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复刊
1920年2月19日（另有一说是1920年2月22日）。
正值中国的农历除夕夜。
墨色中的黄浦江，安逸而平静。此时此刻，咫尺天涯，这条走熟了的码头岸边，阡陌小路，弄堂逼仄，人行道上映着霓虹灯影，红的蓝的黄的，人车罕至。街边的店铺尚未开门，通通拉上铁闸门。
黄浦江上远远地来了一艘客轮，笛声一长两短。寒风裹挟着雪珠，迎面扑来，陈独秀随人潮下得船来，一个激灵，人顿时醒了大半。
天实在太冷了。连日来舟车劳顿，缺觉少眠，感冒愈发严重。
张国焘于岸边徘徊瞻眺，等候多时。远远地喊一声“仲甫先生！”挥臂招手，道：“先生受累了。路上一切可还顺利？”接过老师的行李箱。
黄包车夫疾步而至，二人各自上车坐定。张国焘吩咐一声：“惠中旅社。”
陈独秀阖目养神，记得上回离开上海，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恍若隔世。
坐落于上海黄浦区汉口路上的惠中旅社，时乃上海滩颇为高档的旅社，然而陈独秀疾病缠身，胃疾时有复发，生活多有不便。捱至年后，同乡好友汪孟邹将陈独秀接去，住进亚东图书馆。同年4月初，再搬至同乡原安徽督军柏文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的私人住宅。
这座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独门独户。一厅一厢房，上下两层。环龙路地处法租界，紧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亦不过几分钟的步程。闹市中安逸且舒适之所在，近百年来虽华不再扬，那两排住宅亦衰微破败，然则老渔阳里2号略显灰暗的水泥砂浆外墙面顶端，悬挂有“《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铭牌，历史旋踵即逝，仍在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牢记此地曾住着一位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难以绕避的重要人物。
其时，适值形势所迫，刻不容缓。身患重疾的陈独秀，隔日便对报界发表公开讲话，道：“……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参见《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陈独秀此番言论，目光所及之重点与精力，始由学生界跟知识界，转向工人阶级。根据地亦开始由北京转至上海。
回沪后的陈独秀，全心全意投入工人群众中。日日早出晚归，旰食宵衣。没有固定职业，仅靠写文编刊度日。裘敝金尽，亦在所不辞。他到处演讲，尽己之力诠释渗透“马克思主义”。
长时间深入工人队伍当中的陈独秀，周旋于三教九流所控制的工会，很快便得出结论——“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团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明白即使是觉悟了的工人，亦必须“另外自己组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
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发表题为《劳动者的觉悟》演说。
高阶之上，陈独秀大声道：“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这一番慷慨陈词，立时引得阵阵掌声。演讲力求深入浅出，形象地将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台上之人振臂高呼，道：“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4月18日，上海七大工会团体，即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以及药业友谊联合会，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发表《工界宣言》。此宣言的诞生，预示着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已经蓄势待发。
会上，陈独秀再次发表“劳工旨要”之演说。此次筹备会，众人一致推举陈独秀为顾问，兼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他则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
适值劳动界于五一劳动节这天，发动上海5 000多名工人，聚集于上海西门体育场，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
万众瞩目之下，陈独秀朗声道：“我们上海工人，今天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1920年5月1日，已经迁回上海的《新青年》，刊登孙中山与蔡元培以及诸多工界人士与工人代表的题词。并将《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定为“劳动节纪念专号”。刊物篇幅，由原来的每期130页至200页，猛增至400多页。文章广泛又深刻系统地分析了当今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而其中尤其重点介绍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工作、教育、帮会、结社等诸多方面的生存现状。
日后，蔡和森认为，这一期的《新青年》，寓意深远，标志着陈独秀已经由“宣传资本主义”转变为“宣传社会主义”。
1920年5月1日，同期出版上海《星期评论》“劳动日纪念”专号。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期刊登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版画《世风》（叶天底作画，陈望道题字）。
然则，也正是这一期的《新青年》，引发意外状况，进而导致停刊。
本期《新青年》逾400页之多，杂志出版方，即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认为，页码实在太多，又有锌版，兼具表格，光排工费已然超额，倘若不加价，出版社亏损太多。要求涨价，给陈独秀一口否决。陈独秀认为，此一期是专门为下层无产者写作而发行，绝不应该加价。双方因此闹得不欢而散。
忖度之下，陈独秀酝酿成立“新青年社”。自办发行。
四个多月后，《新青年》复刊。
20世纪初的上海。其时，陈独秀、毛泽东、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李汉俊，即使是身居北京的鲁迅，亦不禁心生感慨，曾这样写道：“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古战场的情景……”（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