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章士钊
李大钊得以进入北大图书馆，不得不提章士钊。曾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与李大钊等于截然迥异世界中的两人，一生中却有着特殊交往，犹如蔓藤交错生长，彼此影响极深。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李大钊东渡日本，恰好是二次革命爆发后的1914年初。怀着“去国徒深屈子恨”的心情而来。
是年二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为积极支持反对袁世凯复辟，李大钊处于战斗第一线，组织并领导“神州学会”，团结留日知识分子，秘密反袁。
发端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诸多皆由留日学子掀起。譬如1915年，袁世凯密谋窃国，留学界酝酿反袁。各种“反袁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勃发而起，而其中尤以李大钊等河北学生创办的“中华学会”最具代表性。以及由易象、王九龄等湖南学生为主的“乙卯学会”最具战斗力。考虑到宗旨相同，但彼此相对闭塞，加之地缘关系，以及入会资格严格等诸多因素，难免有碍于风起潮涌的“反袁”斗争，后将二者合而为一，这便是“神州学会”。
“神州学会”成员百余人，其下设立有总评议会、干事部等。会员每周六自发组织演讲，意在商讨祖国之前途，以及世界未来趋势。李大钊曾为评议长。
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欧战之机向袁世凯提出企图亡我中华之“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李大钊连夜奔走呼号，随即联合中国留学生成立“留日总会”，并亲自撰文《警告全国父老书》，向国内源源寄发。
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娵呰鹑火。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姊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甿郊。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以谓有国可亡，有人可死，已无投鼠忌器之顾虑，宜有破釜沉舟之决心。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事亟寇深，危险万状，谨陈斯义，布于有众，皇天后土，实式凭之……
呜呼，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前此痛史，姑不殚述。粗摄厥要，断自甲午。列强在华，拔帜竖帜，均势之局，乃具规模，以中国泱泱万里，天府之区，广土丰物，迈绝寰宇，任何一国，欲举而印度之、势所弗许。即欲攘我权利，亦辄为他国所遏，群雄角逐，赖以苟安。故欲夷我如卢克森堡、比利时者，亦所不能。惟是燕幕之惨，志士寒心，牛后之羞，壮夫切齿，诚以寄生即亡国之基，履霜乃坚冰之渐也。甲午之战既终，日人挟其战胜之余威，索我辽东半岛。外交黑幕，捭阖纵横；坛坫樽俎之间，乃不得不有所迎拒以图一时之牵制。而引狼拒虎之祸，势又缘兹以起，且至不可收拾……
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况乃全盘托出，咄咄逼人，迫之以秘密，胁之以出兵，强之以直接交涉，辱我国体，舆论激昂，则捏词以诬之﹔国民愤慨，则造谣以间之。不曰独探，辄曰收买，忽而离间，忽而煽动，一若吾国人皆鹿豕之不如，尽金钱之可贿。至彼报章横议，主兴问罪之师，政社建言，促行解决之策，欲举其详，难更仆数。此日本乘机并吞中国之由来，吾人所当镌骨铭心，志兹深仇奇辱者也。日本既发此大难，中国不敢于坐亡，日复一日，势必出于决裂。彼有强暴之陆军，我有牺牲之血肉﹔彼有坚巨之战舰，我有朝野之决心。蜂虿有毒，而况一国，海枯石烂，众志难移。举四百余州之河山，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
为使“反袁运动”能够顺利得以展开，并继续造势，1916年初，李大钊乘船秘密回到上海。迅速联络相关组织，于隔月又秘密返回日本。此间，李大钊被推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杂志。并在最新一期的杂志上刊发《黄种歌》。借其独特的短诗形式，朗朗上口的语调，警醒国民。
