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捕
五四运动之后，神州大地一时春风化雨。然则拨开表象，内里早已是八花九裂，千疮百痍。中国百废待举，急如星火。
其时，清遗、军阀、官僚，各方势力并不轻易愿意主动退出，纷纷于历史的舞台之上极尽所能。
不远处，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窥探已久。
正值内外交困，国难当头之时，共产国际在华之影响，悄声蔓延，已然逐日扩展开来。
某种力量正蓄势待发，唯待契机，建党在即……
1919年6月3日至4日，全国各地，又有近千名学生被捕。
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须臾，商人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短短几天之内，举国上下，形势判如云泥，时局大变。
尽管被捕学生陆续被保释出狱，然则声讨国贼之民愤，已经点燃。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均被免职。
1919年6月8日，五四运动蓬勃展开之时，北京大学等多校学生逾700余人被捕。陈独秀痛定思痛，为声援并鼓舞被捕学生，连夜一挥而就，撰写短文《研究室与监狱》，刊发于当日《每周评论》头版头条。
百字短文，精悍而又富有哲理，深入浅出，读来令人心潮汹涌。全文如下：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然而，如何可以将革命斗争引向更深入？
6月9日，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宿未眠。二人面对面坐定，彻夜探讨商议，共同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全文摘录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宣言》起草完毕，陈独秀即刻将其交付胡适，嘱其尽快翻译成英文。
然而，将《宣言》印刷成传单，安全为首要因素。何处去印？
踌躇斟酌，李大钊建议，送至北大教授平时常去印讲义的蒿祝寺旁的一家私人小印刷所。
说走便走。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相随前往。印刷所内只有两位工人，深知此事意义重大，警惕性极高，印刷完毕，立即将底稿与废纸付之一炬。传单印完，不觉已至深夜1点多钟。
窗外月色逾明。黎明即将到来……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1916年中旬，回国与李大钊共同创办《晨报》，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
此刻，陈独秀伫立于窗前，凝神细思。北京市民对《宣言》将会作何反应？忖量之下，决定试探一二。天刚蒙蒙亮，与友人首先来到中央公园。茶余饭后，北京人多习惯来此遛弯，吃茶，乘凉，闲谈面晤。人渐至渐多，热闹起来。
陈独秀看一眼四周，将传单随手搁置于尚无人坐的一张石桌椅凳上，捡块石头压住，掉转身走开，躲于树后静观。
不一会，有人至。看到传单，且看且读，读罢不禁喝彩，大声叫好。彼此互相传阅开来。陈独秀悬着的一颗心此时方才落了地，紧张的神经彻底松弛下来。
宣传单在中央公园受到热拥，陈独秀信心十足，要尽快尽广泛地将传单散发出去。然而地点选哪里为好？
永安路北侧，香厂路上有家新世界游艺场，从早到晚，张袂成阴，来往观者不绝。成为陈独秀下一个散发传单的至佳场所。
1919年6月11日，晚7时许。
夜色将阑。陈独秀受友人邀约，赶至“浣花春”餐馆，马路斜对过便是新世界游艺场。来前，陈独秀功课做足，随身携带约上千份传单。
好友相聚，且笑且谈，十分愉悦。餐毕，约9点半许，陈独秀与友人再立谈几句，便匆匆告辞。径直赶往新世界游艺场。
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的陈独秀，进得新世界游艺场大门，抬眼一瞥，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数盏，烁烁耀目，亮如白昼。不好下手。略忖了一忖，拾级登楼，径直爬上五层的屋顶花园。
此地游人甚少，因为没有电灯，漆黑中那戏台愈显澄亮。台上女演员的绸裙夸张一抖，柠檬黄的水袖没甩好，重新再来一遍。立于墙边看戏之人不禁笑出了声。戏台两侧，是一对盘金黑漆方柱，金芒烁烁，“禁止喧哗”与“保持肃静”左右对称。戏台顶子上挂着大自鸣钟，此时已近夜间10点钟。
从陈独秀站着的位置望过去，戏台正对面是四层的楼台，正在放露天电影。41岁的陈独秀，独自会心一笑，轻声吟诵一句，“独立高楼风满袖”。掏出一把宣传单来，凭空用力一挥，那传单霎时如雪片般飘然而落。仿佛电影慢镜头，隔了几秒钟，观影之人惊诧之余，纷纷仰头探寻。
全场骚乱。
陈独秀只是尽力抛撒传单，一抓一把，且越抛越快，越多，随传单抛出去的，还有久积于胸的愤懑。
殊不知，新世界内外，早已有众多密探与警察蹲守。
几日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一张宣传单，上面写有“近日即将在新世界游艺场内安置炸弹”字样。即刻加派大批区警署侦缉队便衣。步军统领衙门，亦接到上级命令，令其加派密探严加防范。日升月落，于游艺场楼层各处隐匿蹲守。守株待兔，只待案犯露头。
夜色渐浓，观者渐至渐多。当白衣白帽的陈独秀昂首阔步而来，楼上楼下频繁穿梭之时，已经引起便衣注意。因其西服为白色，且怀揣大量传单，黑暗中愈显膨满，醒目异常。
一霎眼的功夫，警察拾级而上，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探紧随其后。正当陈独秀准备再次抛洒传单，耳畔传来一声大喝：“不许动！举起手来！”一语未毕，已经将陈独秀一把按住，双臂反拧。随即，从他身上搜出尚未来得及抛撒的传单厚厚一沓，以及信函几封。为避免引发更大的骚乱，警察与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由头上罩住，即刻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陈独秀并不挣扎，似乎早有预料。
警察斥道：“何人如此大胆？”
陈独秀嗤的一笑，道：“《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一旁的密探呦呵一声，道：“一大把年纪的人，还冒充新青年？”
陈独秀不理不睬，只是冷笑。那人又道：“大庭广众之下，你撒什么疯？”
陈独秀用力昂头挺胸，扭头啐道：“你们这些给国贼看家的狗，自然不会明白何谓新青年。”
警察从背后大力推搡，斥道：“妈的。还豪横？马上就叫你尝一尝老子这旧青年的厉害。”且行且骂，出得门来。
陈独秀猫腰坐进车内，不屑地哼一声，没听清咕哝了一句什么话。
是日深夜，12点已经过了，数百名军警随即奔赴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将陈独秀的住宅层层包围。连夜抄家。有人从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与信札等数十件。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众声哗然。
