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降人才
事过境迁，往事历历。蔡元培后来跟人谈及重振北大，这样道：“我对于陈（陈独秀）君，本来有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曾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单枪匹马，支持了好几个月……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即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团结了一批新派教员，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也就是从这时起，陈独秀与蔡元培举肩并行，积极推动北大文科的改革。
蔡元培对陈独秀极为器重，且爱护有加，对其人不检细行的弱点，并不十分苛求。对此二人均甚为熟悉的梁漱溟，晚年曾这样评价道：“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喜欢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与支持，以陈之所短，他极有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毫无用武之地。”
请来了陈独秀，又有胡适加盟，蔡元培接着又聘请李大钊来做图书馆主任。
原北大图书馆藏书甚少，设备差，制度亦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十分重视图书馆的重建，曾请章士钊归国主持其事，然而章士钊到任不久即辞职。因《甲寅》共事一场，深知李大钊的人品与才华，故而向蔡元培举荐李接替他来做图书部主任。日后，章士钊曾在回忆中这样道：“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接下来，蔡元培又聘请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等。连最顽冥不化，顶着大辫子的辜鸿铭也留下来，教授英国文学。
曾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元老人物刘师培，此时正窘困潦倒，亦留下来教文科，主讲中国文学史。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不过二十出头，年纪轻轻著有论文《究元决疑论》，给蔡元培看到，认定其人水平甚高，立即请他来教印度哲学。
此外，还有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徐宝璜，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政治保守但国学功底深厚的刘师培、黄侃、辜鸿铭，以及留学归来的李四光、丁燮林、马寅初、陈启修等齐聚一堂，北大可谓名师济济，百花荟萃。
王星拱（1888—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取官费留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新闻学。1916年回国，先任北京《晨报》编辑，继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1918年与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被推为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
，江苏仪征人。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1919年1月，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曾获13个博士学位，为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以及《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
有一天，沈尹默前去探望蔡元培。一见面，叫声“鹤卿”，道：“这次北洋政府借你来做招牌，治理北大。等到了某一天，你的主张与政论与其有所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赶你走。所以眼下当务之急，你对于北大，应即刻着手进行改革。”略忖了一忖，又道：“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必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元培沉吟片刻，略点一点头，道：“此言有理。那依兄之见，此事该如何开头为好？”
“我建议你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其二，北大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古人云，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故而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将大权交给众教授，借教授之手以治校。如此一来，将来即使有一天，鹤卿兄离开，学校亦不会乱……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最后一点，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与学生到外国留学。”
蔡元培对于沈尹默的高见，十分赞赏，即刻撰文，上报当局，将亟待解决之事，逐一缕述分明。果然事遂人愿。
此后的北大校园里，常可见拖长辫反康梁的怪人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言辞凿凿，摇头吟诵道：“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日后周作人为其画像，道：“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马褂，上戴瓜皮小帽……这样一位小城市里华装教士似的人物，怪是怪，学问却是顶尖级的。”
有时路过教室，听见坚持旧文学的黄侃，正在课堂上大骂。骂的是倡导新文学的同门师弟钱玄同。骂他有辱师门。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黄侃，五岁能将《史记》与《汉书》从头背到尾，七岁起作诗，九岁读《经》，且日逾千言，人呼“神童”。恃才傲物，随意而为习惯了的黄侃，嗜酒如命，黄侃的侄子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谈论其叔——“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好酒，且对酒从不挑剔，黄白红啤，来者不拒，经常喝至大醉。诗酒一家。喝多了便在课堂里骂人，尤其是对钱玄同，开口斥道：“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谓其共同留日时，钱乘其小解离座，窃其笔记。而钱听了不以为忤，并不回应）。
胡适的卓尔不群，使得黄侃最得意且寄以厚爱的高足傅斯年，顷刻便倒向了新文学阵营。黄侃于是耿耿于心，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但凡有人提出，立刻驳斥，且一言不合便怒目以视。有次黄侃酒后来给学生上课，愤愤然道：“适之说什么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台下同学面面相觑，他又道，“金圣叹说过，世上最痛之事，莫过于砍头，世上最快之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想要痛快，尽可以去喝酒，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1905年留学日本，于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与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等任教授。后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人构成的“古旧派”，跟新派相对垒，常常纷争不休。不断地有人前来向蔡元培诉苦，蔡元培听罢只是微微一笑，道：“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且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是蔡校长始终秉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
面对新派学生一味攻击旧派的辜鸿铭、刘师培等现象，蔡元培出面劝导，道：“我希望你们学习辜先生的英文，学习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对于北京大学而言，1917年是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于蔡元培亦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为更为活跃进步的思想者，打开一片崭新领域。
教育以德育为先。主政北大后，蔡元培还将老友李石曾早年在上海发起的“进德会”移植至北大，要求入会者必先戒除嫖赌等恶习。
此时的北大，再不是腐朽官僚的养生所，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与教育平等。不仅如此，蔡元培还设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启迪民智”的举措——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与旁听生共处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