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

杨丽萍

我常常面对某个我极其熟悉的人，呆呆地坐在桌前，一张新鲜的稿纸静静地等待着。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我仍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和恰如其分的情绪来面对我要描述的这个人。

杨丽萍又让我足足两天停滞不前，我不知道怎样表达。前几天，我给她打电话，问她那部关于她的舞蹈的电影《太阳鸟》什么时候开机，并表示我一定推掉任何工作，去为她拍图片。

丽萍在电话里说：肖全，可能你再也拍不到我们三年前拍的那些照片了。她的话显然有几分无可奈何。

我说：不一定，这也没什么。我们一直拍下去，等你真正成了老太婆，我也成了老头子了，我们再出一本画册。

“好啊！”丽萍笑了。

那天，我在电视里又看到了她，我很高兴，她没有老，还那样美丽，光彩照人。

我在认识杨丽萍之前，看过很多有关她的介绍。我预感到有一天，她会站到我的镜头面前来。

1991年10月，杨丽萍主动来找我了。她是看到我出版不久的《三毛摄影专辑》后知道的我，但我们真正见面，却是在第二年的4月。

这是我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式办理完辞职手续，下午就乘上了一架波音飞机直奔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时，我告诉自己：新的战斗开始了。

到北京天已经黑了，杨丽萍来机场接我。

她跟我握手，这是我握住的一只感觉极其异样的手。她的舞蹈，她最著名的孔雀的标志，就是这只手表演出来的。

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做拍摄计划，这是我做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活儿。

我们去了我想象中的场景：天安门广场、金水桥上、故宫的深墙边以及长城和康西草原。

尤其在慕田峪长城，我似乎找到了杨丽萍舞蹈的隐秘来源。

那天，长城上十分安静，天空蓝蓝的，远处山峦起伏，空气凉爽。杨丽萍一出现在长城上，我就被惊呆了。我感觉她这是正在回家。她脱下那件薄棉衣，只穿一件黑皮短背心，她开始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

接着她又拿出一块大绸布裹在身上，像一位女神。我很快就被她带进了一个无法抗拒的“气场”里。我的一切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我坚信，这是一位美丽的仙女在我面前。

她又让我为她拍一张剪影，她要站到烽火台上去拍。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去，对她万般叮嘱：丽萍，风很大，你千万不要往左边倒！上帝保佑，一想到十几米的高处，一想到过几天她就要去台湾演出……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我退到远处，冲她一招手，她一抖手中的绸布，顿时一片“白云”横空而出。

丽萍大叫一声，两手死死抓住绸布的两只角，这块布比她身体长出几倍来，在风中狂舞，像一匹受惊的野马。

丽萍站在高高的烽火台上，弯曲着她动人的身姿，挥动着那块巨大而洁白的绸布。

天蓝得可怕，太阳明明白白地照着。我双膝跪地，从镜头里仰望着丽萍，我被这一奇景逼得喘不过气来。

当我把丽萍接下来，我俩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我拍拍她的肩，她拍拍我的背，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可我们都明白，我们做了什么。

1995年的12月，我正在广州修改我的这部书稿。杨丽萍来电话，她的电影《太阳鸟》马上要开机了。

我放下手中的活儿，匆匆飞抵云南去完成我对她许下的诺言。

电影的故事都是杨丽萍过去的经历和她想象中的生活，她自己用笔写下来，这样她成了编剧。

因前一年主演胡雪桦的《兰陵王》，她对电影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她想象和设计了许许多多的场景、镜头、服装和音乐以及剧情中的人物关系等等，因此她又成了导演。

她拿出七百万元人民币来押这场赌注，所以她又是这部戏的老板。

丽萍对我说，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就算是输了，一辈子赔一次还是赔得起的。

一天下午，我们在西盟的一个佤寨里拍一场“剽牛”的戏，满山遍野的佤族同胞当我们的群众演员，他们披红戴银，个个能歌善舞。

突然，一个领头人脱下服装不干了，要求加钱，不到几分钟，一山的人不见了，怎么也拉不回来。

丽萍蹲在摄影机边上，沉默不语。我不忍心看她，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

当我正想上前去安慰她几句时，丽萍抬头看了我一眼，她强忍住眼泪，我的话到了嘴边终也没说出来。我突然想起几天前她对我说过一些话：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你说什么没有经历过呀？再大的事，我们都能顶得住，再讨厌的人我们都可以宽恕他们，面对这些事，这些人，你只需笑笑就过去了，别往心里去，我们的心里，可不要装这些东西，那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只有爱和那些令人愉快的东西才能装进去。

杨丽萍（舞蹈艺术家）——1992年4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