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评论》“三驾马车”之李汉俊
1920年6月20日，戴季陶资助施存统赴日本学习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与陈独秀、李达等隔空传书。共同商讨有关建党的诸多事宜。
适值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施存统与之取得联系，共商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事宜。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该组织的负责人。
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成立之初，进展缓慢，难有起色，且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之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与李汉俊寄信函来，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二人曾一度彼此互相推选，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未回国，最终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
而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在日本大量阅览，博观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受益匪浅。深受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亦得到极大提升。由其翻译的《资本论大纲》与《社会进化论》等著作，颇受读者赞赏。
1921年4月，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上海，曾专程拜望一位年仅27岁的年轻学者——李汉俊。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村田孜郎与之同行。那么，年轻的李汉俊缘何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且听笔者娓娓道来。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留日期间，深受河上肇、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而毅然放弃较为喜欢的数学，选择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法、英四国语言，日后对其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1918年岁末，李汉俊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从事写作与翻译工作，并积极传播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里曾这样写道——“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并坚称：“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
1919年春，董必武由鄂赴沪，与张国恩同住渔阳里，就此结识李汉俊。李汉俊向二人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并将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杂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逐一详细讲解。
董必武阅罢，顿觉“深以为然”，就此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日后，董必武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绝非谦辞。
1920年，李汉俊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之后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与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则是留日归来的青年才俊，信仰马列主义。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与戴季陶与沈玄庐并称为《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
李宅斜对过的5号，住着邵力子。
其时，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李汉俊家。随即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连同日文本英文本，一同交给李汉俊，请其参考校阅。
李汉俊校毕，立即送往相距不远处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即陈独秀寓所。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望道为八名成员之一，其余七人为，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公推陈独秀为书记。此时尚无委员一说，遇事踌躇不决，陈独秀便去找李汉俊与陈望道等人商讨。
日后聊及往事，同时代的张国焘曾这样回忆道：“陈先生（陈独秀）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成……”
包惠僧亦曾回忆：“当时上海方面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和北京方面的李大钊，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
而从中共上海发起组最初的成员来看，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已经有较为深刻的研究了解，另外几位成员，刚从学校毕业，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无太多研究。俞秀松自己亦曾这样道——“我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参见《俞秀松日记》）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焕然一新出刊。新刊高擎宣传马克思主义旗帜，陈独秀与陈望道举肩并行。直至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离沪赴粤，应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省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特将《新青年》的编辑重任交付陈望道，并嘱李汉俊代理其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之职。
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湖北蕲春檀林镇詹山村人（原田桥乡詹山村），著名革命派报刊活动家。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因詹与孙中山关系较好，社会影响较大，因此大家认为他不公开为宜，一般不参加党的会议。党的指示精神，由联系人传达，詹大悲以后就一直按这种方式执行党的任务。
张国恩（1880—1940），亦名眉宣、梅轩，别名梅先，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9年2月，在上海与董必武相遇，共同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从李汉俊处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夏，接李汉俊信，嘱其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遂与董必武、刘伯垂等人筹划，于同年秋，在其律师事务所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