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
建党绝非易事。一个政党首先需要有政治纲领，需有严密的组织与分工，更需要具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华，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有关“中共一大”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会议当时的具体细节与情形，并没有一个十分准确而清晰的定论。究其主要原因，是身处不可控的严峻局势与危险环境之下，与会人员未能即时留下相关文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撰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记录一大开会的时间为1921年7月1日，代表为12人。再至“文革”结束，一大代表刘仁静、包惠僧，相继写出回忆录，陈公博在美国留存的中共一大史料，辗转传回国内，这段历史方才慢慢变得清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意义至关重要，然则南陈北李，均未出席。何故？
北京一方，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这样写道——“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京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后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参见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载《“一大”前后》之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而陈独秀是时正在广州。包惠僧回忆道：“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二人，特别要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的会议。陈独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惠僧开完了会回武汉工作。现在是工作多人少，各方面都要照顾到，大家也没有意见……”（参见《包惠僧的一封信》，载《“一大”前后》之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页。）
其时，全国各地的代表，由四面八方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湖南。湘江码头。何叔衡手拎皮箱大踏步而来，毛泽东早一步到了，正站在岸边与杨开慧话别。
远远望去，码头沿岸水泄不通，包裹箱笼间人头蠕动，大人的腿缝间挤着的孩子，已经哭不出声，只是呜咽。人力车夫一身短打，埋头只是快跑，来了，去了，无头苍蝇般东突西奔，一双赤足裹满泥巴，口里大声吆喝：“让一哈，让一哈！”
汽笛声长鸣。轮船的大烟囱里冒起浓烟，一条白龙冉冉升腾。
一艘远洋巨轮，正匀速行驶在东海之上。
周佛海独自于船舷伫立凝望。海水一望无际，海不扬波，但周佛海的心中，却如惊涛骇浪。
旅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为简单，就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建立于1921年4月。而据1921年4月29日，日本东京警方的报告可知，陈独秀当初派周佛海与施存统二人为代表，一是建立日本党组织，其次可能是让他们准备出席在上海的中共一大会议。但周佛海表示他在鹿儿岛，地处偏僻，请施存统多负责一些。（参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著：《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世事难料。其时，施存统没空回国，而周佛海恰逢暑假期间回到上海，故而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会议。
列车疾驰，王瑞俊（后改名为“王尽美”）与邓恩铭，此刻面对面而坐，默无一语，只是望向窗外。正值初夏。一大清早的火车，此刻太阳尚未高升，远远的村落给微微的薄雾笼罩着，夜里落过一场大雨，不知从哪里吹来的暖风，带了一丝潮气。铁轨两旁的庄稼地，浅绿色的麦浪，随风而动，看了使人心目阔朗。
上海街头，一辆有轨电车由对面驶来，叮铃铃一串铃声，董必武与陈潭秋并肩而立，望向窗外。但见纤云四卷，路边的人家窗子大开，有人在唱《苏三起解》，一遍又一遍的评弹唱词，但永远只那么一句，反复又反复，使人觉得那弹唱之人，也要在这濡闷潮热的阳光中昏睡……
1921年7月中下旬，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内，一批教师与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接踵而至。他们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
此刻，在上海博文女校的宿舍里，挤满了人。说的多是方言，七张八嘴，且笑且谈，甚是热闹。
张国焘首先自我介绍，道：“我叫张国焘。北京代表。”
一旁的刘仁静接口道：“我是刘仁静。北京代表。”
“我叫李汉俊。上海代表。”
“我是李达。上海代表。”
“王瑞俊。山东代表。”
“邓恩铭。山东代表。”
“湖北董必武。”
“湖北陈潭秋。”
“旅日代表周佛海。”
“我叫包惠僧，”略顿了一顿，“是受陈独秀先生委派而来。”
何叔衡烟不离手，此刻将烟斗叼在嘴上，笑道，“湖南何叔衡。”说罢，侧转身来，将毛泽东往前让了一让，道，“这位是湖南……”
一语未竟，给张国焘打断，疾步上前，一双手已经直伸出去，道：“润之兄，久违了！一向可好？”
毛泽东亦伸出手来与之相握，道：“特立兄，你好。”
张国焘掉转身来看一眼众人，带笑道：“当年润之兄头一次来北大，恰逢胡适之先生授课，就坐在我前头。”
笑谈间，宿舍的门訇然被推开，王会悟侧转身来将陈公博让进屋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女士。陈公博略欠一欠身，道：“不好意思，来晚了。”又道：“我叫陈公博。广州代表。”将身后的女人让进屋来，“这位是内人……”
李励庄近前几步，面朝众人微鞠一躬，道，“我叫李励庄，问好诸位。”
李达像是想起什么事来，指一指王会悟，道：“王会悟。我太太。”
王会悟莞尔一笑，道：“欢迎各位代表。”又道：“此次代表大会的会务事宜，皆交由我来负责。”
李汉俊在一旁道：“各位代表旅途劳顿，想必已经十分疲乏，先休息。”略顿了一顿，又道：“明日上午十点整，我在家兄的寓所，望志路106号，准时恭迎各位。”
与众人再略谈几句，李汉俊与李达先行告辞。
包惠僧（1894—1979），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