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
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频频传来，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进步学生，摩拳擦掌，大家经商讨后决定，于5月7日这一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
殊不料，风云突变。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已经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火速将此事告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领袖。
是日深夜，北京大学学生与各高校学生代表，齐聚于北大法科（三院）礼堂紧急集会。会议决定，将示威游行活动的时间提前。罗家伦的任务是，负责联络各校学生，并组织购买写标语所用的大批白布。
北大。法科礼堂内。
有学生站在高处大声道：“此时此刻，日本妄图接管山东一切权利的阴谋，眼看就要得逞，我们的外交谈判，失败了……”讲至此处不禁眼眶泛红。
一旁的人接口道：“山东若果真被日本割据，中国的领土将不再完整，我们怎么办？！”
立刻有人附和道：“领土不整，国家必忘。誓死不做亡国奴！”
众人齐声高呼：“此情不可待！士可杀不可辱！走，我们上街游行去！”
一个学生由队尾直挤过来，一个箭步跃上桌子，疾呼道：“有的放矢，去东交民巷游行！去外国领事馆抗议！”
众人挥舞手臂，齐声高喊：“打倒小日本！”
一时间，七言八语，愤然声讨。
梁漱溟站在一旁蹙眉摇头，道：“同学们，要冷静，保持冷静……”话未落音，给学生方豪打断，振臂一呼，道：“爱国需要热情！我们就是要给政府施压！”
邓中夏跟着道：“势必要夺回山东权益！不容商量！”
张国焘站在队伍最前排，此刻掉转身来道：“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众人鼓掌，口号声此起彼落，不约而合道：“中国人不怕死！誓死不做亡国奴！”喊声高亢，直冲入天际。
梁漱溟独自蹙眉不语，显得忧心忡忡。
礼堂大门訇然被推开，几位同学接踵相随，大步流星而来，径直走到队伍最前端站定，一个道：“自欧洲战事爆发，日本国已然侵占了我山东青岛，强占了我胶州湾……一直以来，国人对西方列强心存幻想，自以为他们忙完欧洲战事，定会仗义出手相帮，为中国人主持公道。”语音未落，一旁的同学长叹一声，怆然道：“国人一度天真地相信，高举门户开放大旗的威尔逊，乃是天下第一号大善人，正义使者，然而眼下又如何？”摇摇头，恨声又道：“同学们，老师们，大家该醒一醒了！是谁出卖了我们？”众人听得瞠目，礼堂里一时寂静无声，他接着道：“出卖我们的，正是那些稳坐于凡尔赛宫，长谈阔论的无耻政客！他们弃信忘义，事实铁证如山，那些在欧洲瓜分战利品的列强国，如今又妄想着连同我们一起瓜分掉，更可恨是我们的政府，却试图在这样的一份合约上签字！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同学们，政府卖国，我们该怎么办？”
邓中夏率先高呼：“打倒无能政府！”
台下同学齐声应和：“打到他！砸烂他！”
张国焘一跃踩在椅子上，早已扯下的一块白布，上面写着“还我青岛”，白底墨字，分外明亮。他将标语高举过头，振臂大呼道：“还我青岛！”
台下众人齐声斥道：“严惩卖国贼！还我国土！”
人声鼎沸，声振屋瓦。
邓中夏喊过几声，望向张国焘，道：“国贼乃何人？”
有人在一旁听到了，道：“外交次长曹汝霖，国贼！”
张国焘于是在台上再喊：“打倒曹汝霖！打倒国贼！”恨声再道：“驻日公使章宗祥，国贼！”
罗家伦站在队尾补充一句：“别忘了交通专员陆宗舆，国贼！”
群情鼎沸。同学们跟着怒喝：“声讨章宗祥！声讨国贼！”口号一声高过一声。
大栅栏附近。邓中夏立于高阶之上，道：“甲午年，我们战败，台湾丢掉了。如今我们战胜又如何？山东照样丢掉！如此以往，中国虽大，还有多少土地可以丢？”他看向台下，又道：“打仗输了，被割地。仗打赢了，照样要被割地，这便是列强的逻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在列强眼中，根本也算不得人……”
一位女学生站在人群中高声道：“同学们，同胞们，大家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大江南北，国权沦丧，长城内外，租界林立。自清末以来，中国一忍再忍，一让又让，今天，非但西方列强欺辱压榨，竟然连东洋倭寇，亦跟着有样学样，要骑到我们脖子上来了！我们要怎么办？”
众人齐声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邓中夏立于台上凛然道：“堂堂大山东，孔夫子的故里，管仲的家乡，倘若山东都要给日寇强占去了，有朝一日，到了地界，吾辈还有何颜面面对列祖列宗？”
有人怒喝道：“小日本这就是掘中国人的坟！决不能忍！”
前排一位女学生，道：“今天，事实摆在面前。巴黎和谈失败，列强出卖了我们，出卖了四万万同胞，出卖了公平与正义，出卖了人性与良知，试问，他们还有什么不能卖，不敢卖？”声音已经嘶哑，咳一声清清嗓子，又道：“如此简单明白的道理，我们的政府却装作看不明白，如此明目张胆的凌辱，钱能训内阁居然可以忍得下，他们是什么总理督办？不，他们是完全彻底的列强帮凶，是汉奸卖国贼……”引来一片掌声。
方豪与张国焘举肩并立，道：“我们是北大的学生，学生本应该安心学业，然则民有倒悬之难，国临存续之危，警惕呀！我们的政府宁可做缩头乌龟，莘莘学子如若不挺身而出，还有什么人能依靠？”又道：“我们今日结队前来，就是要向徐世昌大总统请愿，我们要向国务总理请愿。我们要让民众明白，我们究竟要什么？我们要让黎庶洞悉巴黎的阴谋，没那么容易得逞……”
有人在人群中大喊：“不论他是什么人，胆敢亡我中华，企图割占我国土，我们必将与其血战到底！”
在不远处的另一个街头，匡互生正在演讲，愤然道：“胶州尽失！山东亡矣！国将不国，族灭有期！”双拳紧握，在空中扬了一扬，又道：“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众志成城，誓死捍卫中华！”
四周围聚之人，渐聚渐多，跟随呼应道：“外争主权，内惩国贼！”
王府井大街。学生自发组织演讲，讲至高潮，喝道：“美国总统威尔逊，天下第一号大骗子！他欺骗了中国人！他侮辱了中国四万万同胞！”
抗议声四起，台上之人声声带泪，高声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就在今日，我们誓将捍卫国土。国人不怕死，我们定要以血还血！”众人不禁泪眼凝波。
群众的爱国之情，瞬间被点燃，五四爱国运动的序幕，就此徐徐拉开……
