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
三毛
1991年1月5日上午10点13分，我接到成都电视台新闻部杨冰的电话：“肖全，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三毛自杀了……”
“天啊！”我此刻正在为《中国摄影家》杂志写她的图片说明。听到这消息后，我觉得一身冰凉，无言、愕然。走回座位看见三毛那张她自认为是“完美、无价”的照片，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这消息太坏了！
不自觉地，我又抓起了电话机，拨通了“四川经济广播电视台”。
“喂，张晓燕？你们台是不是刚播了三毛自杀的消息？”
“是吗？我没听到，你等等，我马上去问。”
“肖全，是真的。今早新华社发的消息！”电话长时间没有气流通过……
晚上，我与妻子冒着严寒回家，我说：“如果可能，我真想去参加三毛的葬礼。”妻子对我说：“三毛没有葬礼，三毛只有生日。”
一句话仿佛把我从极度的悲痛中救出。
是的，三毛选择的路一定是她愿意走的路。近年来，她一直在写着她自己这本“书”，并且用心地读着她。今天她用自己的手为这本“书”画上了句号。
可我坚信三毛还活着。我抬起头，天上又多了一颗星。
去年9月21日中午，我接到《蓉城周报》谭天的电话，说三毛来了。她的日程已全排满了，很不好见，还说后天再打个电话试试。
我们非得去碰碰运气。
三毛住在锦江宾馆673号客房。
我们礼貌却又固执地敲开了房门，一个中年女性立刻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极少见的女人！高贵、随意、幸福、苦难、善良、沉着、勇敢。我清清楚楚地从她的眼睛、嘴角、皱纹、指掌上迅速读到。
为了节省时间，主人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采访我，那就开始吧，想问些什么问题？”
“不，我们不提什么问题，只是来和您聊聊，我采访一贯只凭感觉。”我的同伙十分自信地就像和熟人谈话，任何工具都没有带。
我就不同了，十五分钟内，我要不让相机里的胶片对准主人曝光，那就算白来了。于是，我便请主人坐在靠门的一张沙发上，我提出了要给她拍照片，没想到她欣然答应。我拿起相机咔咔咔地练起来，扫了一阵，我又请她到阳台上再拍几张。她指着亮晃晃的钢制栏杆说：“请别把这些拍进去，我不喜欢这些现代建筑出现在我的照片里。”
我背包里正好带了一本我的黑白人像集子，是复印的。她看了几幅便摇起头来。我以为她不喜欢，她却说：“不行呵，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我非常喜欢黑白的，我也常常把照片拿去复印。”
谁知她竟然也爱拍照片，她拿出了一个全自动“傻瓜”对我说：“我很喜欢拍静物，在一些辣椒旁边放一双老太太的小脚布鞋，很有意思。”她还讲述了她在旅行中的一些见闻。她那捕捉生活中细节的能力的确让人信服。
她十分喜欢成都的小巷子。她说：“太阳出来了，人们把各种衣服用竹竿穿起，架在巷子里的青色瓦房上，还晾晒一些食物，很好看。”
下午四点过，我们步行到了那条“柳荫街”，这条小巷子有茶馆，有各式的铺面门小平房，有老人在屋檐下休息，有孩子在地上玩耍……
我们仿佛走进了某个著名的“电影城”。可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成都，成都人的生活。
三毛不再说话了，用她那双犀利的眼睛观察身边的一切。她不无感慨地说：“要把这些都保留下来多好！”
三毛操着这一个多星期临阵磨枪学来的四川话，和周围人打招呼，和孩子们聊天，川味十分地道。谁会知道她就是三毛。
我们继续往巷子深处走去，看见一家保留完好的木板房，门锁着，主人把一张竹椅倒扣在门上。我们俩几乎同时喜欢上了这个背景。我让她坐在那里，她没动那张竹椅，痛快地席地而坐。我连拍了三张，她又干净利落地把脚上的皮凉鞋拨下来，扔在一边，直觉告诉我，要出东西了。我双膝跪地，牢牢地控制着手里的“家伙”，我告诉自己相机不能有半点闪失。
三毛坐在冰凉的土地上，她在想什么呢？我来不及考虑这么多，但我知道，我的拍摄对象早已深深地投入。她一会儿咬着手指头，一会儿想起什么事又笑了，一会儿又紧锁眉头，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拍到了一些好照片。我们走进一个旧式的四合院，院子里有四个老人排列整齐地坐着，两眼直直地望着那一小块苍白的天空，伴随着身边的木纹雕花和砖缝，仿佛在过一种寂静的生活。三毛笑盈盈地和老人打招呼，然后坐在一张竹椅上。她慢慢扫了一圈院子后，两眼直逼我的镜头。当我从取景器里看到这块衬景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种怪诞的念头在脑子里一闪而过：三毛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呢？可是看到她沉着、坚定的眼神，我觉得自己有些好笑。
