神耗资也是巨大的，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阳城县志》就此议论云：
县居深山，民贫土瘠，稼穑尤难……但结社祀神，狃于縻费，而又苦乐不均。乡村则祈报纷繁，措资尚摊于各户；城关则指名供应，倒囊偏苦于数人。前令徐璈感慨留句云：“堪叹比邻供社事，田园鬻尽典衣裳。”……愚民竭其盖藏，几至倾家，神有不垂怜而怨恫者乎？须知事神主于诚敬，邪钯淫声之技，适以渎神，何能邀福？深鉴斯弊者，亟宜裁演剧之繁，变偏枯之习，以培耕稼元气，而挽奢侈颓风。[51]
其用心虽善，却不知演剧之繁正源自事神之虔，神乃村民的精神支柱，演剧也是苦中乐事，是无法废革的，倒不如地方官少一点苛捐杂税比什么都强。关于宗教给民众精神与物质生活造成的影响，还是孟德斯鸠说得好，他说：
当对宗教的表面的尊敬显得非常庄严时，它就会使我们感到愉悦，并使我们热心地信奉它。庙宇的华丽和僧侣的富裕，也极大的影响着我们。因此，甚至人们的贫困也成为热心宗教的动机，那些造成人民贫困的人们则用宗教作为藉口。[52]
一方面“人们的贫困也成为热心宗教的动机”，另一方面“那些造成人民贫困的人们则用宗教作为藉口”，二者在宗教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乾隆十年十二月谕大学士等云：“即民间秋成之后，休息农功，祀神报赛大抵借蜡之遗意，以尽其闾井欢洽之情。犹有吹豳击鼓之风，亦皆听从民便，未尝禁止。”[53]于是下交村也和所有的农村一样，将自己的赛社传统“合法的”保存了下来，直至当代方才消歇[54]。
附碑一：重修下交神祠记
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浙江按察使匠礼后学杨继宗撰
乡贡进士文林郎汝阳县知县本里后学原宗礼书丹
乡贡进士河南息县儒学训导本里后学原宗善篆额
析城之东有下交，下交之地山水奇秀，居民稠密。南北两河中夹大阜，自东徂西合为一水，因名下交。今兹析城即《禹贡》所载之析城也。大阜之上，中创神祠，为一乡祈报之所。春祈百谷之生，秋报百谷之成。人民富庶，享祀丰洁。八蜡通而岁事顺成，所谓“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是已。祠庙总若干间，有年久倾颓者，有空缺未造者。正统甲子春，里生鱼鲸植桂二株。越明年，里人原大器、孙郁、许真灵重修舞楼。成化纪元，原大用辈重修广禅侯祠。十有二年，原宗禄辈创建佛殿三间，兼塑佛像五尊。十有三年，原大亮、原宗仁、原宗禄、原礼、原英、孙敖、席步、席扩、孙志学、孙志端、原昙、原景、原内、原乾一十四人，皆乡党之拔萃者，睹成汤、黄龙、关王殿三间倾颓，神像剥落，同心协力重修，补塑落成，问曰：“祠神左右隙地，未曾起造，可建否乎？”佥曰“善。”乃东建白龙并太尉殿，共八间；西建行廊及门楼，十有三间。昔之倾颓者咸重修之，剥落者悉补塑之，空缺者整创建之。厥工克备，焕然一新，足以事神佑民，可传后世。请为记，以纪其实。予应之曰：“下交地灵人杰，敬神向善，人知孝弟，俗尚廉耻，为仁义之区，礼让之党也。虽然，不有先觉孰问后人？遡厥所自，风俗之美，由人材之隆。前代已远，不复暇论。洪惟圣朝人材，由科目而出者，有曰鱼渊、原矩、原瑢、原杰、鱼鲸、原宗礼、原宗善也。由胄监而出者，有曰原亨、原宗纯、原宗敏也。他如孙瑄、鱼泰亨、原宗泰、原宗敞者，又皆由吏胥而出也。渊为新泰教谕，鲸为汝宁训导，父子举人也。瑢先典教，后升县尹；杰登进士，历宦宪长交伯，左侍郎都御史，卒于尚书，兄弟举人也。宗礼今汝阳，宗善训息邑，先后登科，亦兄弟举人也。宗善，瑢之长子，克继先志，亦父子举人也。亨为山东贡县宰，乃宗禄之祖。瑄为陕西镇安幕，乃志学之□□关驿宰宗敞，管城驿宰宗泰，与弟宗禄亦伯仲也。