时光追溯至再早前。1918年5月，为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代表紧急回国，进驻北大，进行巡回演讲。
由罗家伦作为代表发言，提议全体同学赴新华门请愿，促成日后，亦即5月21日，北京各校逾两千多名学生到总统府抗议游行之事。
段锡朋（1896—1948），字书诒，江西永新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政法科学习。1918年发起创办《国民》杂志。1919年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学生集会游行，被选为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
匡互生（1891—1933年），字人俊，号务逊，又号日休，湖南邵阳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天安门大会会后游行的三位主要组织者之一。
实际上，罗家伦在学生中的影响进一步彰显，是因为新潮社以及《新潮》月刊，及其积极参与推动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早在1918年底，罗家伦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人共同创办新潮社。《新潮》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1月1日。第1卷共5期，罗家伦发表13篇文章；第2卷共5期，罗家伦发表22篇文章。
起初，文学革命遭到学校一些人的攻击与反对，罗家伦连夜撰写长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与陈独秀等人的攻击。而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则是由他与胡适共同翻译，首发于《新青年》。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
，江西南昌人。1919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北京大学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提出质疑批评。
尤其使人刮目相看的是，《新潮》刊名由罗家伦定名。而“五四运动”一词，亦出自罗家伦之口。
那么，罗家伦何以成为五四学生运动领袖的？
校长蔡元培坚信，要让学生发动起来督促政府，借以抵制抗议政府在不平等和约上签字。此举实为无奈之举。五四运动开始前，蔡元培忖度再三，只通知个别的学生领袖，由他们自己去组织并领导。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正欲随大部队前往天安门游行，大门訇然被推开，同学狄福鼎急匆匆而来，且行且大声对罗家伦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举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急如星火之际，罗家伦义不容辞，便立于长桌旁，俯身弯腰，奋笔疾书，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宣言》仅100多字，纵观全文，虽慷慨淋漓，豪情满怀的行文之中，并无采取过激行动之意，只是呼吁全国民众，要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关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亦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
是日，下午1时半许。北京13所学校师生，逾3 000人，齐集于天安门广场，演说言简意赅，随后，学生纷纷列队，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
游行队伍，由傅斯年任总指挥，按照既定路线出发。大批师生，手执横幅标语，挥舞旗帜，群情激昂走上街头。队伍中不时高呼：“还我青岛！还我国土！”“大家勿做亡国奴！”引发众声附和。
斜对面的街角，李大钊被层层围观者包围，他立于一辆黄包车上，疾呼道：“以前，我们谈论新文化，又谈旧文化，仿佛水火不可相容，如今不同了，日本国要断我们文化的根，根已断，还谈何文化？更枉论什么新旧……”略顿一顿，目光炯然扫向前方，又道：“同学们，同胞们，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8世纪欧洲革命之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则是20世纪世界革命之先声，我们今日之行动，乃是中国美好未来之先声！”掌声轰鸣，待众人稍平复，他继续道：“此刻，眼前，当下，每一位能亲身参与这场革命的人，我们必将感到无上光荣，无比幸运！”
诸君不妨阖目凝神细想。1919年5月的北京，正值春暖花香，民众之爱国热情，亦在一天天地高涨。天高日晶，5月4日这天，群众环集如堵。马路两旁，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自发加入，游行队伍逐渐壮大，行进途中不断向空中抛洒传单。
街角有人家的窗子开着，玻璃窗里露出一张老妇人的面孔。屋顶高深，那妇人站在窗前，她只是怔怔痴看。窗台上有一盆什么花正开着，香气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的从心子里发了白。那口号声穿街越窗而来，老妇人似乎骤然间回过味来，亦跟着挥舞拳头，红了眼眶。
掩卷沉思。大概也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关注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冰心先生四十年后曾这样追忆，念兹在兹：“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参见《回忆五四》文）
