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千秋《新青年》，暗夜中的一道闪电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于上海创刊，综合性文化月刊，每期约100页，6期为1卷。
1915年9月17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这样写道——“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文学革命，亘古未有，如今开天辟地，就这样在大洋彼岸被提出来。
是时，众多的留美中国学生听说此言，七嘴八舌，很有些惶惑，慨叹其咄咄怪事，简直是异想天开。而对于耳畔之嗤笑哗然，胡适只是沉默，扪心自问：“知我乎？罪我乎？”他索性再作诗一首，权且当做对周遭一切异声的回答。诗中有一句——“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隔日，胡适写信给安徽同乡梅光迪。二人对于复兴古学与孔教，以及文学革命方面，常有相当深入的探讨。胡适深信，深谙西洋文学史的梅光迪，决然不会如市井庸愚之流，情悖于理，说出荒谬之语。
果不其然，梅光迪很快便复信，道：“骤言俚俗文学，必有旧派文学家讪笑攻击。但吾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特作诗一首：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誓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胡适“文学革命”的口号，立时引发国内陈独秀声求气应，他坚信：“文学者，国民之最精神之表现也。”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学衡派创始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
隔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话题自然与“文学革命”有关。信中写道：“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8月13日，陈独秀回复胡适，赞叹道：“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然其心心念念为《青年杂志》约稿，又道：“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一个一门心思只求“造新文学”，远隔重洋的那另一个，则决心“文学革命”，二者心领意会，字字句句，尽在不言中。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悄然在彼此的心间深深扎根。
《青年杂志》首卷，至1916年2月15日止，共刊发6期。而最初的发行量并不看好，仅1 000多份。群益书社于举步维艰之中勉强维持。后因战事停刊。
停刊半年后，《青年杂志》复刊。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封面醒目地印有“陈独秀主撰”黑体字。陈主编登报广而告之——“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
新刊因为发表胡适著《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著《文学革命论》，销路大暴，热拥之下不断再印，仍供不应求。
同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将胡适于8月21日写给陈独秀的信，部分原文刊登于头版头条——“……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则给胡适以隔空回应，复道：“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言下深感欣慰之余，难掩一丝兴奋，又道：“……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公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
10月5日，觅得同心合意之人的陈独秀，总觉胸中尚有万语千言，急需一吐为快，于是再次致信胡适，将自己对文学革命寄以热切渴盼之情，一五一十，细述分明。信中重点提到一句：“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并再次恳请胡适给自己的《青年》杂志助力，又道：“望适之兄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霎眼间，一年将尽。
陈独秀日夜为《新青年》如何得以蓬勃发展而四处奔忙。这日，办完事返回的路上，途经一所学校。隔着院墙，校园里高高生长着的大树上不见一片叶子，萧杀的灰褐色枝杈，背后一片灰白色的天，将朔风中微欹的树干映成了灰绿色，反倒觉出一丝春意来。
11月底，为亚东图书馆招股扩大书局事宜，陈独秀与汪孟邹赴京。恰逢蔡元培即将上任北大校长，正为聘用文科学长之事而犯愁，这便有了后来经沈尹默与汤尔和的极力推荐，加之蔡元培本来早已熟知陈独秀其人其事，三顾茅庐后请陈独秀出山之事。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