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来袭，会议中断
隔日（即7月24日），会议在望志路106号继续进行第二次会议。
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具体现状，以及工作进程，彼此交流经验与体会。
7月25日、26日两日，休会。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纲领与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29日，连续三天，详细讨论党的纲领和决议。代表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在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
关于会议中各位代表就“党的性质、方针、政策”等方面的争论，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特别有文字记录：
他们特别强调对现存其他政党的态度。第一个纲领写道，对现存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必须表明态度者，本党应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得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这就宣示了一个真理：中国现存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值得参加。其次，当时许多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其他党派或团体的激进分子。如果他们保留着其他党派或团体的资格，会有损于共产党员的人格。其次，由于承认不妥协是唯一的政策，独立斗争对党来说就很重要。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一起活动没有好处。
党纲领第十四条禁止党员做官和充当议员，并进一步说明，学校校长和大学校长如果经由政府任命，就视同官员，应如上述处理。这一规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主张，教育行业不应视同做官，而且党建立伊始，凡能活动的地方应积极活动，不管他们是什么职业，即使是在政府职位上也好。由于持这种主张的一方坚持己见，这条规定遂留待下次大会作决定。
第一个宣言并未能发表。宣言的原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为基础论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立即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弊端，指出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好于北方军阀政府。这种说法在大会上引起了重大争议。有些代表论证说，尽管国民党的纲领有许多错误观点，但目前它毕竟多少代表了新时期的趋势。孙博士所提的民主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然而，多数代表鉴于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认为那就应当推翻南方政府。最后，宣言还是通过了。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决定把宣言的发布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其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参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著：《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而陈潭秋写于1936年的回忆录中的文字，详细叙说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文中道：
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一方面是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不主张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另一方是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包惠僧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大会大多数代表，严厉批评了两方面的错误意见，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的斗争策略上，不但不拒绝而且积极组织无产阶级来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在一定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利用公开合法运动。这一原则的通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参见陈潭秋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刊载于《“一大”前后》之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287页。）
是时，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李大钊虽未能出席此次中共一大会议，仍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情况，时而走去窗前往外眺望，时而凝神细思。
与此同时，在广州的一间办公室内，陈独秀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满心惦念着中共一大会议的进展情况。
其时，在法国巴黎，在蒙达尼男女公学大楼的顶楼之上，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围聚一起，赵世炎与周恩来举肩而立，十几双眼睛凝视着天边，仿佛亲临中共一大会议现场，热切期盼着有关消息早日传来。
7月30日，第六次会议。
马林跟尼克尔斯基参加今晚的会议。
上海东方饭店大门前。大门之内满堂灯火，光明如昼。门前马咽车阗。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接踵相随，出得门来。黑暗处闪出一张明媚端润面孔，笑吟吟说了句什么话，穿花度柳地走远了。
斜对面，有两个人，斜挎在脚踏车上，正不停地往饭店门口张看……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立于门前徘徊瞻眺。就见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前后脚匆匆而来，未及站定，气喘吁吁道：“实在抱歉，路上耽搁了。有尾巴。”坐下来略喘口气，又道：“会议开始吧。”
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
会议才刚开始，忽听得门外传来重重的敲门声，一声高过一声，有人高声道：“开门！快开门！”
众人一时都怔住，面面相觑，瞠目惶惑。忖度间王会悟立起身来，示意大家安静，定一定神，掉转身去开门。
一个中年男子，一身土布长衫，并不作声，进来只是探头左顾右看。此人正是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青帮分子程子卿。
“请问你找谁？”
程子卿不理不睬，继续往里屋去，给李汉俊伸手拦下，看来人一眼，冷声道：“兄弟，你找谁？”
程子卿怔了一怔，隔了几秒方才回过神来，笑道：“哦哦，我来找社联的王主席！”
“此地乃私人寓所，并不是什么社联，何来的张主席王主席？”
程子卿于是又说，找错了，找错了，掉转身离去。
马林警惕性极高，跟尼克尔斯基用俄文说着什么，蹙额摇头，认定此人就是上海人常说的“包打听”。遂当机立断，会议即刻休会。
代表们举肩并行，接踵相随，由后门鱼贯而出，迅速撤离。
李汉俊是房东，自然不能走，陈公博亦留下陪他。
也就几分钟的工夫，前门已经给人用力地拍打起来，砰砰几声，有人高叫着让屋里的人立刻开门。
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将望志路106号层层包围。法国警官带着中国密探直闯进室内。
而关于这一段特殊经历，当事人陈公博日后这样写道：
那个巡捕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捕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我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查。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好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微笑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这只好通融。”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
此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10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
然而，对于程子卿究竟是如何侦查到一大会场的原因，至今仍莫衷一是，聚讼不已。
在中共一大代表的有关回忆中，说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有两人说是因为马林的原因，而被搜查的。
张国焘说，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参加时下手。
陈潭秋的回忆与张国焘的说法相近，他说，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
李达回忆说，一大会场被搜查，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董必武说，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
然而上述回忆，皆为几位代表自己的推断与猜想，并无实质性的根据。
早在1921年3月，马林奉共产国际命令，离开莫斯科赴中国上海。途经维也纳，前往大使馆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其时，维也纳当局对于马林即将前往的国家，一律作了书面通知。故而马林自欧洲入上海，沿途均受到严密监控。而荷兰属东印度政府，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联系亦十分紧密，遂将马林的一言一行，立时三刻通知上海英法租界当局。（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对这一事件作相关详细说明）。
另，据荷兰外交部相关档案记载，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信上海荷兰总领事，信中这样写道：“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上海，住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
一言以蔽之，马林才刚踏上中国的土地，随即便给英法租界巡捕房密切监视。7月30日晚，马林前往李汉俊家参会，被特务尾随盯梢。而当马林与一大代表匆匆离开李汉俊家不多时，巡捕冲入搜查，其间反复询问李汉俊与陈公博，有两个外国人来自何方？有何贵干？便也不足为奇。
虽然尚未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然则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其时，租界当局密切监视马林的一举一动，自然也意识到了共产主义者将要展开某些具体行动。如此看来，中共一大会场突遭搜查，实在是很难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