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李大钊之于北大
四季之中，春天来去匆匆，如烟花般稍纵即逝。
1918年4月，蔡元培在北大创办专门为在校工友提供进修学习机会的“校役夜班”。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认为，凡求学心切者，理所应当获得同等的学习机会。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校内师生群情鼎沸，校外社会舆论哗然。
其时，在湖南长沙，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悄然成立（1918年4月14日）。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前后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与陈书农为干事。然则学会成立不久，萧子升便赴法国，于是会务交由毛泽东主持。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已事不容缓，应尽快尽力而为。会议推举蔡和森等人“负责进行逐项事务”。蔡和森即刻启程赴京。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毛泽东写信。信上这样写道：“润之，我很赞同你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与意见，并一如既往地鼎力支持……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还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言下铿锵有力，字字句句都说在毛泽东的心坎上。
是年，秋高气肃，清爽宜人时节，正值湖南一师毕业季。校舍内，同学们七张八嘴，关于“国难当头，政府当消弭歧见，止息兵戈，使我华夏民族重新屹立……”的争论，一时难分难解。
有位同学说至兴起，站到凳子上大声道：“少弄那些虚头巴脑。我们应该即刻行动起来，到政府门前游行抗议！”
有人在一旁叫好，声音低下来，嗫嚅道：“毕业了，再想继续有学上，难喽。”又道：“不如将同学们集合起来，去给政府施压！”
另一个则未语先叹，慨然道：“眼下很多同学百计千谋出国留学，我很想去法国，德国亦可，然而……”说到此处竟至哽噎住，纳下头寂然了。
但见毛泽东独自站在窗前，凝立不动。身后的同学叫声“润之”，走过来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你脑子好，有何高见？”
“对对对，别闷葫芦一个，说说吧！”
毛泽东不发一语，只是曲背弯腰，站久了松活筋骨，淡淡一笑。
同学们默然相视，有人嗟叹道：“短短几年功夫，大总统换了又换，然而民不聊生，万古不变。敢问吾国之将来，究竟路在何方？”简直不能往下想。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都寂然了。
毛泽东对于同学们的争论，不置一词，并非闭目塞听。这些日子，尤其接到蔡和森的来信后，愈发焦思。他还在踌躇。
杨昌济不久前刚刚调任北京大学任哲学与伦理学教授，上回在来信中说：“润之，蔡元培先生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一事，建议你即刻启程赴京。”杨昌济仿佛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随后写道：“润之，你尽管来。我来负责湖南留法学生的勤工俭学组织工作，另，你无需为生计劳心。我可以介绍你去北京大学工作，学习与生活，一切问题皆迎刃冰解……”千叮万嘱。想当初正是因为老师杨昌济及时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传递回家乡，萧子升等人才得以先行前往。
隔日，毛泽东又接到蔡和森的来信。蔡和森自打来到北大，日日焚膏继晷，时常跑去老师杨昌济家，请教或协商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学习计划。
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道：“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再次提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一事，继续道：“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蔡和森言下之“兄事”，指的是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划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吾三人”，当然是指毛泽东与蔡和森与萧子升。他们同为杨昌济最看重的学生。而杨昌济在信中亦几次三番极力催促毛泽东进京，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是为以造学业与事业之“可大可久之基。”
暮色四合时分，毛泽东将杨昌济跟蔡和森的来信读了再读。此时之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纷繁，教育早已给戕害践踏，学生无学可求，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勤工俭学则成了唯一一条出路。箭在弦上，说走便走，片刻不得耽搁。
长沙火车站的站台两旁，即将踏上旅途的乘客，纷沓而至。从窗户里露出一张脸，怔怔望向站台上的人，听不清送站之人在说什么。
汽笛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火车头喷吐白而浓的白烟，越过田野，越过高山，一路昼夜兼程。
