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成本高昂的流行解释
为了让各种说法都能得到回应，我们先讨论一下那些通常用于解释生活成本高昂的原因：关税、信托、工会、缩短劳动时间、中间商、冷藏、铁路运输变长、电话营销、免费送货系统、独立包装、卫生法、牛结核菌素试验、腐肉处理、卫生的牛奶、广告、不科学的管理、淘汰再制黄油和“腐烂”“长斑点”的鸡蛋、食品掺假、战争、军备、奢侈、人口向城市集中、土壤贫瘠、城镇农民被迫迁移（失业）、农民妻子不再参与竞争黄油制作或家禽饲养、干旱以及土地成本高昂。
我们将按上述顺序简要讨论这些原因。
先讲关税。的确，关税就像水坝一样，往往会“堵住”一国货币（外流），从而提高一般价格水平，正如前几章所解释的。不过不用说，关税这种影响价格水平的方式，对那些将责任归于关税的人来说很陌生。他们几乎不考虑其他任何影响货币数量的因素，而只考虑关税。他们认为，关税往往会让个别物价保持在较高水平（在有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从而抬高了一般价格水平。如上节所述，这种从个别物价到总体物价的推理是错误的。此外，美国的关税不能对世界价格上涨问题负责。不管是在高关税国家还是低关税国家，物价都在上涨。
同样，信托也不能对全世界价格上涨负责。不管在有信托的国家还是没信托的国家，物价都在上涨。此外，信托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显然比一般商品低。不过，在美国，信托确实大大增加了流通证券（可转让证券）的供给，而这些证券被用作银行贷款的抵押证券，成为存款的基础，因此助长了信用膨胀。然而，信托这种提高物价的方式，对那些将责任归于信托的人来说也是很陌生的。他们断言，信托能任意提高物价，而且它们在提高个别物价上所能做的，往往也会提高一般价格水平。
工会及其限制产出的企图，也不能对我们要处理的如此巨大的影响负责。首先，工会不是过去十几年才有的现象，它们在之前物价下跌时期就存在了；其次，过去18年，工会造成的任何影响只限于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在该时期工会活动有所增加的地方，并没法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价格上涨负责。
可以想象，减少劳动时间能减少疲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交易量，因此往往是降低而不是提高价格。但工会的错误是，他们将缩短工作时间当成限制产出的手段。这是他们损害自身利益的“放松”政策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有减少交易量的倾向，根据交易方程式，这种倾向会提高物价。然而，我们不能将生活成本的上涨归结于交易量的减少，因为事实上交易量并没有减少。
近几年，中间商受到很多指责。中间商作为一个整体，其利润是否比以前多是一个公平问题。为讨论方便，就算过去18年中间商的利润大大增加——不仅绝对值上增加了，而且相对于物价上涨（即考虑了物价上涨因素后）也是增加了，其影响也只是让零售价和批发价分离而已。但在这里，无论理论倾向如何，事实并没能看出批发与零售间的价差相当大。批发价当然没有下跌，而是上涨了，而且似乎上涨速度几乎跟零售价一样快。
冷藏之所以受到指责，仅仅是因为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零售商告诉愤怒的顾客，只要冷库的人扣压大量货物，他就不能降低价格。然而，事实上，冷藏的作用并不是提高价格，而是熨平价格：在一些季节提高价格，不然价格就太低；在其他季节则降低价格，不然价格就太高。
据说，铁路运输变长、电话、免费送货系统、独立包装、卫生法、牛结核菌素试验、腐肉处理、卫生的牛奶、广告、不科学的管理、淘汰再制黄油和“腐烂”“长斑点”的鸡蛋，也都是生产成本增加的原因。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忽略下列事实：这些变化中有许多提高了质量，可以说给了消费者某种补偿。但有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即所谓生产成本的增长，要么本身就很小，要么在生产过程中，被其他地方所节省的开支轻松抵消（还不只是抵消），原因很简单：今天生产物品的实际成本——即按劳动力计算，无疑要比18年前低得多。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钱来衡量生产成本，我们还要考虑美元所丧失的购买力。否则，我们就是在绕圈圈（循环论证），试图通过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来解释物价的上涨，或者相反。
