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北大相映生辉
国立北京大学校门外，有人激烈争执，声音越来越大。一个学生与一个官兵推拉撕扯。一旁的学生围聚呵责，有人斥道：“堂堂国立北大，岂能容兵匪胡作非为？！”将已经贴上院墙的标语一把扯掉，撕得粉碎。
陈独秀恰好由此经过，远远的看见那当兵的将长枪高举起来，只听得哗啦一响，子弹上膛声。那学生显然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往后倒退几步，随即挺胸上前，呵道：“有种就开枪！青天白日，闯到大学校园里来枪杀学生？”
陈独秀疾步上前，将学生挡在身后，就听那当兵的道：“你们胆敢阻挠老子执行公务？”且说且将手中的公告扬了一扬。
陈独秀看那当兵的一眼，道：“狗仗人势。”
“想拿这张破纸侮辱我巍巍中华，先问问那四万万人民答应不答应！”
“妄图卖国，私毁共和！”
“卖国贼！狗屁政府！”
身后的学生七言八语，愤然声讨。那当兵的不知叨咕了一句什么话，骂骂咧咧地走了。
学生们渐渐远去，陈独秀立于原地，良久默然。北京大学教授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时常受阻，他纳下头轻叹一声，迈开大步往会议室方向去。
北大校务室内。
众教授围聚于桌前。
讨论会挨个发言。轮到胡适，道：“日本国何以强？”目光扫向在座各位，略一忖，又道：“自明治维新以来，便将师承我国千年之久的儒学礼教弃若敝屣，无论文化，政治，无论教育，军事，甚至衣食住行，诸多方面，全盘进行改革，接受西方欧洲国家所谓普世价值观……”一语未竟，一旁的辜鸿铭曲背弯腰，背后拖条长辫子，眼睛半阖，鼻子里不屑地哼了一声。
胡适又道：“诚然，日本国乃我敌国，然则不得不说的是，人家改革改得彻底，学得也认真，故此一战甲午，再战沙俄，骤然间成长为大东亚强国，反观我们又如何？”
一旁的人咕哝一声：“民国以来，国体变了，大总统换了又换，明面上政体也在改革，然则照旧要明令岁岁祭孔……”摇摇头不说了。
胡适继续道：“如今，敌国已经强大到割据我台湾，强占我青岛之境地，我们难道不应该自我检讨？不觉羞愧吗？”
陈独秀睇眼看向辜鸿铭，斥道：“卖国求荣，里通外国，亡国奴就是亡国奴，冠冕堂皇便可掩人耳目？虚伪至极，无耻！”
李大钊微微一笑，道：“依适之兄之见，我们只能全盘西化，当可成强国？”
蔡元培沉吟半晌，道：“仲甫兄息怒，有话不妨细细道来。”
陈独秀待怒气稍平，立起身来，接着胡适的话题，道：“适之刚才所述，并非敌我问题，亦非专制与共和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顽症所在。”众人寻思不语，他又道：“若要振兴中华，必要先启发民智。倘若我们不坚决摒弃沿袭了两千多年，且无处不散发着裹尸布气息之旧文化，何以弘扬普及西方近代更为先进的文化？中华民族何以能得救？”
辜鸿铭听罢蹙额摇头，道：“依仲甫先生高见，若要自强，须首先不要了老祖宗？”说到此处渐渐气急涨脸，一条青筋暴起，那根辫子在背后微微抖动。
……
而这样雷同的场景，对于已经渗透并融入“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校园，并不鲜见。
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出版。与第一卷相较，此卷新风新貌新气象，令读者耳目一新的，首先是有新作者加盟。
《青年》改版《新青年》，第1号即刊发李大钊著《青春》文，立意与行文，皆与陈独秀著《敬告青年》不谋而合。当属有意而为之。挚友同心断金，为“文学革命”齐肩并进。
1917年的北京大学，云集一批逸群之才。其中包括，24岁的梁漱溟，26岁的胡适与刘半农，32岁的周作人，38岁的陈独秀……校长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聘请教授只关注学识与能力，而并不问思想与派别。可谓万象更新，百花争妍。
以人为鉴。刘半农进驻北大之前，尚在上海靠给“鸳鸯蝴蝶派”媒体投稿，那段日子纯以卖文求生，暑雨祁寒，穷困潦倒。
鸳鸯蝴蝶派，中国近代小说流派。始于20世纪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
这位日后能让鲁迅先生特意写下《忆刘半农君》一文，且赞赏有加的年轻人——“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究竟何德何能？且听笔者娓娓道来。
1917年。上海苦夏。
马路两旁生长的高大梧桐，枝叶葱茏，密密匝匝，忽听得一串铃声叮铃铃由远而近。一辆脚踏车从对面弄堂斜冲过来，停在上海铜仁路明厚里一号（今延安中路上海展览馆附近）弄堂口，高声叫道：“刘半农！”紧接着又道：“刘半农的挂号信！”