走出院子，又进了对面一个很窄的小巷。我们谁也不说话，也不想说话。她又一次与我的镜头对视，右手再次护着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亮晃晃的足有几两重的铜牌子，这块牌子和前天那块不一样。它们给三毛带来过什么我不好问，可直觉告诉我这绝不是一般普通的装饰品。
和她在一起拍照片，总觉得彼此间有一种“场”在运动，而且格外强烈。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种清澈却又沉重的现场气氛，我祈祷心中的上帝不要打扰它。
茶馆像一块磁铁把三毛引入了它的一张千人坐过、万人歇过的竹椅，周围人声鼎沸，她先是关照我一下，冲我一笑。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瞬间，右手食指一动，相机里的马达又送出一张等待曝光的新鲜片子。她收回了笑容，那双太明白了的眼睛落在了桌上这碗已经透明了的茶水里，看着她轻轻地闭了一下眼睛。看得出来，她还是很想一个人在此好好休息一阵子。然而连这即兴的自由也不属于她自己。我心领神会，是我和她分享了这片刻自由。
这条柳荫街就在河的岸边。我们朝着河边走去，三毛在一户人家的小后院站着，四处观望。一只花猫坐在树下看着远远流淌的河水。
这家的主人，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太太和两个孩子跟三毛摆起“龙门阵”来。他们一下子就亲热得不得了。三毛在这里听到了一个“闹水鬼”的动人故事，她笑得格外开心。可谁知道她信还是不信。
三毛在这条令她称赞不已的巷子里走着，偶尔一些行人注意到她。可她却自己一个世界，让内心的感触自然地流淌着。见几个小孩在地上拍香烟盒玩，她看得入神，忍不住参与了这个久违的游戏，而且单膝跪地。看她玩得如此悠然，我恨不得把相机交给谁，我不也二十多年没玩过了吗？
三毛拍着手上的土，起身和孩子们告别了，她愉快地朝前走着。
晚上我回到暗室冲卷，印小样，在样片上画剪裁线。片子的确不错，我真想给她打个电话，可还是忍住了。我一下子就放了三十几张照片，12点才赶回家。
在床上我打开床头灯，看着她坐在地上这张照片，不知为什么，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涌上心来，久久不得入睡。
第二天（9月23日）上午10点整，我再次敲开了她的门，她早在等我了。下午她就要离开成都了。
她送走了两个客人后，把照片铺满了床，自己也盘腿坐在床上。她仔细地看着每一张照片，一个劲说：“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和我一样，她也最喜欢那张她坐在地上，两眼望着右上方的照片。她对我说：“肖全，我十几二十岁就梳着短发，背着包一个人周游世界，二十多年了，还是我一个人。瞧！多么倔强的女人呵！”
我说：“我也很喜欢这张照片，它很完整。”我指的是画面的构成，人物的情绪以及影调的处理。
她稍停了片刻说：“不，是完美，无价！”她轻轻拿起了这张照片，眼睛不离开画面。“这是我漂泊生活十几年的概括。”
她抬起头来高兴地说：“肖全，我们俩是通的。过一段时间我想去杭州住一阵，完成一本札记，作者像就用这张了。你再给我寄几幅这样的照片来。”
我们相约明年7月一道旅行，完成她的旅行画册。她还说：“到时候，我来写文字。7月太热，我们去个稍微冷一点的地方。另外，我们不需要再添什么设备了，还是用这台‘傻瓜’相机。”
我们握手告别了。在这秋天的一个中午，她握着我的手说：“明年上半年我要忙两部电影的编剧。明年夏天再见！”没想到，这竟成了诀别。
事隔三个月之后，也是一个晌午，我在北京把跟随我“南征北战”、立下无数战功的两套相机连同摄影包丢失了，弄丢相机的地方竟叫“交道口南街”“北吉祥胡同”。一只黑色的“猎狗”从我身边悄悄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主人。我呆呆地站在“交道口”，寒风呼啸。我再也不能用这两部相机拍照片了。
事后想来，莫非这意寓着什么先兆。
三毛一人匆匆走了，我们再也不可能一道去旅行、拍照片了。
三毛（作家）——1990年9月——成都
三毛没有葬礼，
三毛只有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