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派遣红色使者来华
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欧洲各国革命斗争先后受挫，革命陷入低潮。列宁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关注东方的民族解放斗争，方可摧毁资产阶级基础。共产国际随之将注意力投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
为便于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这些国家尽快建立共产党组织，以便更快更好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3月，俄共中央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统筹远东各国革命。同期在海参崴成立“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
1920年4月，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事宜之际，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专门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发展情况。而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则是考察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
首位来华的红色使者是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一行人初到中国，对北京人地两生，如何能尽快切入主题？忖量之下，去往苏俄驻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悉知有两位俄侨鲍立维与伊凡诺夫，适值在北京大学教授俄文，即刻奔赴北大，由其介绍同李大钊面晤。
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公开身份为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对外宣称此次中国行，目的是为筹建一家“华俄通讯社”。随行人员还有维经斯基的妻子兼秘书库兹涅佐娃，以及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
维经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耳闻目睹，而李大钊久慕俄国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消息尤其关注。得知来意，热情接待俄国使者一行，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与演讲会，邀请进步人士与革命青年参加。
中外人士于北大图书馆相约面晤。谈话内容就彼此所关心的问题，逐一展开。
日后，同时代的罗章龙这样回忆道——“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了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参见罗章龙著：《椿国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维经斯基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现状，以及苏俄对华政策，进一步讲解了共产国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与经验。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提出建议：“组织中国共产党，尽快加入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已急如星火。”又道：“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上海地处长江口，对外联系十分便利。且彼时之上海，乃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亦是无产者聚集地。是诸多帝国主义国家矛盾聚焦点，更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地所在。此地蕴藏有巨大的革命能量，只待时机成熟，化茧成蝶。
维经斯基选择上海，作为首建中国党团的组织地，实乃深思熟虑之举。
李大钊听罢，略忖了一忖，道：“关于筹组政党之事，我认为，还是要与陈仲甫先生面谈最为适宜……”经历五四运动洗礼，陈独秀振臂一呼，从者甚众，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李大钊深知，没有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与号召力，于是将些许具体案例娓娓道来。
维经斯基听罢，亦觉有理，但面露恍惑。
李大钊不待对方开口，即刻动笔，给陈独秀写信。信上将红色来华使者此行目的，一五一十，缕述分明。写罢，从头至尾读一遍，交于维经斯基，微笑道：“烦请维经斯基先生即刻赴上海详谈。”
其时，北京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适值学联为南洋募捐，于是就派张国焘去上海负责联络接洽。
临行，张国焘前来向李大钊告别，叫声“先生”，道：“还有什么要我捎话给陈先生？”
李大钊纳下头默然片刻，道：“仲甫已经来过好几封信，言辞比较激进，时下我们对于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再三提出要尽快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张国焘怔怔听着，他又道：“然则究竟怎么干法，信中又没有明确的表示。还是要小心些为好……”让张国焘代自己表明态度，继续道：“我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仲甫兄倘若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计划，我一定赞成。”觉得借鉴俄国革命，应该首先从理论上着手。
早在3月，李大钊便已经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做理论宣传工作。
一到上海，张国焘就住进陈独秀家。半个多月朝夕相处，近距离接触与了解，陈独秀给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待再次返京，张国焘把上海的情况，向李大钊仔细逐一汇报。李大钊十分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并于当天给陈独秀复信，内容多是与建党有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