须臾，一位年轻男子拿本书，纳下头且行且读，由一间潮暗的小屋里走出来。此人正是刘半农。
望着邮差的背影渐行渐远，刘半农将信打开，不禁怔怔呆立，仿佛闪电过后听见雷声，隔了几秒钟方才醒悟过来，他纳下头再读一遍，悄声叨咕一声：“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呵……”这份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亲笔签署，由文科学长陈独秀执笔书写的聘书，经北京大学，飘然而至。
尽管白纸黑字摆在眼前，刘半农仍惴惴然难以置信，长时间寂然不动，独自咕哝道：“鄙人只有初中文凭，尚且不满26岁，因何会被声名远播的北京大学慧眼识中？”将那聘书拿在手里，看了再看，恍惚如在梦中。
颠思倒想之际，时光悠然倒流。
刘半农自幼成绩优异，并不偏科，而尤以国文与英语最为出色。1905年，14岁的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1907年，进入常州府中学堂。与其同期的同学中，有日后的史学家钱穆先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风云万变，时局动荡不定，常州府中学堂随即停办，刘半农甚至连一张中学毕业证书都未取得。
人生迷茫。今后的路究竟该何去何从？
距离江苏江阴约160公里之外的大上海，彼时为全国思想最为先进，且文化交流最为发达的重要阵地，更是繁华之经济中心所在，年轻人无不心驰神往。刘半农隐约觉得，机遇与梦想，无限希望与可能，就在黄浦江彼岸。
1912年春，未满20周岁的刘半农，怀揣借来的5元钱，与二弟刘天华，搭船前往上海。
立春早已经过了，天气丝毫不见暖迹。几场雨以后，夜间丝丝阴冷。脚下江水滔滔，离开家乡的刘半农立于船头，极目远眺。岸边前来送行之人，如蝇头蠕蠕，渐渐隐遁。忽听得身后有人道：“好男儿志在四方，岂能羁留在家园。”
其时，上海滩各大报纸杂志，蜂拥而现，比较畅销的不下二三十种。刘半农连朝接夕，日日闷在出租屋内，只是埋头卖力撰文。且多以翻译外国名著为主。
1915年秋，一部新创刊的杂志一夜之间在沪上名气大暴，这便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某日，刘半农无意间翻看《新青年》，读罢胸次廓然。早就听闻主编陈独秀之盛名，对其神交已久。忖度之下，竟一路问询，寻至《新青年》编辑部，直呼主编大名，以求与之晤面。
其时，《新青年》尚处于起步阶段，诸事繁杂，陈独秀单枪匹马，正疲于应付，此刻忽听得门外有人毛遂自荐，随起身相迎，将来者让进屋来。见是个毛头小伙，掸眼看他一眼，道：“敢问尊姓大名？”话音未落，刘半农快言快语道：“我叫刘半农。江苏江阴人士。自认有些文字功底，来沪不久，先是在《时事新报》与中华书局各找到一份编辑工作，然而收入毕竟十分有限，时常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而陈独秀对于刘半农其人其文，并不陌生，就听刘半农道：“工作之余，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搞创作。殊不料，歪打正着。”说到此处笑起来，又道，“由鄙人撰写的通俗小说《最后之跳舞》，在上海备受热拥。也算小有名气。今日无意中发现贵刊正在招人，”望向陈独秀，略忖了一忖，继续道，“对于陈主编仰慕已久，特前来拜望……”
陈独秀本有心留用，然而考虑到杂志好不容易才刚复刊，尚未步入正轨，只是纳下头沉默不语，独自思索着。就听刘半农顾自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等对方开口，又道：“待看一看鄙人拙文，再决定去留。”
1917年初，《新青年》刊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刘半农读毕，不禁扼腕嗟叹，一蹴而就赶写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刊发于第三卷第三期《新青年》。此文对“文学革命”之自我阐述，从形式到内容，均提出非常深刻之见解，与胡适文遥相辉映。
陈独秀特意为刘半农的文章写下跋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评价：“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一曰改造新韵。一曰以今语作曲……”
