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训田 朱哲琴

何训田 朱哲琴

我把何训田的《天籁》拿回家去听，我闭上眼睛，感到自己突然飞到了太空。我看到无数的星星在撞击，而后整个宇宙又是寂静一片。新的生命又开始了，我拼命睁开眼睛，发现我出了一身的汗。

一天晚上，我把训田带到殷英那里去。殷英仍旧点上蜡烛，《天籁》在她身体里流动。殷英听到快结束时，突然尖叫起来，慌忙摘下耳机，不停地喘着粗气：何训田，你肯定死过的，太可怕了，我感到音乐从头顶贯到了我的脚底。

训田和殷英那天晚上都感谢我让他们相识，殷英几乎是训田在婚外所接触的第一位女孩儿，他在学校永远是目不斜视的。

音乐学院的漂亮女孩，都恭敬而礼貌地称他何老师，何老师也就永远保持着这种尊严。

他从美国回来，像害了一场大病，他受到的刺激太大了。他给我讲了美国很多事：什么他与谭盾、瞿小松等晚上被黑人打劫，谭盾机智地高喊“警察来了”，黑人吓跑了，他们得以脱险等等。

而他讲起另一件事，那种神态和语气却截然不同了。美国一位亿万富翁在府上宴请中国作曲家，因为头一天晚上训田的音乐极受欢迎，这位富翁便问起训田的家事，训田吞吞吐吐说起自己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对方遗憾万千，因为他的膝下正好有两名金发玉女。

训田回国后的巨大变化，做妻子的曾容容当然心里最清楚。不久，他俩分手了。

训田说：我解放了全人类，独独没解放我自己。

训田在北京音乐厅开个人音乐会，我专程去为他拍照片。鲜花、掌声不用提，第二天的作品讨论会，异常热闹，以金香为代表的作曲家，对训田大加赞扬。另一派以卞祖善为代表的，却对训田的“任意律、对应作曲法”不以为然，更不同意有“划时代”之称。

最后中国音协还是按照惯例，为开个人音乐会的作曲家颁发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是人民币一百元整。

训田的家中又出现了一位女孩，这就是朱哲琴小姐。当小朱走进何训田的生活时，我才看到训田真正得到了他应得到的女人。训田把小朱带到我家，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看到训田甜蜜地抚摸着一个女人的手。

不久，《黄孩子》这张CD带问世了，而他的家中仍未有一部可以放CD的机器。

训田在四川一直过着近乎贫穷的生活，他当了副教授、作曲系副主任，工资仍然是不够用，他要给老家的父母寄钱，儿子要上学，要订购各种资料和与国内外保持联系，还要抽烟。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既紧张又高兴，他从未领到过几百元的工资，心想一定是他们弄错了——“先别说出去”。

这几年他最心爱的一样东西，是他从日本买回的一部小录音机，每当有重要的人来听他的作品，他便取出这部索尼机器，听罢他会立即装回原始包装袋里，就连小朱也不例外。一天，训田告诉我，他丢钱了。他和小朱带着自己的母亲上街，舍不得花钱打的士，结果装在一个信封里的四千元人民币被偷走了。训田顿时两腿发软，面色苍白。

而后，他反过来安慰小朱：肖全也丢钱和照相机的。

训田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一晃两三年过去了，问起他俩刚来上海的情况时，小朱给我讲述：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他俩住在一个四处透风的小平房里，这是刚刚让学生清理后堆放杂物的房子，只有一张床，别的什么都没有。

最后连训田也忍不住地说了一声：看来这还有点惨呢！至今训田住的还是别人的一间小屋，那间屋里所不同的是有一台相当高级的音响设备。这是香港人在上海展销器材时，以最低的近乎白送的价，让“黄小姐”搬回来的。我带何多苓、钟鸣、刘家琨去他家听音乐，连何多苓都说：比我的好！

训田和小朱的第二张CD《阿姐鼓》，经历风风雨雨，近日在香港做了首发。我打电话给他，训田和小朱还是那种口气和语调：对，非常成功。台湾在一周内售出五万张，后又追加了八千张。华纳公司要在全球发行，欧美等国的评论十分热烈，美国一家权威报纸称：这是1995年5月10日以前中国从未有过的音乐。

果然，如今朱哲琴在海内外大红大紫，何训田也是出尽风头，他俩满世界地跑，真是如日中天。

何训田（作曲家）——朱哲琴（音乐家）——1994年——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