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新文化运动之“三只兔子”
话说蔡元培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霎时间七张八嘴，议论纷然。然而大家并不知晓，蔡元培为了能请陈独秀加入北大，一度曾三顾茅庐，一趟趟往返于前门附近的小旅馆。可谓熬心费力。
1916年12月底（也有一说是在1917年1月初），蔡元培到北大上任。首先决定从整顿文科入手。由于文科教员中冥顽不化者众，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尚占优势，亦成为北大革新之路障。
学风不端，教风散漫。大部分学生“学而优则仕”，念书只不过是为了混个文凭，以求日后仕途便捷。
许多老师“走后门”进校，只为拿一份公家的薪水。有的老师上课，直接发给学生印好的材料，述而不作。
彼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旧派人物夏锡祺已经辞职，亟须延聘具有革新思想，且具有真才实学者前来。苦于良才难求之际，蔡元培多次访晤医专校长汤尔和，只求尽快了解北大现状，并虚心征询文科学长的人选问题。
汤尔和向蔡元培力荐的人便是陈独秀。对其盛赞有加，称其“确可为青年之指导者”，并找出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给蔡元培参看。
其时，身任北大预科国文主任的沈尹默，同样向蔡元培极力举荐陈独秀，与汤尔和不约而合。
汤尔和（1878—1940），浙江杭州人。早年曾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师范，1902年协助其师在沪创办《新世界报》。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现为金泽大学）。之后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两级师范校医、北京医专校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沈尹默（1883—1971），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祖籍浙江湖州。1883年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今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民主街）。原名君默。因其在北大任教时寡言，被同事调侃“要口干嘛”，建议其“君”改为“尹”，遂改名为沈尹默。
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回忆，蔡元培到任那天，校工师生于校门外自成两列，恭恭敬敬给新校长行礼。但见着深灰色对襟棉衣，外披同色长袍的蔡元培下得车来，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众人回鞠了一个躬……
这一举动立时引起轰动。殊不知，彼时国立北京大学的官僚气息甚为浓厚，校长为大总统直接委派，属官府要员，校长进门时校役自然应当行礼，而他自可不必侧目。事实是，蔡元培从来没有将“北大校长”的头衔看作官职。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给自己制定三个原则，借以自我约束。此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人称“三不主义”。在蔡元培看来，北京大学校长是由政府任命，而他之所以答应就任，是要来办教育，而绝非图做官。
多年后，冯友兰在书中曾留下这样的文字——“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之感召……”（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蔡元培因何对陈独秀青睐有加？与其新锐思想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无关系。其时，陈独秀恰好就在京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如火如荼，此次与同乡好友汪孟邹进京，是为筹募资金与股份）。入住于前门“中西旅馆”。
这天，陈独秀难得偷闲，出得门来，去往附近的琉璃厂随意逛逛。偶遇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老朋友沈尹默。北京大小茶肆众多，路旁一家京城老字号“吴裕泰”，一脚踏入。店面不阔，找个靠窗的位子，老友不期而会，且笑且谈，十分愉悦。
沈尹默道：“仲甫兄，何时到京？下榻何处？”
前门这一带，旧时为穷人区，多数人家没有院子，推门就进入屋内。挑担子的小贩远远地吆喝一声：“葫芦，冰糖葫芦，现蘸得
