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的家乡分水塘，坐落于浙江义乌西北部。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以山峦为障，因村中一口池塘的水分成两系，一支流往义乌，一支流向浦江，由此而得名。
陈家祖屋位于村后，一幢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古老庭院。
2月，陈望道风尘仆仆归来，放下行李，片刻不歇便拿出带回来的书籍，急于动手翻译。然则不及一碗茶的功夫，左邻右舍，接踵而至，你一言他一语，问起外面的局势来。
陈家人缘好，邻里之间来往频繁，一霎眼，门庭若市。众人且说且笑，十分热闹。笑谈间陈望道纳下头独自思索着，偶尔附和一声，暗想：“太闹腾，得找一处僻静之地尽快开始翻译工作。”
“一师风潮”余震未散，陈望道一直是反动当局的重点怀疑对象，倘若给人知道他此次回乡的真实目的，自身安全尚可置之度外，然而翻译《共产党宣言》却万万马虎不得。
躲到哪里翻译为好？
踌躇再三，陈望道出得门来，绕正屋前后左右看了又看，一眼瞥见院子拐角处的小小柴房。
疾步过去，将柴屋推开，就听吱呀一声。屋内堆满农用杂物、废旧家什，蛛网尘封。以石块垒就的墙，因年久失修，四处漏风。仅有的后窗彻底敞着，可以看见墙外那棵老杏树，适值初春，枝头微现出花蕾。
陈望道略忖了一忖，低头将柴禾与农具杂物堆至墙角，窗前腾出一片空地来，洒水清扫，两条长凳上面搁块旧门板且作书桌。
一通忙活，各事就绪，陈望道紧绷的神经此时方才松弛下来。白天靠窗坐，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亮光，且默读，且凝神细思，时不时将英文版本与日本版本《共产党宣言》对照一番，埋头只是书写。
不觉天色将晚，将窗口以布遮掩，点上煤油灯继续奋战。
南方山区的初春，夜里寒风侵肌，坐一天下来，手脚冰冷，直至酸胀发麻。手冻得拙拙的握不住笔，陈望道潜心贯注，目不转睛纳下头斟词酌句。
开始翻译前，陈望道嘱咐家人，道：“从今天起，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事，不能让外人知晓，也不能给任何人打搅。”一日三餐，皆为母亲送来。
适值端午节将至，母亲特意包了粽子给儿子做点心，外加一碟红糖沾着吃。
过些时候，母亲来取碗筷，竟发现儿子满嘴乌黑，那碟红糖纹丝未动。啧道：“吃完了？”
陈望道并不抬头，含糊漫应一声。
母亲又道：“糖甜不甜？”
陈望道脱口而出：“甜，真甜！”
历时一个多月，夜以继日，至4月底，陈望道顺利完成《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5月初，接到加急电报。《星期评论》编辑部邀其速赴上海，担任该刊编辑。时年29岁的陈望道，片刻不敢耽搁，立即携带译稿启程。
然则好事多妨。正当《共产党宣言》要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之时，因刊物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租界当局注意已经有些时日。
1920年6月，上海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于6月6日迫其停刊。
杂志停刊，便意味着不能连载《共产党宣言》。怎么办？
忖量之下，陈望道去寻俞秀松商讨对策。
6月27日夜，陈望道将译稿交给俞秀松，嘱其将译稿送交陈独秀。
有关此事细节，俞秀松在当天的日记中有文字记载——“六月二十七日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里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校了。”28日的日记中写道——“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谈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
在《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宣传中，卲力子赞其“唯准确为本，唯流畅为要……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将这部伟大的著作译成中文。”并着重强调：“《宣言》译稿经过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校阅，又送到既懂英、日文，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研究的陈独秀手中，请陈独秀再行校看，而后出版发行……”斯言一出，读者不禁以手加额。
话说由于《星期评论》停刊，《共产党宣言》译稿的出版，颇费周折。
适值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筹划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日，俞秀松蹙额皱眉，显得郁郁寡欢。
陈独秀叫声“寿松”，道：“有事不妨直说。”
俞秀松于是将陈望道来沪前后，以及具体事由，一五一十，娓娓道来。
陈独秀听得欣然，道：“好事！我们欢迎有识之士！”不等对方开口，又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础本就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尚无中文译本。”热情邀请陈望道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陈望道就此与陈独秀结识。
俞秀松听罢亦觉高兴，马上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版本、英文版本一同交付李汉俊校阅。
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中的学者型人物，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精通日、英、德、法四国外语。他逐字逐句看罢，仔细校正修改，再交给陈独秀最终审阅。之后，陈望道再结合两人的具体修改意见，重新校稿，《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方才定稿。
不日，陈望道接受陈独秀邀请，就任《新青年》杂志编辑。
卡尔·马克思去世37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得以面世。这本中国最早的陈氏译本，犹如漫漫寒夜中的一盏指航灯，骤然间点亮了黑暗笼罩下的旧中国。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八位成员，陈望道是其中之一。发起组的任务之一，便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更为重要且当务之急，便是出版《共产党宣言》。
其时，上海华界仍处于军阀统治之下，租界被帝国主义所统治，当局对于“共产主义的幽灵”，深感头疼，既怕且恨，岂能容《共产党宣言》公开印行？再者便是缺少出版经费。
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面晤陈独秀等人，共同筹谋创建中国共产党事宜，并带来大笔资助款项。
陈独秀见机而作，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眼下所处困境，一五一十，详述分明。维经斯基亦觉兴奋，立即允诺动用共产国际经费。说干就干。即刻便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开设“又新”秘密印刷所，专门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
几经磨砻淬砺，《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在1920年8月付梓。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初版共印行1 000册。首译本为32开，精美小巧。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以及“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
翻开这本小册子，内页采用五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无序言。亦不设目录。删芜就简，简明扼要。然而稍有一丝缺憾的是，书名初被错印为《共党产宣言》，且文中有二十余处讹字，然则仍瑕不掩瑜。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一经推出，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购买与阅读热潮，并迅速宣告售罄。
同年9月，经仔细勘误校正，《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再版。封面马克思坐像底色，由红改蓝。第二版同样大受热拥，以致许多未能买到的读者致信《新青年》与《民国日报》，纷纷询问购书事宜。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经共同协商决定，由沈玄庐出面，在《民国日报》刊登《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文中告知“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且广而告之，“凡研究《资本论》此学说之人，万万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
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沪成立。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位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以及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平民书社就重印多达十余次。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共产党宣言》多至十七版。更有难以数计的“盗版”面世。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毛泽东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之一。1936年7月，他接受来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曾袒露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这样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而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参见《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毛泽东于1920年5月抵达上海。1919年末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大获成功。先是到北京拜望李大钊与胡适等人，而后赴沪。入住哈同花园旁的哈同路民厚里29号（现安义路63号），一处石库门房屋。
5月9日，毛泽东赶至黄浦江码头，匆匆送别又一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朋友，之后的近两个月中，多次面晤陈独秀。
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屋内毛泽东与陈独秀夜雨对床，促膝长谈。时隔多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曾有这样的回忆文字——“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又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我也从此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参见《西行漫记》）
1920年7月，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湖南。同年9月，《新青年》复刊，11月，《共产党》秘密创刊。陈独秀数次将刊物寄至湖南，并督促毛泽东尽早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毛泽东在湖南建立“文化书社”，因资金短缺，陈独秀四处游说集资，以解燃眉之急。之后，以陈独秀作“信用介绍，免押金”的出版社包括新青年社、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