刘半农就此投其麾下，与陈独秀成为至交。亦正式加盟倡导白话文的阵营，更成为日后的一员猛将。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蜷居于逼仄出租屋内只求苟安的刘半农，并不曾想到，昔日艰涩而晦暗的底层生活，坎坷经历，在加入《新青年》之后，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苦尽甘来。文学创收的同时，文章但凡经他之手，因为行文深入浅出，更容易使得市井读者喜爱并接受。一切的回报均来源于实践，亦使其在创作白话文学时，比胡适与陈独秀等知名学者，更易措置裕如，亦更加投入。
1917年，吉星高照，枯木逢春，陈独秀被特聘至北大任文科学长。他到任不久，便极力推荐好友兼同事刘半农。蔡元培一向以不拘一格用人才著称，这便有了北大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刘半农。
日后，《新青年》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成为同人刊物。
然而，世间事，大多喜忧参半，福祸相依。
在北大，刘半农因为中学尚未读完，尽管他性格开朗，幽默，善与人交好，但学历太低，始终是个死结，将其牢牢束缚。且常常成为话柄，被人耻笑。
某日，杂志社同仁商讨《新青年》编委人选，胡适率先提出编辑的学历问题。大家听了欣然。唯独陈独秀颔首无言。刘半农只是敛手低头，殊形跼蹐。气氛刹那间异常尴尬。在座各位，只有刘半农既无高等学历，亦无留洋经历，纵使学富五车，文采超然，笔下的东西难免给人嘲笑为“流俗”，批评其“不博学”。
每逢刘半农轮值《新青年》，跟名人学者约稿，对方经常推脱，或者干脆一口回绝，毫无情面可谈。每每还得请钱玄同出面从中应付周旋，方可达成。时间一久，刘半农的自信心备受打击，日益沮丧。
刘半农与胡适同岁，同时受聘进入北大，素日里看见胡适一呼百应，好不风光。
关于这方面，鲁迅日后亦曾为刘半农鸣不平，并对刘之“浅”与“俗”，从个人角度，从文字与品性，充分予以肯定。鲁迅这样评价：“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参见《鲁迅全集》之《且介亭杂文》中的《忆刘半农君》）。当然，此番言论皆为后话，但即使放在彼时当下，想要改变胡适等知名学者对刘半农的轻视，想必并没那么容易。
几年后，经蔡元培大力扶持，刘半农终得以考取公费赴英国留学的资格。
1920年在2月7日，年关将近，刘半农携家人自上海乘日轮“贺茂丸”号，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
是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洲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致使刘半农的留学费用亦跟着缩水。情势急转直下，家人的生活一度赤贫如洗。但即使囊中空空，一寒至此，刘半农仍锲而不舍，努力完成学业。终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
在英国，缺衣少食，身无长物的刘半农，终日为如何得以生存而蹙额长叹，长时间不理发，天冷没钱烧炭。几次给同来留学的傅斯年遇见，作为同窗，眼见好友敝衣枵腹，窘困潦倒，直而不肆的傅斯年，忖度再三，催促他去剃头，道：“头发长到这样长。”以手置于头顶上高尺许，比划着又道：“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完了……”
然而刘半农听罢不置可否，只是淡淡一笑，丝毫不急不气，反倒作打油诗一首。摘录如下：
不入红流不绿流，乌灰一老未为羞。
读书自恨半瓶醋，击壤还成四两油。
每怪九冬犹烂脚，敢夸三月懒修头。
临风片纸聊相报，松懈犹如杨小楼。
筚路蓝缕，仍不改苦中作乐的这段时间，刘半农发明了“她”字。近代以前，中国本无区分男或女，以及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几千年来，似乎并不曾有人觉得，有作此区分之必要。而在文言文中，作宾语的第三人称，通常都用“之”字表示。溯至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兴起之初，则用“伊”或“他”字，做第三人称代词。可代男性，亦可代女性，还可代指一切其他事物。然而若想区别性别，则无论作者与读者，忖度踌躇，实非易事。
首部中文英语语法书《英国文语凡例传》（1823年出版）中，为很好地将“he”与“she”与“it”区分开来，翻译者只能将其分别标注为“他男”或“他女”或“它物”。其时，在汉语里，尚且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表述上着实不便。