在所有对生活成本高昂的解释中，用生产的货币成本高昂来解释最肤浅。这种解释，仅仅是用一相关物价解释某个物价而已。我们承认，许多物品价格是相互关联的。面包价格跟小麦价格相关，其中一个会随另一个的变动而变动。如果其中一个没有大幅上升，另一个也没法大幅上升。但是，如果面包师告诉我们，面包价格上涨，是因为小麦价格上涨，那么他其实既没解释面包价格上涨，也没解释小麦价格上涨。他只是把解释这件事丢给跟他无关的另一件事物而已。当然，商人有义务研究对其经营的产品价格有影响的直接原因（近因），但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价格变动，我们必须看得更远，跳过这些近因去找更远的原因（间接原因）。换句话说，如果面包师真的要解释面包价格的上涨，他也必须解释小麦价格的上涨，他不能把解释的任务推给另一种商品。这种方法永远没法触及问题的根源。这只是在不停地转移解释。这就像古代哲学家说地球是由一个巨人举起的解释一样。当被问到那是什么支撑巨人时，他们说他是站在一只乌龟身上。我们仍然需要知道是什么支撑着乌龟，不管我们往前追溯多少步，只要我们不得不假设存在另一个支撑物，我们就没法得到根本的解释。我们要解释的，其实是所有物品（即整体）的价格上涨。杂货店老板说他之所以要价高，是因为别人给他的价格本身就高了。而这种说法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当然，零售商喜欢把责任推给批发商为自己开脱，而批发商则解释说他的生产成本涨了，把责任推给了大批发商[1]，说他们要价高了。大批发商则将责任归咎于生产商，而生产商就说它的工资支出涨了。可是，即便追溯到这，也没有给出任何最终结果。领工资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必须获得更高的工资，因为各种物品的零售价格更高了。因此，这种解释高生活成本的努力只是回到了高生活成本本身。
这样的推理让人想起几年前的一幅漫画，漫画中几个男人围成一个圈，每个人身上都贴着标签，并用手指责他旁边那个人，从零售商到批发商，再到大批发商，然后到生产商，再到领工资的劳动者，然后又再次回到零售商。
食品掺假实际上是上述改善食品质量的方法的反面。如果改善食品提高了价格，在食品中掺入廉价成分则应该会降低食品价格和质量。至于为何说食品掺假提高了生活成本，至今没有确切的解释。这说明，人们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任何时事说成是造成生活成本高昂的原因。
战争和军备是一种浪费，但这种浪费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物价上涨持续的时间。这些因素往往会降低交易量，但其影响被极度夸大了。这一点显而易见：一是尽管和平时期用于战争军备的开支有所增加，但交易量大大增加了；二是新增的这些战争军备开支，虽然看起来巨大，但跟交易量相比还是极小。过去十五年，战争军备每年可能增加几亿美元，但仅在美国，交易量就接近5000亿美元。
战争不是生活成本高的原因，反过来，生活成本高有时才是战争的部分原因。众所周知，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全世界引发的不满，造成粮肉骚乱，引发暴力事件，加速了政党倒台，而且可能是欧洲叛乱和战争爆发的一个因素。据说，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主要是由于大米价格上涨，而米价的上涨，是因为当时中国一直深陷通货膨胀之中。
奢侈也不是过去18年才出现的事情。早就有奢侈品了，只不过在它们存在的早期，物价下降了，而近18年来物价上涨了。
过去二三十年间，奢侈增长，部分是由于在实际财富上，当今世界比过去更能享受奢侈，部分是由于价格上涨本身已经将财富转移到能轻易消费的阶层手中。就第一个原因展开来讲，人们今天在汽车、电灯、浴缸等上花费更多的原因之一是，这些现代便利工具直到最近才得到完善和普及。20年前，人们没有把钱花在汽车上，是因为那时候汽车不存在。今天汽车的普及意味着发明和财富，而不是奢侈作风的增长。
谈到奢侈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只要在大方向上真的有增长，那这种增长是生活成本高昂的征兆或影响，不是原因。当物价上涨时，工资、利息和租金（的上涨）往往滞后；结果，企业家获利，因为这些费用的增速不如企业家的产品价格的增速快。企业家、投机者、敢冒险的人，凭借物价上涨获益一段时间，成了特别喜欢炫耀和奢侈的阶级。简而言之，将高昂生活成本归因于高贵生活的成本，是颠倒了因果。
人口向城市集中据说也增加了生活成本，说是它减少了生产者数量，增加了消费者数量。的确，向城市迁移通常会减少农产品的数量，然而，事实是农产品有所增加。此外，城市居民不只有无所事事的消费者，还有制成品和其他产品的积极生产者，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实际上也上涨了，尽管没有农产品涨得那么快。