——”不紧不慢地来了。
陈独秀眼稍一瞟，道：“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近又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觑眼看沈尹默，笑道：“这次进京，特为募款而来。”随将《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如何大火，一度洛阳纸贵，逐一细数。眼下正与汪孟邹等人酝酿筹备办一个超级“大书店”，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
他讲一句，沈尹默略点一点头，表示领会。问了陈独秀所住旅馆的地址，道：“仲甫兄，暂且不要回上海，隔日我会再来拜望。”
陈独秀含糊地漫应一声，并不多言。
再闲谈几句，各自散去。沈尹默急着与汤尔和晤面，将偶遇陈独秀之事，一一缕述。汤尔和听到沈尹默如此一番话，便已心中了然。慨然道：“不瞒秋明兄，我正一筹莫展。”沈尹默早已料到，只是不语，汤尔和又道：“鹤卿新官上任，拜托我帮他物色北大文科学长的最佳人选，尚不可得……”
二人一拍即合，说走便走，赶至北大去找蔡元培。
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汤尔和脱口道：“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就住在前门附近。”
沈尹默随即将陈独秀的住址，以及房间号，一一写给蔡元培。而这天，正是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正式任命的一天。
对于陈独秀的盛名，蔡元培其实并不陌生。
时光旋转至1904年12月。上海。
蔡元培与陈独秀曾有过一面之缘。彼时的他们，都是“反清暗杀团”成员。只是此后多年断了联系。近来几日，蔡元培细细品读《新青年》，深深折服于陈独秀的睿智与博学，尤为赞赏其“立意革新，鼓吹民主”之新锐思想。听闻两位好友如此这般极力举荐，刻不待时，即刻前往前门中西旅馆造访。
孰料，好事多磨。接连几趟跑下来，数次不遇陈独秀。然则蔡元培毫不气馁，锲而不舍，照旧日日前往，不见到真神誓不罢休。
1916年12月的四九城，呵气成雾。
接连数日，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中西旅馆”内，店伙计发现，走廊的尽头，总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内穿中式对襟棉袄，外穿深灰色大衣，一副金丝边圆框眼镜，唇边两抹山羊胡子，颔首无言，只是来回踱步。偶尔立于窗前往外张看。
一年之中，四九城的这个季节，黑暗与寒冷同样固执。白天如做梦一般短暂。那男子默无一言，怔怔痴立，看那天的尽头远远的一朵墨云压城。一只黑猫不知从何处钻出来，浑身黝黑，毛发污暗，受到电线上麻雀的诱惑，企图登爬阳台外的干枯紫藤。
天越发的灰蒙蒙，隐约带了一丝雾气，压向地面。
大雪将至，要变天了。
那位文化人模样的男子不急不缓，来了便立于六十四号房门外，凝立不动，默无一语。房间里始终不见动静。旅馆伙计渐渐神昏体倦，忖度之下，探问道，“请问先生，您找哪位？”
“64号房的陈独秀先生。”
“哦。这位陈姓先生大忙人哪。”店伙计看了蔡元培一眼，道：“白天不见人影，夜间常去看戏。迟迟不归，唯贪睡晚起。此刻定在呼呼酣睡。”蔡元培点头微笑。
回想这位长衫文化人来过多趟，店伙计睡眼惺忪，哈欠连连道：“我去帮你叫醒他。”
蔡元培立刻摆手，“嘘”一声，道：“勿催。我不急。我在房间门口等。”一眼瞥见楼梯拐角处有一只长条板凳，拿过来笃定坐下，仍旧悄然不响。
汪孟邹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曾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汪原放（1897—1980），又名家瑾、麟书，笔名士敏、白石、严约、方泉（此名是陈独秀于1933年在南京狱中致汪函所取），安徽绩溪人。汪原放对整理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作出过很大贡献，开新式标点古典小说之先河。1980年4月1日在上海逝世。
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20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半月刊。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1952年，亚东图书馆由于“出版托派书籍”而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不久，忠厚老实的汪孟邹在上海逝世。
身为赫赫有名的北大校长，不壹而三，到街边小旅馆拜请陈独秀，足可见礼贤下士、爱才若渴的蔡元培，实乃彬彬君子。