其时，正值五四运动拔刃张弩，可谓八公草木，墨云压城。
各大报刊，社会团体组织，各界学者名流，甚至政界人士，纷纷强烈谴责北洋政府之逆行倒施。紧张的营救浪潮，随之而来。
媒体第一时间向社会披露此事。
1919年6月13日，北京《晨报》率先报道有关陈独秀被捕的消息。
天刚蒙蒙亮，四九城内，报童穿街走巷，大声地吆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被捕！号外！号外！”报童的声音明显不同于以往，听得使人骇然。
6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刊发《北京市民宣言》。
6月15日，《时事新报》刊登《陈独秀无端被捕》时评。
《民国日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述评，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6月17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道：“……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
《神州日报》与《时事新报》等诸多报纸杂志，接踵而从，亦纷纷发表消息与时论。
学界与教育界，全员皆动，即刻行动起来。
1919年6月15日，经北大学生齐肩并进，共同努力，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以书面形式提出以下两点意见与建议：
（一）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
（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诸位知名教授，逾40人，共同致函警察总监，言之凿凿，道：“查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夙仰钧厅维持地方，向主息事宁人，商学各界钦感同深，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爱护士类，曲予裁成之至意……”
陈独秀被捕，如同油锅中泼入一瓢冷水，顷刻之间激起轩然大波，并迅速传至四方。举国震动。
6月17日，江苏省教育会亦致函教育部：“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文字之狱，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请从速省释，以免各方误会。”
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召集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多家高校29人，联名致函警察总监，辞严意正，道：“查陈独秀平日言论无论是否适当，然原其用意无非出于书生爱国之忱。窃念钧厅保卫地方，维护士类，素为学商各界所钦仰，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大之至意。”
李大钊获悉陈独秀被捕，心急如焚，即刻组织北大学生，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四处传播开去，希望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压力，以达到营救陈独秀之目的。
6月23日，北大学生黄昆仑致信全国学联，请求声援，信中写道——“夫苟使鼓吹新思想之人而受武力之摧残，是明与吾等运动之初意相背戾，且去吾等之目标更远矣。敢请同学诸君对于陈先生竭力营救，或出于示威运动亦所不惜……”
北京多校，皆有效仿文书。此处不一一赘述。
陈独秀的同乡，时为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激愤之下，在《每周评论》上作诗《怀陈独秀》，亲自站在校门口大声朗读：
依他们的主张，
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
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
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
是替我们痛苦。
路人纷纷驻足，听罢情难自抑，高呼：“陈独秀，好样的！”
霎时间，举国上下，四方八面的人士，合力营救陈独秀。
其时，北京与上海等多地的安徽同乡，陈独秀故友，以及在皖各界名流志士，自发走上街头奔走游说。
6月19日，《神州日报》主笔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道：“陈君独秀，为革新思想之先导，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今无辜被捕，不于陈君反对旧学说之时，乃遵在学潮澎湃之后，显系有意加害，闻且陈君被捕后备受虐待，且已染暑疾，似此殊为可危……贵会为吾皖最近之正大机关，似不能无一言，敢请即日电京请即将陈君释放。”
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与王克敏等政界要人，谴责其“忽兴文网，重激众怒……”更怒赞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并坚定地言明自己与陈独秀为“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其“立予释放陈独秀。”
6月23日，经胡适、周作人等十二人商议，由胡适暂时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并连夜创作诗歌《威权》。全文摘录如下：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文字沉默，怒吼声力透纸背，如今读来，仍掷地有声。
获悉陈独秀被捕，胡适整宿未眠，不及天大放亮，便匆匆赶至李大钊住处。推门叫声“守常”，攒眉道：“营救仲甫，迫在眉睫……”进来站定，方才看见罗章龙等人，正围聚于桌前，合谋商议营救方案。
众人斟酌再三，李大钊建议，首先向报界披露此事，尽可能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借助学生力量，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
大家听得欣然，一致表示赞同。
事不宜迟，即刻分头行动起来。
6月25日，安徽同乡会吴传绮等8人，联名致函警察总监，道：“惟陈君本系书生，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历年办理教育，潜心著述，在学界似亦薄奏微劳。传绮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谂，用敢公同具函，恳请阁下曲赐矜惜，准予保释。”
