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初

北京大学。

学校大礼堂内。蔡元培立于高台之上，先是面朝台下济济一堂的师生脱下礼帽，深鞠一躬，而后大声道：“我代表中华民国教育部，以及国立北京大学校务评议委员会，郑重宣布，兹聘请陈仲甫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

掌声四起，久久不落。

陈独秀一身白西装，大踏步上得台来，接过聘书，面向台下欠身鞠躬，立于一旁。

观礼者中，不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只是跟随大声鼓掌。人群中不乏啧有烦言者，一个对另一个道：“这‘力主清党’，乃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等本并无异议，然而这位仲甫先生，无非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枉论要出任文科学长……”立刻引来身后人反驳道：“蔡元培先生来北大担任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长篇赘论，没有发表任何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以及方针态度。”又道：“这位留日归来的陈先生，不仅于新学有所专长，且精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实乃北京大学梦寐求之的人才。蔡校长慧眼识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曾化名蔡振、周子余等。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话说蔡元培为何来北大出任校长一职？

说来话长。清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初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为时并不久。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我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当时的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彼时之北大，虽已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然则作为一所“皇家大学”，其官僚习气与衙门腐朽之气甚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意识依旧。教员中不乏北洋政府官僚，即使碌碌无为，胸无点墨，却照样广受学生吹捧。毕业于北大法科系的陶希圣先生曾有这样的回忆文字记录——“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备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言下“一堂”，即指“北京大学”，也即“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陈腐堕落之坏名声，蔡元培早有耳闻。当得知蔡元培即将出任北大校长一职，挚友们纷纷劝其三思，担心他一旦“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元培始终坚信“教育救国”之理念，更何况其时国难当头。耳畔众人苦口婆心规劝，他掸眼望向远方，喃喃道：“既然知道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当仁不让地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颁发的北大校长委任状。

蔡元培一生曾多次赴国外留学考察。1907年夏，蔡元培到达德国首都柏林。此时的他已届不惑之年，然而于这位清朝翰林而言，游学德国是其多年的夙愿。为此曾多次放弃公费游学日本的机会，心心念念非要到德国来学习不可。只因其心中执念“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以德最尊”，故而“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也”。

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一文中，蔡元培曾写下这样的文字——“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曾在胶州，上海等处，预习德语……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