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青年》重回上海

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四大台柱”的推动下，新青年》杂志从四卷一号起转型为六名北大同事轮值编辑的同人刊物，直接启动了新文化运动，进而影响整个中国的命运。而随着《新青年》同人的内部分化，陈独秀开始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并且把《新青年》回迁上海，结束了这份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

《新青年》杂志最初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群益书社承担了巨额资本投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风险。而随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等北大同事先后加盟，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逐步展开，一度陷入困境的《新青年》杂志，很快创出“品牌效应”，更对后来的五四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鲁迅同为《新青年》同人的周作人，在写于1945年的《红楼内外》中回忆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锋。”

到了《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进一步介绍说，尽管着眼点各不相同，上述当事人对于《新青年》四卷一号“复活”的历史事实，是一致肯定的。《新青年》杂志产生全国性影响，并且直接开启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复活”之后的事情……

1920年4月26日，已经把《新青年》杂志回迁上海的陈独秀，给远在北京的十二位同仁写信，分别是“守常、适之、申甫、玄同、孟余、孟和、百年、尹默、慰慈、抚五、逷先、启明”。

十天后，亦即5月7日，陈独秀又给胡适、李大钊寄出一封信，其中谈到要与群益书社终止合同。而在这封信的最后，陈独秀专门补充道：“回信皆直寄弟寓，不可再由群益或亚东转交。又白。”“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陈独秀单边毁约的意思已经一览无遗。

回顾1915年的群益书社，是在陈独秀捉襟见肘之际，冒着巨大商业风险投资支持《青年》杂志创办的，其目的，当然是希望通过杂志获得利润回报。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一百年前的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他的文章《谈政治》，摆明“车马”今后要“大谈政治”，还将自己明确定义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信仰列宁主义。

这篇文章，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从这一天起，《新青年》成为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的“星火初燃——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首次展出了1920年出版的录有《谈政治》一文的单行本《政治主义谈》。在党史专家看来，此文对于当时“各地正在从事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