1918年8月15日，一路风尘仆仆的青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之事，由长沙乘火车，辗转多日，抵达北京。这也是他头一次离开家乡的长途之旅。
然而，到达北大的头一晚，毛泽东整宿未眠。干脆爬起来写字。日记本打开，扉页上题有一首诗——“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信奉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的杨昌济，头一次在课堂之上吟诵出这首诗，毛泽东立刻便喜欢上并记住了。此刻反复悄声吟诵，越发感同身受。
北京十月份已经比较冷了，梧桐树叶簌簌落下，不知何故它们的飘落牵动着毛泽东的心，看着面前北方深秋的街头，他只是埋头疾走。这趟不远千里，从遥远的家乡湖南赶来，无暇欣赏沿街宜人的京城秋景，心里记挂着老师杨昌济的叮咛：“润生要赶早。到图书馆找一个叫李大钊的，他自会安排……”
彼时，土洋结合的北大教学红楼，才刚落成。毛泽东大踏步拾级而上，直奔红楼一层位于东南角的图书馆，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略忖了一忖，方才抬手轻叩。
“进，请进。”
毛泽东推门而入。不待对方开口，先将老师的推荐信递将过去，立于一旁，道：“我叫毛泽东。”
李大钊读罢信，抬头看一眼这位着蓝色土布长衫，个头高出自己一截的青年，笑眯眯略一点头，道：“毛润之。好！”此人穿件灰色的旧棉袍，鼻梁上一副无框圆眼镜。头发稍长，有点乱蓬蓬的，目光平静而慈祥，眉目星朗，眼神中隐隐透出一股勃勃英气。
李大钊请毛泽东一旁落座，道：“毛润之，我多次从怀中兄口中听闻你的名字，湖南师范的高才生哪。”毛泽东喃喃自谦一句，他又道：“此次来京，是特为二十几位湖南同学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之事？然而你本人并无意赴法，而只想在北京大学找份工作，同时希望能借机做一个旁听生？”
毛泽东只略一点头，道：“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李大钊又道：“现在住在何处？具体想做些什么工作？”
毛泽东道：“暂借宿在老师杨昌济家。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北京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继而又道，我不怕吃苦，干什么都行。
李大钊听罢微微一笑，摆手道，“堂堂师范高才生，干什么都行，岂不是大材小用？万万使不得，再说怀中兄亦不答应呀。”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不禁也跟着笑了。
李大钊问毛泽东今年多大？
“刚满二十四岁。”
院墙外紧挨着一条街巷，有小贩游街串巷而过的吆喝。声音沙哑而略显疲惫，经过院墙外宁静的古槐树，一路曲折，游荡，声音渐行渐远。
后来，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李大钊便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这便使得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可以留在北大。进而也就创造了毛泽东与李大钊彼此二人时常接触碰面，同商共议探讨革命的机缘。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职责，亦非仅仅是“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以及“登记到馆阅报的人的姓名”。除了此项职责之外，他还同主任李大钊共同整理书刊，协助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
有文字记载，说“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参见沈家祥：《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张申府》，《中国社会报》1992年7月3日。）
见微知著。其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十分受李大钊的器重，且图书馆的工作使他获得诸多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亦带来阅读学习新书新刊的便利条件。
多年后，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与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看到古都城垣时，毛泽东不禁忆起三十年前，感慨道：“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毛泽东从北大图书馆出来，回到鼓楼后面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晚霞散绮，已至暮色苍然时分。
小院里有一棵枣树，下圆上尖的弹头枣，亦称美人指、马牙枣，是北京特有的枣子。先众枣熟，微微染一层淡淡的红晕。知道老师杨昌济此刻尚未回来，然而一想到今日与蔡元培、李大钊的谈话，毛泽东立于枣树下，不禁笑了。全然不觉身后有人来。
杨开慧立于身后，叫声“毛润之”，笑道：“什么事，乐成这样？”
毛泽东随将今日之事，一五一十缕述分明，并忙不迭道：“多谢恩师帮忙。”
杨开慧年方十五，正值青春年华，听罢，只是纳下头微笑，没听清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抬头望着眼前这位眉目清朗的高个子青年。
爱情的种子，于无声处已经开始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