接下来谈谈土壤贫瘠、城镇农民被迫迁移（失业）以及农民妻子不再参与黄油制作或家禽饲养的竞争。认为农场（包括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及其家庭）已经失去养活世界的能力是个巨大错误。事实并没有证实农场产品有任何减少。相反，罗马国际农业研究所以及美国农业部的数据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的确，19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1900年相比，人均农产品数量有所下降。但美国农业部纳撒尼尔·默里的研究表明，这两个统计年份间的比较并不典型。此外，英国经济学家乔治·佩什爵士提供了英国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8年，谷物总产量增加了54%。这意味着，谷物产量每年增长2.5%，而人口每年才增长1%。将过去几年（1914年前的那几年）跟1890年代相比，我们发现，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农产品数量减少的证据，但绝对数量或相对人口的数量增加的证据俯拾皆是。
干旱被认为是高物价的原因，但干旱太具地方性和临时性了，说它是全球范围内长达18年的物价上涨的原因，实在经不起推敲。
最近有位作家强调了土地的高成本，特别是在城市。他声称，土地成本数据“绝对证明”了高生活成本就是高土地成本造成的，但他完全忘记了一个事实：在他拿来跟现在的房地产价格比较的历史时期，生活成本比今天还高！过去18年里，房地产成本确实上涨了，但我们必须记住，当其他一切物价都上涨时，土地价格也必然上涨。许多人不知不觉就掉进了那个十分常见的陷阱：用一个价格（一种物品价格）的上涨来解释另一个价格的上涨。而土地成本这种解释，就是这个陷阱的又一例子。这就像马萨诸塞州的渔民把该州的涨潮，归因于缅因州海岸的涨潮，并错误地将其作为涨潮的一般解释一样。没错，如果缅因州海岸的潮水上涨，马萨诸塞州海岸的潮水也必涨。但是，反过来说也同样正确，所以两者的上涨根本就没被解释。用某一特定价格上涨的简单事实来解释一般价格的上涨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提高所有价格的根本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原因就是通货膨胀，货币和信用的膨胀。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经济学者接受，但尚未为公众所认识，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被刚才讨论的谬误和粗心的说法误导，但更多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原理或历史事实。
本书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简单地阐述这些原理和事实。简言之，本书目的是表明：
1.一般价格水平（P）由交易方程式中的其他因素——货币、存款、它们的流通速度，以及交易量（分别是M、M'、V、V'、T）决定。
2.就我们现有的证据看，历史事实是与上述结论一致的，特别是：物价在新的金矿被发现或信用膨胀后就上涨；在货币或信用紧缩后就下跌；在采用相同货币本位的国家中，物价变动相似；在货币本位（金、银、纸币）不同的国家中，物价变动不同；在那些有所有物价水平影响因素（即M、M'、V、V'、T）数据的地区，每一年的物价变化都几乎完全跟理论相符。
3.解释高生活成本的其他理论都与事实不符。
生活成本高昂的真正原因不被普遍理解，这是完全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原因很简单，很少有人掌握货币科学及其历史。同样的误解在价格革命时期总是出现。菲比·舍文在其《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职业》中提到伊丽莎白时代——当时物价上涨的方式跟今天差不多，原因也差不多。她是这么说的：
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即昂贵）[2]是伊丽莎白时期作家经常谈论的一个社会话题。面对这么一个繁荣的国度，他们显得困惑，不知怎么解释它。
两代人之前，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导致了世界通货膨胀，当时有项研究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困惑，跟现在人们的困惑十分相似。此外，很多人还记得，一代人以前，当时价格的长期下跌被错误地归咎于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