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潮》
这日，忙了一天的毛泽东回到老师杨昌济家中，晚饭留在桌上。
毛泽东吃一口馒头，就一口辣椒，慢慢嚼着。见杨昌济于窗前伫立凝望，叫声“老师”，道：“洋务名臣李鸿章，自嘲一生风雨裱糊匠，足以见其终究明白了，学外国若只学皮毛，万万不可。”杨昌济凝视不动，他又道：“戊戌六君子，一心搞立宪，临了把脑袋扔在了菜市口。中山先生几十年来，革命之心矢志不移，然则时至今日，外有列强觊觎，内有军阀激斗。近日来我在图书馆常听北京大学的师生论议，批孔批儒教……”一语未竟，杨昌济打断道：“陈仲甫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与大钊先生等人，他们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实则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
毛泽东纳下头吃饭，略点一点头，并未接茬。
杨昌济探微察隐，掉转身来问道：“润之，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
毛泽东一忖，淡笑道：“此等大事……”摇摇头不说了。
杨昌济坐在一旁，看向毛泽东，道：“对于新文化运动，现在学校里诸多异声。那么我请问，若是连‘德先生’与‘赛先生’亦不打算要，那么，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不觉天色将晚，院子里那棵枣树正对着窗户，树梢顶端高悬着一盏灯，隔窗远远地望出去，那灯光分外明亮，此刻却像是忽然哽咽住了似的。
杨昌济轻叹一声，慨然道：“偌大的国家，四万万人民，该如何救？由谁来救？岂是一句话那么简单。”毛泽东只是沉默，他独自喃喃道：“坐而论道，徒托空言，然而真想从中找到出路，谈何容易？”
自打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毛泽东日日早出晚归。阅览室十分敞阔，几十张桌椅板凳擦至一尘不染，地板拖至能照见人影，这才坐到一张书桌前，等候前来借阅的人。能来此地阅览的人当中，有不少知名学者，依次排队等候，逐一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册，转身悄然进入阅览室，一头扎进书海。久而久之，毛泽东与他们彼此熟识了。
这日，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学生，且说且笑，进得门来，签下各自的名字，井然有序进入阅览室。适逢礼拜天，阅览者相对少些，一行人围坐一起，悄声谈论着什么。
毛泽东远远地注视着这群跟自己年龄相差无几，此时已在文坛小有声誉的年轻学生，凝神细想。偶尔飘过来几个词，恍然间明白，他们是在商量办《新潮》杂志的事。正在讨论办刊宗旨，以及下一步该如何组织创刊的稿件。
早前，在老师杨昌济家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听说过傅斯年与罗家伦等人的名号。一众青年学子，正在积极组建“新潮”计划。蔡校长对于这些满怀凌霄之志的青年学生，亦十分鼓励支持，并亲自为《新潮》创刊题名。此刻耳畔响起杨昌济的话，道：“鹤卿特批，每月拨两千元作为办刊经费……”不禁心生向往，看一眼阅览室深处，只听得傅斯年咳一声清理嗓子，立起身来道：“下面，提三点办刊宗旨。一为批评精神，二乃科学主义，三则是革新之文辞。大家意下如何？不妨都来说一说。”
众人听罢，纷纷点头，欣然赞同傅斯年如上所述。
俞平伯与罗家伦等人相互对视，道：“《新潮》当为《新青年》之同盟军，并肩共行，相辅相成。”
罗家伦紧接道：“向虎视已久之北大旧势力，向老朽的《国故月刊》鸣枪开跑！直炸他个片瓦不留！”
《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众人听至兴起，齐声附和。
毛泽东远远地听了，亦觉很是兴奋。恍惚间想起今年四月，在家乡湖南创办新民学会之际，他曾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不禁大步流星而来，面向众人，自我介绍道：“各位好，我叫毛润之，湖南湘潭人……”
毛泽东淡淡一笑，道：“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给你们的讨论所吸引……”一语未竟，傅斯年叫声“毛润之”，手已经直伸过来，笑道：“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一切有识之士。”随又给众人介绍道：“毛润之是图书管理员。可别小看我们这位工友，”望向毛泽东，又道，“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且不止一篇！”
大家鼓掌欢迎。
毛泽东这位北大“新人”，就此正式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然而没有人是先知，这位满口湖南腔的高个子青年，日后会成为一代伟人。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第一次到北京的原因，曾这样道：“是夏（笔者注：1918年6月，毛泽东一师毕业），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出国以前，这些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平去。”［参见《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名《西行漫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著。］
不言而喻。作为新民学会会务主持者的毛泽东，平生头一次进京，是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而来。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毛泽东又道：“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做……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即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参见《红星照耀中国》。）
其时，相较于北大教授动辄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毛泽东的月薪，可谓少之又少。栖身之处，亦只能借住于老师家。然而毛泽东并不觉十分辛苦，一切皆坦然接受。即便是时常遭受“冷遇”。
某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操一口十分浓重的湖南腔向其请教。胡适看他一眼，攒眉不语，悄声问一旁的人：“提问者何人？”当得知对方仅仅是一个并不入册的编外小职员，作为旁听生听课，根本不予理睬。
毛泽东日后与人聊及往事，这样道：“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参见《红星照耀中国》。）
是时，毛泽东十分珍惜北京大学的文化氛围。图书馆阅览室的楼上，是蔡元培校长办公室。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频繁来往于此，交流探讨，走时借阅书籍或报纸。