蔡元培请陈独秀进北大任教，可谓一波三折。这一日，陈独秀开得房门看见蔡元培坐在门外，叫声“鹤卿兄”，拱手笑道：“怎么不敲门？实在不好意思。”
蔡元培摆摆手，表示无碍，觑眼看一眼陈独秀，来不及叙旧，只管将来意表述分明。怎知给陈独秀一口回绝了。何故？日后有一次陈独秀曾对他人聊及此事，道：“蔡先生约我到北大，要我帮助他整顿学校，然而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尚且不得而知……”言下之意，自己并没有任何大学文凭，怎可随意承诺？且还是北大？若从另一个角度看，陈独秀是谦虚的，谨慎的，亦是有责任心的，因此对于蔡元培的邀约，一时难以定夺。
蔡元培吃了“软钉子”，并不放弃，坚信绳锯木断的道理，照旧前来。陈独秀计出无聊，无可奈何道：“鹤卿兄莫要责怪，实乃事出有因……”随将自己的理由和盘托出。
蔡元培只是默默地听，偶尔点头附和，等陈独秀言毕，觑眼望向他，笑道：“仲甫兄博古通今，尤其拜读过先生的《新青年》，可谓学贯中西，八斗之才，非一张文凭可匹敌也。”见陈独秀默无一语，不置可否，又道：“我不搞论资排辈，北大改革求贤若渴，仲甫兄没有教过书亦无妨，请你来，主抓教学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陈独秀忖量再三，道：“《新青年》杂志如同我的命，刊物新创，诸事繁杂，且事必躬亲，故而实难从命……”然而蔡元培诚心敬意，且接连数日不厌其烦地游说，他忽然想起好友胡适来，又道：“向蔡先生推荐一位良才，我的朋友胡适。留学美国。哲学博士。年龄比我小，但学识绝非在我之下。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极好。”随将胡适个人情况，一五一十，细述分明。不等陈言毕，蔡元培即拍板道：“仲甫兄将《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岂不两全其美？”言之至此，盛情难却，陈独秀委实不忍再拒，然则胸中仍两意三心，踌躇道：“容我暂且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倘如不能胜任，立即回沪。”
蔡元培均一一应允。
至此，陈独秀走上北大文科学长的岗位，一上任便迫不及待要请胡适来。并将《新青年》杂志迁至北京。
胡适（1891—1962），原名嗣
，学名洪
，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参与新文化运动而闻名于世。
1915年，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师从约翰·杜威。
1917年，无论是对胡适，还是对《新青年》杂志，甚至对全中国，实乃至关重要的一年。
就在陈独秀与蔡元培晤面，并达成共识之际，远在海外的胡适，正进入紧张的毕业准备阶段。
学业繁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胡适，无意间看见《新青年》正在征稿，一蹴而就，写了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投递给杂志社。
文章立刻被采用，排版时恰巧给蔡元培看到。读毕，认为此文言简意赅，却不失铿锵有声，一旦刊发，定会引发中国知识界的大震荡。想起陈独秀谈及此君时难掩溢美之词，绝非虚妄。当日便给纽约的胡适发去聘书。
聘书漂洋过海而至，胡适刚刚结束博士学位的考试。接到北大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不假思索便决定动身。匆匆告别导师杜威，搭乘轮船回国。
刚刚进入北京大学的胡适，课并不多，共三门。每周只有十二个课时。工作轻松，到手的薪资却出乎意料。任职的第二个月起，胡适月薪为二百八十元。这在当时的北大教授里，实属翘楚。自然引来诸位有资历有背景的“老教授”不满，明里暗里，呵壁问天，啧有烦言。
“刚入职，薪水如此之高，凭什么？”
“还是个青涩愣头青！”
这一年，胡适刚满二十六岁。
然非有踔绝之能，不相逾越。胡适并没让蔡元培失望。当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刊发后，立时引发社会舆论哗然。这亦使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平地起波澜，一飞必冲天。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扛旗手，舵把子。下笔一字长城，势必成为北大的一块金字招牌。
胡适本人亦曾颇为自负道，北大新文化运动是靠“三只兔子”支撑起来的。“三只兔子”，指的是胡适与陈独秀与蔡元培。因三人生肖同属兔，且彼此各差一轮（十二岁）。言下虽不乏傲睨一世之意，然而如今再看，绝非虚妄。
胡适知恩感恩，对于蔡元培当年的慧眼以及赏识，多年后仍念兹在兹。步入暮年，他曾这样对身边人说：“如果没有蔡先生当年的着意提携，我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