而王统照先生的描述，则更为生动详实：“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参见《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一文。）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福州人。1918年入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开始向往成为医生，后受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影响，转文学系学习。曾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学生运动，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笔名息庐、容庐，现代作家，山东诸城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创作，参加火烧赵家楼的示威活动。
然而，1919年的春天，却被部分民众漠视了。
亡国危如累卵，世人的目光，完全投向天安门前呐喊如潮的青年学子。红墙黄瓦之下，那穿过洪水似的一层新绿，游行行进中，罗家伦始终走在队伍最前端。
当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时受阻，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经紧急协商后决定，推选学生代表罗家伦、匡互生、傅斯年、段锡朋，前往美国公使馆进行交涉。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借以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之民意，并请求美国公使瑞恩施，转达此意给美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离开东交民巷后，学生们的怒火更为高涨，愤怒的学生们振臂高呼：“我们去根除国贼！”队伍遂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宅进发。
显而易见，此举俨然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相去甚远。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之初，本意为逼迫总统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之后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
总指挥傅斯年眼见局势严峻起来，极力劝说大家，务必要“有纪律的抗议”，然而为时已晚。众人愤怒的火焰瞬时被军警强加干涉所点爆。
罗家伦不愧为胡适之高足弟子。这份以白话文草拟而成的宣传单，深入浅出，言近旨远，显然十分适合于民众之间传播。
不时有路人接到传单，驻足停留，立于路旁念起来。
笔者不妨将全文摘录如下：
五四运动宣言：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此处赘述一笔。相较于罗家伦宣言的“简单明了”，另一份宣言，则是出自北大学生许德珩笔下，他拟写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无疑要激进许多。笔者亦不妨摘录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多年后，据许德珩回忆，他是受委托方才为五四运动写下宣言，却不知何故，彼时同学们大多对此并不知情。他人日后的回忆中，亦极少见到有关此事的只言片语。
许德珩（1890—1990），原名许础，字楚生，江西德化（今江西九江县）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191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与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是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而由罗家伦执笔的宣言，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宣言一蹴而就，即刻交付印刷所。原计划印制五万份，然则直至集合出发，方才印出两万份，于是只将这两万份拿到街头四处散发，成为人尽皆知的五四文件，广泛流传至今。
多年后，罗家伦曾这样回忆，说起自己当时的状态，完全是“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字字珠玑，语言朴素，却十分精准地表述此次学生运动的目标与宗旨。
更值得一提的是，5月26日，运动尚处于高潮之中，罗家伦趁热打铁，对运动进行文字总结，写就《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
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显示着什么样的精神？
罗家伦这样认为，三种精神“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1918年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始，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之“引子”。
方豪（1894—1955），字椒新，又名兆鼎，浙江金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
邓中夏（1894—1933），又名邓康，字仲
。湖南宜章人。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领讲演团的同志到街头演讲。5月4日，邓中夏与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后被推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谢绍敏（1896—1939），字灵溪，贵州赤水人。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
刘仁静（1902—1987），又名亦宇、敬云，字养初。湖北应城人。刘仁静是党的一大代表，在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钱能训内阁：1918年10月10日段祺瑞辞职后，钱能训代理总理职务。1918年12月14日经国会通过，成为正式国务总理，组成钱能训内阁。1919年6月13日，随五四运动浪潮席卷，辞职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