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青年才俊齐声为《新青年》呐喊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坚定地表明立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用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迅速引发一批以思想启蒙为使命，诸如胡适、高一涵等人的热烈响应，随即稿件接踵而至。
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至北京。
其时，鲁迅还在教育部工作。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平淡的生活枯燥而寂然。
而在陈独秀之前，钱玄同与沈尹默，已经在北大任教。1917年，夏末秋初，活跃上海文坛多年的刘半农，经陈独秀推荐，入北大任预科国文教员。是年9月，受蔡元培之邀，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回皖南绩溪省亲后亦抵达北大，任文科教授。11月，李大钊由日本回国，入北大，隔年年初，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部主任。
一时间，人中翘楚，国士无双之精英才俊，纷纷接踵相从，不约而合加盟《新青年》。杂志社遽然间成为北大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的漩涡中心。
1917年10月。某日，钱玄同收到刘半农来信，信中写道：“仲甫兄运筹帷幄，胡适之能谋善断，加上我与德潜兄，权且算作是《新青年》的四大当家台柱子……然纵使吾四人学富五车，才兼文雅，自信天下一支笔，文亦纵横，武亦纵横，毕竟不及众人拾柴火焰高……”又道：“深图远虑，还望德潜兄多想想办法，可否另外再多请些名角来帮忙……”，以期“能压得住阵”。
刘半农的这一动议，不经意间提醒了钱玄同，铭刻肺腑，即刻行动起来。
其时，供职于教育部的鲁迅，在思想认知与社会角色认同等诸多方面，心境基本等同于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与任何杂志报刊，均不即不离，刻意保持某种疏离状态。正如鲁迅自己所言：“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先生口中所谓之“法”，便是在古籍佛经与碑帖墓志与拓本中，寻求一丝自我慰藉。
鲁迅曾取笔名“唐俟”“俟堂”，言下直指黑暗绝望之中的中国，无异于一座“待死堂”。
星移斗转，时事瞬息万变。
1917年4月，周作人由故乡绍兴，先水路，后旱路，辗转至京。
惊蛰才过。细雨绵密不绝，冷风尽显凄凉。料峭清寒时节，周作人经鲁迅向蔡元培推荐，9月初即将出任北大国文系教授。
周氏兄弟同住于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7号”，即绍兴会馆。鲁迅日后在《呐喊》自序中曾写下这样的文字——“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二弟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然而就是在这间阴郁破败的寓所里，借着头顶一盏昏黄小灯，兄弟俩天南地北地畅谈，偶然聊及《新青年》。
鲁迅想起什么来似的，书桌上有几本《新青年》杂志，拿过来递于周作人，道：“许寿裳告诉我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名气大得很，所以买了来……”
而在此之前，鲁迅就曾寄过这本杂志到绍兴家中。在1917年1月19日的《鲁迅日记》上，曾有这样的文字记载：“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从陈独秀创办这本杂志伊始，其关注已久。
窗外，月色逾明。远远的有一只乌鸦，哑哑叫着，由窗前飞掠而过。凄清的四九城的天空，明星渐稀，隐隐地听见荒鸡四啼，再无任何声响。
周作人接过《新青年》随意翻阅，纳下头道：“更名为《新青年》，名声大暴。文中观点你以为如何？说说无妨。”
鲁迅先是沉默，而后转述好友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
周作人淡然一笑，叨咕一声：“谬倒也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兄弟俩暂且都没有给《新青年》杂志撰文写稿的兴致。
兄弟二人且说且笑，日出东方，已渐渐高至树梢。不觉间聊了个通宵。此刻方觉神昏体倦，随匿面向壁，各自昏沉沉睡去。
南半截胡同4号（旧址。现为7号），彼时之旧居院中，尚有一棵古槐树。现无存。但院落与昔日景致大体相近，成为一处文物保护单位。
再往早前追溯，胡同南端，至米市胡同一带，为清康熙时礼部尚书王崇简及其子大学士王熙时之别业——怡园旧址。重金聘请清代造园叠山艺术高手张然所造。园内叠石凿池，栽花植木逾二十余景，为清初具有江南宅第园林特色的名园之一。
18岁离家的鲁迅，早已习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912年5月，32岁的鲁迅，经好友许寿裳介绍，任职民国政府教育部。乘船抵京，便落脚于“绍兴会馆”。头一夜，几十只臭虫蠕蠕而动，叮咬实在厉害，根本无法成眠，只好挪至大方桌上对付一宿。这一住，便是7年……
鲁迅（1881—1936），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其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名，亦是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作人（1885—1967），原名
寿，又名奎绶，后改名作人。字星杓，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
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鲁迅、厉绥之相识，成为终身挚友。
述及鲁迅真正走近并走进《新青年》，最积极有力的督促者，当属《新青年》同仁钱玄同与刘半农二君。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
话说钱玄同留日之时，与周氏兄弟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颇得章氏雄辩之真传。钱玄同在1915年1月31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文字记载——“今日，尹默、幼渔、我、坚士、逖先、旭初、季茀、预（豫）才八人公宴炎师于其家，谈宴甚欢。”此为被北洋政府幽禁于寓的章太炎在门警撤去后，师生的首次聚会。但在同一天的鲁迅日记中，仅寥寥数字，简而言之，道：“午前同季茀往章先生寓，晚归。”
同年2月14日，钱玄同日记复写道——“晚餐本师宴，同座者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渔诸人。”一望而知，彼时在京的章门弟子，常有聚会，尽欢而散。
蔡元培与陈独秀未到北大之前，钱玄同专注于研读语言文字学，而从钱玄同与周氏兄弟彼此的日记来看，三人在1915年至1917年的上半年间，似乎鲜少往来（1916全年，钱玄同日记与鲁迅日记，均无任何相关文字记载）。
时移俗易。
时间走至1917年夏，事情突然间有了变化，正可谓云泥天壤之别。
是年8月9日，钱玄同首次登门拜望周氏兄弟。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甚为可惜的是，同期的钱玄同日记缺失。
是日，周作人日记则更为详尽——“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此处字迹模糊不清）谈至晚十一时去。”
8月17日，鲁迅日记有文字记载：“晚钱中季来。”周作人日记亦记一笔：“晚钱君来谈。”
8月27日，鲁迅日记记载：“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而周作人日记则更为详尽：“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夜风雨。”
更深人静，磅礴夜雨，钱玄同冒雨而归。笔者不禁掩卷闭目，不难想象，三人相谈甚欢之情景，清晰如在眼前。
9月24日，钱玄同日记：“晚八时顷，访豫才兄弟。”
此后，钱玄同或独自前来，或与刘半农一道，屡屡造访。来了便不急不缓，苦口相劝，不厌其烦。
待蔡元培执掌北大，钱玄同意识到新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尤其赞赏陈独秀的才华，而陈独秀亦十分欣赏钱玄同为人坦荡与率真。彼此志趣相投。