早前，毛泽东初来北大，暂时借住在老师杨昌济家，后人称之为“板仓杨寓”。如今，此地已然挂上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上写“板仓杨寓”。这座两进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筑，为北京最常见的硬山合瓦顶。大院门口，高墙上镶嵌有“毛泽东故居”的牌匾。
宅院虽与当年格局大致相仿，然则昔日那轩敞幽邃与书香满堂之情境，已被凌乱无章，柴米油盐混合味所吞没，彻底消逝隐遁于熙来攘往的人间烟火之中，不复存在。
据称，彼时之后院，为杨昌济家眷居住，前院则为杨昌济与女儿杨开慧的起居地。而初次进京的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便借住在前院南边的一间客房里。
为便于跟其他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联系，经杨昌济帮助接济，另觅得一处新址。距离北大不远，即毛泽东在回忆中所提到的“三眼井”——“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笔者注：1936年夏，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在复旦创办进步书社——文摘社。在看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在Asia（即英文《亚西亚》杂志）上的连载文章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后，欣喜之余，立即找来学生汪衡，请其帮忙翻译。汪衡认为这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好文章，决定将斯诺原稿的部分章节翻译出来，其中一部分便是《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自传》译出后，书稿又经孙寒冰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几经修改。为使书稿能顺利出版，孙寒冰直接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最终邵力子表示支持《毛泽东自传》在《文摘月刊》上全文刊登。
《毛泽东自传》便在《文摘月刊》的“人物种种”专栏里分期刊出。立时引起轰动。销量暴涨。每期的印数多达五六万份，供不应求。
为满足国统区与沦陷区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各地书店纷纷来函来电，期盼早日出书。1937年11月1日，上海文摘社出版《毛泽东自传》单行本，由黎明书局向全国发行。
孙寒冰（1902—1940），原名锡琪，又名锡麟、锡麒，上海南汇人。早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进修。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劳动大学经济系主任、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兼教授。曾创办《文摘》杂志，并任黎明书局总编辑。1940年6月，日机轰炸重庆，孙寒冰与复旦大学其他6名师生不幸罹难。后被安葬于重庆北碚东阳镇。
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景山东街偏北路东。东起嵩祝院西巷，西至景山东街，北至纳福胡同，南至原京师大学堂围墙。与沙滩后街东高房胡同等周边街巷组成“三横七纵”的胡同片区，隶属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整个三眼井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即三眼井胡同。
毛泽东租住在三眼井胡同原17号（今为61号）院，在此居住至次年3月12日，离京赴沪。与毛泽东同住此地的，还有蔡和森、萧子升、陈绍林、罗章龙等。而实际上，这个地址并非最详细的地址，更为确切的实际住处，是在三眼井胡同里面的一条十分紧窄的巷子里，即吉安所左巷8号（旧时的门牌号为吉安所东夹道7号）。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房两间。
吉安所又称吉祥所，实则为清代宫眷死后停灵出殡之专用地所在。
毛泽东等人租住于三间北房中的一间。实际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实相符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蜗居。屋小人多，条件艰苦可想而知，以至于夜里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借以照明的那一盏小油灯，高悬于墙角。院外月色逾明，满地树影，屋内灯光昏暗，烛火莹莹然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人，或坐或躺，围聚一起，且笑且谈。在那严寒里，凄楚给年轻的血液所冲淡。
日后，罗章龙亦曾回忆寓此的岁月，《罗章龙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馍馍咸菜过日子。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冗者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卖，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生活很苦，大家从中得到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吉安所同人生活一直维持到1919年一二月间。这时，萧子升赴法，润之回湘去沪，我亦因参加北大学生会工作和其他学术团体活动，而改寓他处。”言下隐忍之中，夹杂着艰涩，但仍透露着坚毅与刚强。
其时，毛泽东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其一为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其二则为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其宗旨在于“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的谦虚态度与自身实力，让众人不得不由“冷”转“热”。胡适隔年已经成为毛泽东的挚友。有人如此描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
此后，毛泽东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寄至北京给胡适审阅。读毕，胡适亲自撰文推荐，赞赏毛泽东刊发于《湘江评论》第2、第3、第4号的《民众大联合》一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而对毛泽东呈送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亦觉兴趣浓厚。
然而，来北京吃尽苦头的毛泽东，却并不想出国。他这样对斯诺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打算。”（参见《红星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