早稻田大学学籍簿上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当时李大钊的住所是“牛达区下户冢町五二基督教青年会内”。由此可知，李大钊入学之前入住“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实则为早稻田大学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而彼时与李大钊同期留日的李墨卿，在1933年7月出版的《墨园随笔》中（第497页），亦摘录有《黄种歌》，并明确指出，歌曲的创作者为李大钊。李墨卿写道：“当时同人吟之，莫不击节，且为之血脉偾张……”另，1982年1月5日《北京晚报》亦曾刊载连燕堂“李大钊佚诗《黄种歌》”。后经乐亭人李乐光整理后，编入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选》。
李墨卿，名翰章（汉章），山西潞城人。1906年考入太原优质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为山西省教育司职员。1912年，被山西省政府派赴日本留学，与李大钊共同就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期间成为留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一度担任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文牍主任与《民彝》杂志主编。
李大钊缘何要创作《黄种歌》？不妨再稍往前追溯。
辛亥革命胜利，李大钊壮志凌云，曾一度对中国之前景雄心万丈。然而，革命派流血浮丘换得的民主共和制，却被袁世凯政府轻松窃取掠夺。安土息民已成虚妄，李大钊黯然神伤。1918年起，李大钊学习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越发感受到“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之崛起，决然离不开各民族团结合作。所谓勠力同心，众喣飘山。而彼时之华夏大地，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列强欺侮，我全体国民如何努力方可步入民主共和之路？
值此椎心泣血之际，李大钊创作《黄种歌》。谱曲后，初曰《黄族歌》。歌词全文摘录如下：
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
方不负石笔铁砚，后哲先贤。
短诗的形式，简洁明快，却使得文字的意境，阔达而宏大，且十分具有节奏性。行间字里，难掩百炼成钢之丹心侠骨。朗朗上口的歌曲，立时流行开来，传唱于大街小巷，引为热议。
话外音。关于《黄种歌》，笔者曾多方查阅资料，发现有无名氏撰文《伴我少年时的歌声》，刊发于《读乐亭》杂志第三十七期。文中将《黄种歌》列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国“大东亚共荣”之宣传曲目，给纳入“日伪曲目”。一度给读者带来困扰。完全以讹传讹。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建立军校。特将《黄族歌》作为黄埔军校建校时期的校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正是一路亢音高唱，伴随着《黄族歌》的歌声，鼓噪而进，开始北伐战争。
更早前，在国内。李大钊第一次读到章士钊主办的《独立周报》，立刻喜欢，且向报社毛遂自荐，负责该报在天津地区的销售与发行。
其时，李大钊与同学积极发起《言治》月刊，并努力撰文，以求与《独立周报》遥遥相对，山鸣谷应。文章中不乏直接引述章士钊之个人观点的段落。
章士钊二十出头即任进步刊物《苏报》主笔，二十四岁时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与黄兴的策士。袁世凯对章士钊的才华青睐有加，曾力邀其出任北大校长，然章士钊以自己资历学识尚浅而婉拒。后来，袁世凯之丑恶嘴脸毕现，章士钊决意南下，组织投入“反袁运动”。并亲笔撰写“讨袁檄文”。后讨袁运动失败，章士钊不得已而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
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之“南陈北李”，均与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密不可分。陈独秀的“独秀”之名，更是首先于这一刊物上面世。而李大钊则是因《甲寅》杂志，与章士钊结识，并就此成为挚友。
李大钊远渡重洋，来日后，仍沿袭每日读报与翻阅杂志之旧习。某日，看到《甲寅》杂志即将出版的宣传，兴奋之余，投袂而起，一挥而就写了题为《风俗》的文章寄去。落款人为“守常”。
章士钊收信读罢，倏忽间“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当日便按照信上所附地址，热情邀约李大钊晤面。
日本街边小茶室。二位“最熟悉”的陌生男子头回晤面，对坐而视。章士钊叫声“守常”，拱手笑道：“久仰久仰。”将李大钊让进里面来坐定，又道：“守常兄向《甲寅》投稿，为何不署本名，而要用号？”
李大钊笑而不语，默然片刻，方立起身来，欠身道：“先生名钊，我何敢名‘钊’？”话未落音，自己不禁先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