泰亨任武安驿宰，渊之孙，鲸之子也。矩系里人，原岳父，恬退不仕。宗纯、宗敏又皆未用之□也。今宗禄、志学辈贤而种德，富而好礼，敬以事神，率由人材中渐摩而成也。礼义由贤者出，讵不信夫！且乡人助缘，稍觉列名碑阴者，若此其盛，而原、孙、鱼三唐之崔、卢，晋之王、谢也。后进忝而为儒者，曰宗哲，曰应奎，曰应宿，曰卢伦，曰鱼泰雍，曰应清，曰应轸，曰应阶，曰应麟，曰卢仁者，又皆科目可待之士也。□□人材辈出，神祠愈崇，礼让愈兴，风俗愈美，远而弥昌，久而弥芳，而一乡之盛绵亘千古，又非止今日之盛也。百岁之后。必有贤如韩柳能记之者，又岂若予之拙而直哉！”
大明成化十八年岁在壬寅秋九月吉旦立
维那头 原宗禄 原大亮 原宗仁 席 宽 孙志学
席 扩 原 昙 原 矣 孙 敖 原 景
孙志端 原 礼 原 乾 原 内 原 敏
石匠□□ 牛铎镌
注：碑高170公分，宽88公分，笏头方趺，正书，现存拜殿内。
附碑二：重修乐楼之记
赐进士第亚中大夫山东布政司左参政前刑部郎中邑人王玹撰
乡贡进士文林郎杞县知县邑人白鉴篆
廪膳生员王镗书
尝稽诸《易》曰：“先王以享帝立庙。”又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予诵《汤誓》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表正万邦，兆民允殖。”王之德如此其盛也。观之史传，大旱七年，斋戒剪发，身婴白茅，以身为牺，祷于桑林之野，六事自责之余，大雨方数千里。王之泽如此其深也。德盛而泽深，民岂能忘其王于千百世之下哉！睹庙貌而兴思，遇享祭而致敬，非勉然也，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己者矣。是以县治西南去城七十余里，有山曰析城，草木分析，山峰如城，即《禹贡》所载之名山也。世传王尝祷雨于斯，故立其庙像。民岁取水以禳旱，其来远矣。其山之东北，有下交之地。居民正北有阜巍然，南山群峰屏绕，襟带两河，极为奇秀佳丽之地。原其所自，亦析城之余支远脉伏而显者也。王之行宫在焉。每遇水旱疾疫，有祷即应，亦王祈祷之遗意也。观其旧记，殿宇、行廊、门楼大小五十余间，建自大元太安二年，迄今三百余载。各殿宇损坏，圣像剥落，里人原大器辈，历年重修补塑。惟乐楼规模广大，年久风雨所摇，飞檐梁柱，倾颓殆尽。至我国朝正德五年庚午，里人原宗志、原应瑞、国学生原应轸等，会集社众曰：“成汤，古圣帝也。乐楼芜废如此，与诸君完葺之何如？”众咸曰：“诺。”于是鸠工萃材，各输资力，重修乐楼，一高二底（低），四转角并出厦三间，功成于正德十年乙亥。栋宇台榭，高大宏伟。金碧丹青之饰，焕然一新。其功倍于昔矣。兹者宗志、应瑞俱捐馆，惟应轸字文璧，任庐州经府，已归林下十载矣。予与文璧有姻戚之谊，又布衣时同游邑庠。一日嘱予为文，以记盛事，予归休日久，素拙于文，直书其重修始末之实。噫嘻！文璧建楼之意，岂为谄事邀福之举，尤有深意存焉。其心以为，林下之士，苟徒以诗酒为乐，几近于晋之放达，与时何益哉！然假庙享帝之余，为彦芳诱善之计，与乡人萃于庙庭，共宴神惠，必曰耕读事神，诚善事也。尝闻作善降之以祥，作不善降之以殃。使善者有所勉，不善者知所戒，而表正劝惩之典寓焉。且举祀之际，谈叙庙之旧记，又曰某人始建何庙，某人重建何祠，而修举废坠之意，又将垂于无穷者矣。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千百载之下，睹庙楼之倾颓而复修饰者，未必不由文璧兴作之也。予年老学荒，谨述其实，如其文，以俟后之能者。
大明嘉靖十五年岁次丙申正月吉旦
总理社事原应瑞 原宗志 原应轸
分理社事原梦祯 鱼泰康 原守坤 原宗敌 原宗周
原宗敷 原 森 原 富 原 经 孙 礼
许 滦 孙 宗 徐 德 原 纪 鱼 宣