这个问题被心思细腻的刘半农所关注。其实早在1920年以前，刘半农便已经有过非正式的提议，关于“她”，只是并没有著文明确阐述。
1920年6月6日，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的刘半农因受到英文的影响，学以致用，深感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规范使用，已经急如星火。沉思良久，斟酌再三，他决定创造一个“她”字，用以专指女性第三人称的代名词。并将在北大时所提出过的，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称女性之观点，逐条细化，系统化。特意著《“她”字问题》一文，加以阐述。此文寄回国内，不久便刊发于上海的《时事新报》。在文章中，刘半农顺势提出另一个想法，即除了“她”字，应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
此文一出，立时遭到多方面的攻击与反对。很多人对于文章所持观点，表示纯属冠上加冠，是多此一举。更有女性主义学家，持反对意见。她们觉得，打着“反封建反传统”的口号，大搞“新文化运动”，如今新时代男女平等，缘何非要区分出一个男“他”跟女“她”？照此来讲，女性中的“她”，是女字旁，男性中的“他”，是否也要变成男字旁，方才称得上所谓的平等？一时间七嘴八舌，众说纷纭。
赴欧留学的几年间，纵使学业繁重，生活困苦劳顿，负重致远的刘半农始终不忘《新青年》，音耗不绝，与主编陈独秀时常鱼雁往来。
1920年9月4日，刘半农创作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为“她”字做推广，特意寄给陈独秀，请他指教。信中且将个人看法，一五一十，详述分明。
此处将刘半农创作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全文摘录如下；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风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日后，刘半农的这首诗，经赵元任谱曲，收入《新诗歌集》（1925年出版）。经年累月，经千百万读者与歌者口口相传。“她”字迅速流传并推广开来，逐渐成为第三人称女性的专有代词，直至今日。
再以后，华侨与爱国人士，皆十分喜欢《教我如何不想她》，脍炙人口，颂声遍野，终使得一首情诗，演变为思乡曲——诗中的“她”，更深一层的意思，代指祖国与家乡。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
隔年，鲁迅曾这样比较过同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刘半农、陈独秀与胡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言下赞赏之余，又不无一丝怜惜似的。
诚然，社会激变，身处一股洪流之中，有人引领风骚，有人冲锋陷阵，有人摇旗呐喊，有人则选择逃避，亦有人悄然离去。
笔者翻阅时人回忆刘半农的各类文章，其性格之风趣诙谐，时常不衫不履落拓不羁的形象，绘影绘声，如在眼前。此处不妨枚举一二：
刘半农在法国巴黎留学时，家徒四壁，室如悬磬。一日，好友赵元任夫妇前往探望，谈兴甚浓，临别时大家拍照留念。刘半农指挥众人席地而坐，并伸出手来做乞讨状。背景为他的书房，名曰“花子窝”。
归国后，刘半农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他在报上刊出启事，广泛征集各种骂人方言。赵元任与钱玄同见报后，举肩并行而来，分别操中国各地方言，将刘半农大骂一通，刘一点不生气，骂至高潮处，不禁捧腹大笑。
又一日，刘半农前往赵元任家小聚，恰逢赵的学生在。赵元任笑向学生介绍道：“这位便是《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她’字的发明人，刘半农先生。”
学生听得怔住，但见眼前之人，矮个，方头颅，不拘形迹，甚至有点吊儿郎当，简直不敢相信。一群人立起身来，在背后指点笑语。
刘半农丝毫不在意，忖了一忖，纳下头吟哦道：“教我如何不想她，可否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她？”说罢，自己不禁先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