钱玄同日后曾回忆道：“民国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又道：“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继续道：“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周作人）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即鲁迅）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参见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往事历历可数，如在昨天。
然则鲁迅最终决定踏上新文学之路，得以充分体现在“鲁迅日记”中，不断地出现“钱玄同偶或来谈”：
1918年2月9日“晚钱玄同来”。
15日“夜钱玄同来”。
23日“钱玄同来”。
28日“夜钱玄同来”。
3月2日“夜钱玄同来”。
18日“夜钱玄同来”。
28日“夜钱玄同来”。
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
21日“夜钱玄同来”。
26日“晚钱玄同来”。
周作人日记则记载更为具体。
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来谈，十二时去”。
15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后去”。
23日晚“玄同来谈，至一时去”。
28日“晚玄同来谈”。
3月2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
18日晚“玄同来谈”。
28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
4月5日“玄同半农来谈，至十二时去”。
17日“以译文交予玄同”。
21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二时半去”。
26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半去”。
钱玄同于同年9月24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晚八时顷访豫才兄弟……”。
六日后，逢中秋节，《鲁迅日记》中的文字别有一番滋味，道：“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
仔细查阅鲁迅先生写于1918年间2、3、4各月的日记，发现钱玄同共造访不下十次，且均在夜间。
夜深巷静，护院犬狂吠，以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亦曾留有活神活现之描述——造访者“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阖目凝思，想那钱玄同，其“胖滑”之态不失可爱，其殷殷求文之情，逸趣横生，跃然纸上，诙谐之中亦不乏一丝感动。
其时，见证过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亦经历过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鲁迅对这世界早已黯然神伤，万念俱消。这颓丧之感受似曾相识，时间转至十几年前的夏天。
1906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投身文学事业。企望以“文艺的力量”来唤醒愚弱的国民，借此拯救危如累卵之中的祖国。
隔年夏，周氏兄弟与许寿裳等人，集合有志之士，策划创办文学杂志——《新生》。然彼时之日本东京留学界，对于国难当头，却不乏冷眼旁观漠然置之者，鲁迅无奈怆然道：“《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新生》朝生夕死，使得鲁迅的文学救国梦，未曾开始，便已经悄然破灭。（参见《鲁迅文集》中《呐喊》自序。）
多年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亦曾记述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万载千秋，不仅是因其再难重现，更因其为后来同类的东西，奠定夯实了基础。此刻读来，言犹在耳，仍掷地有声。不妨摘录如下：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指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又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启聩振聋。鲁迅亦感受到《新青年》此刻正处于孤掌难鸣之悲悯与凄凉之境。
那“怕狗”的金心异（即钱玄同），仍旧锲而不舍，不断造访，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说服鲁迅为《新青年》撰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究是打断了鲁迅“埋头抄写古碑的兴致”，而“终于答应他做文章了……”
周作人于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译文”，应该是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贞操论》（原著作者为与谢野晶子）。
同期《新青年》上，鲁迅首发小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殊不料，钱玄同不断“催逼”之下得来的硕果，更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影响鸿远。
同期，鲁迅以“唐俟”笔名作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
5月29日，鲁迅写信给许寿裳，道：“《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二人频通鱼雁，不日来回。
再以后，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而彼时之“革命的前驱者”，自然非陈独秀莫属。
鲁迅不只为《新青年》写小说，写新诗，还写下诸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具有批判旧道德观念的时效性论文。在《随感录》专栏发表多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
鲁迅在《热风》题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
周氏兄弟由此彻底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道中人。一发而锐不可当，势如破竹。
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始，截至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鲁迅共写下小说5篇、论述2篇、“随感录”杂感27篇、新诗6首、译作3篇、通信1篇，总计50余篇文稿。
而聊及鲁迅笔下的5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皆与陈独秀有关。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陈独秀不但再三催促其写稿多多益善，更建议鲁迅出小说集。
在给周作人的信中，陈独秀这样写道——“豫才兄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鲁迅的小说大好，且以白话小说的形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陈独秀极为欣赏，兴奋之余提笔写信给周作人，道：“豫才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之后，又鼓励鲁迅多为《新青年》写“随感录”杂文，并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会。而最初的这个栏目，只陈独秀独自一人，撰文兼编辑，为此他亦曾写信给周作人，道：“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
日后，鲁迅与人谈及陈独秀，曾这样评价：“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寥寥数语，便已将陈独秀之性格与特质，勾勒得可谓形神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