徐 润 立石
刘善里石工程邦 同男程思恩刊
注：碑高248公分，宽94公分，笏头方趺，正书，现存拜殿内。
附碑三：重修正殿廊庑之记
赐进士南京户部尚书致仕节奉诏进阶光禄大夫前都察院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石楼居士八十翁沁水李瀚撰
乡贡进士邑人李裔芳篆
廪膳生员邑人郭昌书
石楼居士与原神山夙敦道谊，雅因缔为姻，厥雅滋笃。神山迩因修庙事竣，以郭石门所具修庙实录，走征余文为记。余惟惛耄弗文，然情弗可辞。按录阳城县治之南五十里，山曰析城，即《禹贡》所载者。山之巅有池，深昧不涸，人以为灵。俗传汤尝祷雨于此，故昔人立庙其处。厥后凡值旱暵，即诣彼祷之恒应。每岁春民相率而取厥水，蓄灵也。以此诸乡邑多建汤庙，为祷祀所。山之阴三十里曰下交，居者数百家。乡之北阜亦有汤庙，并各祠宇五十余间，乃辽大安二年所建，实宋哲宗元祐元年也，迄今四百七十余年矣。久而必敝，势也。原氏世居其乡，为大姓，科第缙绅辈出。神山性刚方梗介，风度庄肃，所在人咸畏服。尤好整饰不苟简，初明《易》为邑庠杰士，学富而不偶。贡太学后，官授庐州经府。方其待擢家食日，念曰：“人赖神以庇，神依人以礼，礼假庙以行。庙且颓敝乃尔，果所以为礼神哉！”由是耿耿不释。乃协缵族叔宗志、族兄应瑞，以修葺之。首建舞楼一所，一高二底〔低〕，材饰极其壮丽。外南向出厦三间，皆包以砖。方将次第修葺，无何而厥叔兄辈相继捐馆，神山且将筮仕，厥事遂寝。洎神山将之官庙辞，因自许曰：“幸吾获返，必缵前绪。”越九载，致其政而还。抵家未旬月，前日之念即萌。乡之故事：月朔望相率而祀于庙。神山因祀，乃举爵长跪，而谋诸众。众渲然许诺。已而自具酒肴，约会首一十六人，且告之曰：“欲兴兹役，厥工匪细，财力之费，我固先之，如难独济何？责分尔辈，尔克胜乎？”众慨然任之。遂定约，分乡人为十二甲，作二木牌，书众名其上，一挨督馈饷，一挨督供役。神山遂即东廊而居，寒暑昼夜食息咸在是，非有大故不去，身家之务不暇顾，若弃之然。先自出白金十两以鸠工，经始其事。首及正殿即汤庙，旧直堂三间，今易为四转角杗斗栱，四面通额、梁、石柱。旧门窗皆木板为之者，今易以棂花亮格十二扇。留后门，为将来建寝室。端其材木瓦石，各壮大精丽，愈于昔数倍。虽云重修，实则创建。时嘉靖丁亥春也。是后连值岁凶，人有饿殍流离者，神山犹经营不辍。乃及东北黄龙祠三间，佛祠三间；西北关王祠三间，神库二间；正东白龙祠三间，太尉祠三间，神厨二间；正西牛王祠三间，子孙祠三间，土地祠二间。其东西诸祠之下，旧行廊皆平矮室，今为重楼各五间。正南左右斗栱门楼二所，皆次第而成。四旁联壁，绳直矩方，虽各因旧基，然旧皆土壁板瓦，今通缭绕以砖，易之以桶瓦。四面总二百步，用砖十万有奇，瓦亦称是。并其中各神像亦皆补饰完美。其余栋宇之类，易旧以新，易小以大，易粗朴而为精致者，尤不胜纪。又造石狮二，于正殿之阶，极其工巧。植桧十有二本于院，植松柏八十本于四外。今年乙未冬，厥功成。呜呼！厥费不赀，厥功不浅。以不一之人心，涣而靡萃；以乡族之恩义，情而靡法。然而用人之财，而人不以为费；竭人之力，而人不以为劳，厥匪艰哉！匪神山有弗克胜者。初，神山为是役也，时遇收获，亲诣人之家而募其粟，多寡因贫富，工以力分，用以材致，罔弗曲。当时或用广而募不继，役急而来者缓，神山即诣其人长跪。其人必且赧且前，心益感劝。神山□出已有以济之，躬执劳以率之，昼夜呼号，鸣金以督众。众相谓曰：“原公不惟屡出其有，且素不习劳，加之年愈七□，乃能历履勤苦若是，吾属可自私其财，自爱其力哉！”故家虽弗赡，农务方收，亦莫不委曲迁就，求以应之，且心悦诚服，惟恐或后，曾无一人作慝者。盖人之情虽所以为神，由神山有以感之也。神山之志，欲有以致人，若神默有以启其□者。吾意神山切切于此，崇夫礼也久弗渝，许信之笃也；即庙而居，心之专也；几历一纪，志之坚也；劳亦躬执，率之勤也；人乐趋事，德之感也；物议不生，处之公也；连值荒歉，时且艰也；祠宇多而壮丽，功尤大也；夫惟礼以基事，信以成之，专以营之，坚以持之，勤以率之，德以感之，公以处之，以故值时之艰，功虽大允济。昔先正云：“睹河洛者，思禹之功。”后之睹祠宇者，安知不如思禹者而思公哉！神山名应轸，字文璧。石门名昌，字顺之，邑学士也。其会首原宗周、原应宾、原应学、原朝仪等与有功。原朝仪独别植桧二本，事皆得附书。其输赀供役者不及，悉则载诸碑阴。
