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同人分道扬镳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作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新青年》宣传“批判孔教”和“文学革命”，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创刊时，陈独秀就申明：“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当时的陈独秀认为，“要救国，就必须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唤醒国民觉悟，由立人而立国”。基于这样的思路，同时也为了延揽作者队伍，陈独秀与同仁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不谈政治”。胡适曾回忆：“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然而到了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正式否定自己之前的态度：“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不仅如此，他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
他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
他还写道：“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
对于陈独秀“食言”的做法，胡适等人自一开始就抵制过。也因此，另一本“色彩鲜明”的杂志《每周评论》问世。陈独秀转到上海后，公开阐释《谈政治》，并在《新青年》刊发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此胡适于1920年底给陈独秀写了封信，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问题，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三、借《新青年》“被邮局停寄”，而“暂时停办。”
接到胡适的信后，1921年1月9日，陈独秀给胡适等北京编辑部集体回了一封信，明确不赞成第二个办法（即编辑部移到北京）和第三个办法（即停刊）。他在信中表明“只要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
专家认为，随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也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正式从“学说”成为一部分人为之奋斗的“主义”。
1921年1月22日，胡适再次启用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事程序，公开致信“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力求在陈独秀认同的“公共目的”的前提之下达成共识。
胡适在此信末尾写道：“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九位北京同人进行民主表决的结果，较为一致地同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但是，他们等来的却是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一封分道扬镳的声明信。
就在致胡适信中宣告决裂的同一天，陈独秀却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写下一封约稿信：“《新青年》风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你两位。”
1922年7月1日恢复出版的《新青年》九卷六号，其实是《新青年》月刊的终刊号。1923年6月由瞿秋白负责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已经完全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6年7月，《新青年》季刊出版第五期后彻底停刊。
尽管《新青年》杂志在短暂辉煌后走向终结，《新青年》的“金字招牌”仍有其市场号召力，只是最终成全的是汪孟邹的上海亚东图书馆，而不是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的上海群益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