6月26日，胡适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去信，隔空道：“陈独秀先生被捕，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
同日，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亦致电吴炳湘，道：“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众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
……
各地刚刚平息五四学潮，此时借“挽蔡救陈”再造声势。烽烟复燃。且事态正朝着胡适与李大钊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总统府内，各界为陈独秀说情的信函，日日积案盈箱。段祺瑞铁青着脸，已然方寸大乱。各界联名要求立即保释陈独秀的，不仅有新派人物，亦不乏刘师培、马通伯等旧派名人。甚至曾经反对五四学潮，诸如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亦加入为陈独秀求情之列。而尤其让段祺瑞忧心忡忡的，是为南北议和，由大总统特派去上海面晤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被骂得狗血淋头。
得知陈独秀被捕，孙中山焦心如焚。会见徐世昌派来和谈的代表许世英，不禁怒目相视，斥道：“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道：“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纳下头嗫嚅着，显得进退两难。孙中山呵责道：“电告徐菊人，趁早释放陈独秀，否则等到众叛亲离，他不要后悔！”言下等于下了最后通牒。
毛泽东也加入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
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为“泽东”的文章《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文中这样写道——“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又道：“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铿锵有声中带了一丝诙谐，更显意味深远。
其时，独自隐居于杭州西湖杨庄的蔡元培，突然接到章太炎发来的电报，将近日所发生之事，一五一十，缕述分明，并嘱其立即设法营救陈独秀。
在狱中，陈独秀胃疾复发，由警察厅医药室医师进行诊治，服药十多天，方才有所缓解，然则就此落下病根。
震慑于各方强大的舆论压力，1919年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宣布释放陈独秀。裁决书这样写道：“查陈独秀以传单煽人为乱，殊属违法，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察尚知悛悔，姑念系属学子，拟从宽准予保释。惟其不知检束，殊有破坏社会道德，拟仍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
隔日，即1919年9月17日，身陷囹圄近百天的陈独秀，终重睹天日。
一大早，天晴日出。久居狱中，头面不洗，胡子拉碴的陈独秀步出监狱大门，那件白色西装斜搭在肩头，早已脏破不堪。出得门来，未及站定，但见门前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北大的学生高呼一声：“陈先生好！”
女子师范的学生紧随高喊：“陈先生万岁！”
马路两旁，不少身着短褂的工人跟车夫，身后站着穿着绸缎长袍马褂的商人，觑眼笑向陈独秀，道：“陈先生受苦了！”纷纷拱手作揖。
众人里三层外三层，将陈独秀围在其间。
陈独秀一时怔住，直到李大钊从人群中直挤过来，叫声“仲甫兄”，他始醒过来，也叫一声“守常兄”。手已经伸出去，四目相视，一时无言。
人群鼎沸。众人齐声高喊：“陈先生，好样的！”
此时无声胜有声。李大钊握住陈独秀的手，上下晃动，慨然道：“仲甫，你受苦了。”一语未竟，噎在喉咙口，待气息平复，将陈独秀让到面前来，掉转身朝向众人，大声道：“陈仲甫先生，凭一己之力，只身擎国难之重，当为吾辈之楷模！国立北大，为有陈仲甫而自豪，骄傲！”
欢呼声四起，掌声经久不歇。
陈独秀保释出狱，但自由受限，尚不得擅自行动，每日行踪仍受到警察署严密监视。尽管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但走出监狱毕竟是值得庆贺之事，大家都为陈独秀被释放而欢欣鼓舞。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号特刊，隆重刊发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同仁创作的新诗，迎接陈独秀王者归来。
《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李大钊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国焘亦因之而被捕。与陈独秀一样，他就此由倡导新文化运动，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张国焘晚年所著《我的回忆》中，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字。其中有记载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其时的现场氛围，生动且具象——“……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地说……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还写道：“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江西萍乡青年张国焘，于1916年考入钦慕已久的北京大学。日后他曾与人聊及当年，这样道：“那一年，北大给我的印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跟守旧习气十分严重，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
陈独秀主持文科改革以来，北大方才渐现新气象，由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以北大为根据地，新文化运动席卷四方八面，尤其被北大之学子所热拥，进步青年接踵相随。
是时，受陈独秀的影响，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国民杂志社很得陈独秀与李大钊赏识，予以这些热血青年许多支持与帮扶。不久，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