大明嘉靖十有五年岁次丙申正月吉旦
总理社事 原应轸
分理社事 原应奎 原宗敌原宗周 原应宾 原宗敷
原应社 原民仪 原应宣 原朝仪 原应贵
原怀仪 许 孜 原应蛟 原子华 徐 德
原德仪 原一朋 原 较 原 轕 原一心
席安浩 协立
刘善里石工程邦 同男程思恩刊
注：碑高203公分，宽82公分，笏头方趺，现存拜殿内。
附碑四：重修大殿碑记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兼光禄寺正卿事邑人田从典撰
邑庠生原景苏篆
邑庠生原 成书
先王自封建以来，随其所在必立名山大川以祀之。阳邑之南，山曰析城，高耸凌云，迥出群峰。夏禹治水尝历其上，《禹贡》载之，其山遂名海内。山之巅有成汤庙，莫详其始，俗传汤尝祷雨于斯。政和六年特赐“广渊之庙”为额，故乡邑多汤庙焉。析城东北，绵亘百里许，其村曰下交。人烟稠密，为邑南巨镇。其村之北阜，有成汤庙，其来久矣。杨贞肃、李司徒为文以志之，予无庸赘。但历年既久，风雨飘摇，渐将倾圮。邑人茹之轩、原文彬、卢纯辈，目睹心恻，属众而告曰：“人赖神以庇，神假庙以歆。庙近颓圮，将何以妥神灵，而致祀享？盍易故更新，以一劳而永逸乎？”众皆欣然许诺。但工费浩繁，难以卒备，且恐人心散涣，工役财物之用，多寡不均。遂佥议于秋获之后，按其所获，每谷豆壹石，出不瞒天数升于是众心悦服，喜施乐舍，集谷豆数百石。遂于十二甲中，每甲各举一人，以董其事。凡材木之旧者易以新，小者易以大，虽基仍旧制，而材木视昔较胜焉。旧制覆以上瓦，今皆易以琉璃。始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岁，至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而告成功。材木壮丽，辉煌射日，诚盛举也。自兹凡岁时伏腊，饮蜡歌豳，报神功而酬帝德者，必入庙肃然。其睹庙貌之辉煌，而谓始事者某某，替劝者某某，而其人亦相与不朽焉。然历久而毁，积年而敝者，势所必然。知后之视今，亦无异今之视昔，因泐石以俟后之再新者。
时大清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孟春谷旦
总理社事原文彬 茹之轩 卢 纯
分理社事原体隆 原士浩 许伯寅 原相周 原硕蒙
原公擢 原景周 赵秀廷 原□星 卢群风
原 纯 吴应章
木工崔永期 原士林 玉工张一佐 丹青匠王 玠 琉璃匠乔君召 铁匠赵长喜 赵长育 阴阳生高宇印施银三分 原景□施银三分
本庙住持邢镇铨 徒原真□施谷二斗六升
注：高187公分，宽68公分，笏头方趺，正书，现存拜殿内。
附碑五：重修拜殿碑记
邑庠生原景苏撰
邑庠生原 成篆
邑庠生原 展书
