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引领新文化运动
1917年9月。
中秋节前后的北京城，纤云四卷，天高日晶。正午的太阳直晒下来，脚下的砂砾给晒至泛白。前胸后背暖烘烘的，却并不觉得燥热，反倒使人心目豁朗。
青年胡适由美国归来，在老家陪母亲住了一月有余，几天前进京，今日正式上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年26岁。
次年1月，陈独秀携手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等一众志同道合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大同仁，几经协商讨论，将《新青年》从第4卷1号起，改由轮流编辑（即同人刊物）。共3卷18期。
1918年1月至6月，第4卷的轮值编辑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
1918年7月至12月，第5卷的轮值编辑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
第6卷的轮值编辑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时，由高一涵与李大钊分别替换即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
有细心的读者发现，有白话新诗首发于《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
这9首诗，分别来自胡适与沈尹默及刘半农笔下。
胡适作白话诗《一念》。
1917年秋冬。胡适寓居于北京竹竿巷，他的家乡有座大山，恰与竹竿有关。日后他曾这样道：“今年在北京，住在竹竿巷。有一天，忽然由竹竿巷想到竹竿尖。竹竿尖乃是吾家村后的一座最高山的名字。因此便做了这首诗……”
现不妨将原诗摘录如下：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诗句不限长短，不拘平仄，完全口语化。近似散文式的分行排比句，读来朗朗上口。文字因附着于情感跌宕，而自然形成音乐节奏与旋律美感。诗人这“一念”，文字表层看似极为抽象，因巧妙地运用反衬法，使得“纯属个人意绪”之刻画，升华为含蕴其中的青年学子对于“文学革命”自由的虔诚礼赞。
同期刊发沈尹默的白话诗《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新诗短短四行。凝练精干，寓情于景之中托物咏志。完全打破旧体诗常用的格律，而改用纯熟的白话写成。
其时之华夏大地，背景萧肃森然，民众苟且偷安。孤独的文人学者，不畏严寒，绝不退缩，不妥协，文字更深层地显示出“风云突变之大时代，即将到来，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觉醒……”
再来欣赏刘半农的白话诗《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里与屋外，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小诗分前后两部分。尚处于新诗的尝试阶段，从内容到形式，虽不乏稚嫩与浅显，然则运用对比反衬法，表述作者反封建意识已经悄然觉醒，在形式上有更为大胆的创新，且易记，易读。
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刊发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随即，散文与文学批评与戏剧等诸多崭新佳作，接踵而来，逐一亮相于《新青年》杂志。瞬时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一度都中纸贵，交口称誉。
远远的胡同口，常听见报童吆喝不停：“号外！号外！且看狂人鲁迅！”声音高亢不同以往，久久徘徊不散，仿佛八字回环。有人买一份来，埋头翻阅，且行且看，读至兴起，立于街边兀自念道：“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仰头望天，继而纳下头忖了一忖，又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越读声音越大，读至文末，忽而狠跺一脚，愤然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新青年》日新月著，事业蓬勃发展，大好形势之下，诸青年才俊趁热打铁，一鼓作气。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合创《每周评论》，以周刊补充月刊。
北京大学1916年级文学系学生傅斯年与康白情、俞平伯等，在听了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学史后，内心深受触动。经师辈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启发，于1919年1月，学生辈的《新潮》杂志创刊并发行。英文译为“The Renaissance”（意指“文艺复兴”）。
北大校长蔡元培，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教育理念，对《新潮》这株幼苗予以百般呵护扶持。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曾有这样的回忆——“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改由我接编。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
《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将《新潮丛书》拿来摆在家门口摆地摊。后来他开了一家“北新书店”——取北京大学与《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
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新潮杂志社启事》——“同仁等集合同趣组成一个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
《新潮》在《发刊旨趣》中这样写道——“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也;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与国人，二则为将来真学术鼓动兴趣。同仁等深惭不能自致于新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十分明确地表示，反对“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之宗法社会与其“恶劣习俗”，坚决主张民主自由与解放个性。反对因循守旧的封建文化与学术，大力提倡以“现世的科学思想”引导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
其发刊词一望可知，揭露从君主专制到家长专制等一系列封建秩序与伦理关系的罪恶，坚决反对封建的人生观，提倡建设“自由的，活泼的，理性的，适应的真道德”，亦即是对陈独秀刊发于《新青年》杂志上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文中所谓“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作出的隔空回应。
《新潮》创刊之初，原计划一年出两卷，5期为1卷。前5期基本如期出刊。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潮》核心人物傅斯年与罗家伦等积极参与，而一时无暇兼顾编辑事务，故刊物出版难以络续，以致第2卷第5期无法准期。直拖至1920年9月方才出刊。且第3卷仅出版两期。
然而，新杂志的创办，毕竟给“文学革命”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活力。更年轻一代的主力军，如虎傅翼。其时，除傅斯年、罗家伦外，还有杨振声、孙伏园、顾颉刚、郭绍虞、汪敬熙、叶绍钧、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潘家恂、毛子水等年轻的文学革命开拓者，日后均成为新中国文坛之雄才闯将。而《新潮》的诞生，引得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加入，文学革命的队伍，亦逐日壮大起来。
其时，对于“白话文究竟能否成为主流话语”，以及“文学革命究竟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先哲对此从未曾有过怀疑动摇，正应了那句“时间会证明一切”。
归根溯源，“民主潮”与“期刊热”，皆因《新青年》的召唤与指引，默转潜移，耳濡目染，社会认知度与影响力，亦逐日拓展扩大开来。
而对于文学革命的胜利，胡适日后曾这样分析道——“这一年（笔者注：1919年）之中，至少出现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又道，“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改了样子了。从前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歌。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时势所趋，就是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文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的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新青年》不仅带来了“自由与民主”，亦带来了“科学的思想启蒙”，更激发并催生出日后伟大的五四运动。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与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并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与命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