居邑之北，其阜隆起，来自析城。据堪舆云，为一邑之主脉其上有成汤庙，不知其创于何代。中有拜殿，按柱铭系大安二年建立。规模阔大，材木壮丽，凡遇春报秋祈之期，邑中父老子弟相率而饮蜡于其下，虽所以报神功而酬帝德，其所以敬高年而训卑幼，兴仁讲让，端由于此，盖亦为善风俗之助云。于是知创之者之心，诚深且长也。但历年既久，以时缮修，日风月雨，以圮以漏。积而至今，材木皆腐朽，而不克胜任。曩之颓废者，且将就倾圮矣。虽屡议更新，而功大费广，久焉不葺。每遇祀事，虽罗其笾豆、洗酌之具，而执事者徒升降于颓檐坏庑之间，退而安然，罔以为恤，慢神渎礼，莫此为甚。邑人许尔厚、原士林、原稳等，目击心伤，遂议重修。同谋之众，众皆慨诺。但念费繁而难以猝备，遂每岁于秋夏收获之期，按获抽收。始于康熙之己丑岁，阅三载而积粟麦数百石。施者不苦其艰，而用足备。遂于十二甲中，各举公直勤敏者，以勷厥事。凡材木、基石悉易旧以新，易小以大。开功于壬辰之春，夙兴夜寐，督饷催工，罔或少怠，至癸已而告成功。于是弊陋朽桡之迹，焕然一新，彩绘涂壁，罔不精极。虽则重修，无异始建。且旧制两楹，今则易而为三，不惟神之喜盼蠁来宅，凡春秋祈报，里人之饮蜡于其下者，歌功食德，固以崇报本之思。而且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其所以敦古道而善风俗者，亦未必不由于斯焉。将神歆人悦，相与共传不朽矣。
大清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已孟秋吉旦
总理社首原士林施银六钱 许尔厚 原 稳
分理生员原玫
分理社首赵贵廷 吴广生 原泽洽 原文魁 原景思
原洪珠 原淳佑施银五钱 崔生才 崔瑞隆
卢兴隆 原雨润 原惟教
阴阳原景韩施银三钱 高守印施银三钱
住持原真鹏 梓匠崔永期 丹青王玠 白克振
油匠吴伯珩 铁匠赵长柱 赵长喜 玉工张一佐施银五钱
注：碑高224公分，宽82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拜殿殿内。
附碑六：下交村重修庙记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原任监察御史加一级邑人田嘉谷撰
邑庠生杨培篆
邑庠生原玫书
阳城南二十里，下交村在析城山之麓，山环水绕，土沃风淳。原氏世居其地，三百年来，多以儒术致身，彰为治绩。大司马襄敏公，立功郧阳，尤炳耀汗青者。阳城虽多名卿材大夫，然以公为之冠。其先后又多人物，阖郡旁县衣冠之家，未有如其久远者。其地亦可谓之冠盖里者矣。析城山古有广渊之庙，故邑之里社多祀成汤。下交村之庙，在其民居之北，崇冈之上，南望析城，烟云相接，里人世祀之。旧记建自金大安二年，其后修葺不一。岁月既久，风雨所侵，忧其倾圮。又其庙外，有文昌帝君祠三楹，亦几敝坏。里之耆老原景祥、原大吉、原进杰谋更新之，又于本社十二甲择勤敏者各一人，以襄其事。夏秋收获，每户量输麦粟积百石。乃募工易材，撤敝补坏，卑者高之，狭者广之，功倍于昔。又于庙外故址，缭以周垣，舞楼、正门、东西二门，皆饰以丹碧，焕然更新。自雍正丁未至已酉，阅三岁而功成。使非里之人同心协力，以报神休，何以有是哉！夫时和年丰，兆庶乐业，仰事俯育，饱暖之余，虔于祀事。神降之惠，永永无极，理固然也。朴者安于田亩，岁获有秋；秀者读其遗书，以承先泽。当必有接武而起者，簪缨济济如昔之盛矣。吾远祖元大参公来阳城，初入下交里，后相继者数世。里之石记可考。又其村人多有姻娅，故为记之。后之人知今日修复之功者，亦当继续不忘焉。
大清雍正七年岁次已酉仲冬吉日
总理社事原大吉 原景祥 原进杰
分理社事原克慎 原有贵 原 朴 原洪英 原景房
原大朋 原大宠 原文斗 卢映实 原必强
孙新业 原在源 立石
桂树垌牛才兴施银二钱 原大全施银一钱五分 原福佑施银一钱五分 原五伦施银一钱五分 原大能施银一钱五分 原唐施银五钱 李滋田施银一钱五分 原克宜施银一钱五分 卢起仲施银一钱五分 原吕厚施银一钱五分 下掌马文廷施银一钱
铁匠赵业著 油匠吴伯成 原策施银二钱
梓匠原泽敬施银四钱
玉工□在佐施银□□ 画匠白克振 砖匠王起邦施银四两
注：碑高238公分，宽66公分，正书，笏头方趺，现存拜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