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印银票，可汗的金山轰然崩塌
滥印银票，可汗的金山轰然崩塌
马可·波罗认为中国人的想法不可思议。纸币在中国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800年。到了13世纪的元朝，纸币首次替代硬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大约100年之后，马可·波罗亲眼目睹了这套货币体系的运行，他惊呆了，在游记中写道：“皇帝的造币厂已经掌握了完美的炼金秘诀。”在这个国家，流通的不是硬币，而是执政当局印发的银票，这种银票可以直接兑换成银子。这并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真正货币，然而，无论如何，它发挥了作用。
这些由桑树制成的纸张带有官方的标志和印章，它们在全国自由流通，使这个国度变得富足，并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人欣然接受这种交换媒介时，贸易机会便成倍地扩大了。皇帝确定了票据流通的合法性，同时还规定，可以随时用它们赎回银子。
在《马可·波罗游记》（Polo’s travelogue）中，他用了很多笔墨描写相关内容：“大汗（忽必烈可汗）怎么会允许人们将树皮制成纸一样的东西，然后任由它像货币一样在他的国度里流通呢？”他对这一奇怪的制度安排大加描述，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做法不算欺骗。然而，这位探险家也很清楚，对于欧洲的读者而言，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简短。“无论我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我说的是事实，不会相信我的判断力，但是，我不骗你，这样的纸币是绝妙的！”
纸质货币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关键的元素有两点：第一，可赎回性，你可以随时随地用银票换取等量的银两；第二，不可违抗性，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纸币，否则会被判处死刑。这两点保证了这一系统的长久运行。为了进一步增强人们对纸币和发行机构的信心，票据上的文字声明它们将永远有效。近来BBC的一次采访中，英国央行行长金默文（Mervyn King）尝试着解释“永恒的价值”。他说：“纸币实际上是一纸契约，人们接受了它，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几十年内，纸币所代表的财富仍然能兑现。至于纸币本身，它仅仅是一张纸，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纸币的价值，由它背后发行机构的稳定性来决定。如果公众对发行机构充满信心，他们就会一如既往地接受和使用纸币；如果发行机构信用荡然无存，货币、经济都会崩溃。
现在，纸币上印有含义崇高的文字已经不足为奇了，如果看到缺乏爱国主义或宗教主义的纸币那才叫奇怪呢。但对于生活在元朝的人而言，纸币还是新技术，人们相信皇权的无上权威，这使得皇帝的新货币“广泛地运用于他的王国、行省和地区”。
The End of Money
马可·波罗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家庭，于1275年到达元朝上都。当时他还只是个20多岁的青年，就与忽必烈成了忘年交。意大利的1 000元纸钞上印有马可·波罗的肖像，足以证明他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钱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很少思考“钱”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考虑的永远是就业、退休、经济状况、大学学费、对恐怖主义的资助、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高盛集团，以及最近的ATM在哪儿，而非货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今，货币的运作已经变得极为抽象，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已经遥不可及。
但是我们却认为自己了解现金。它是真实的，你可以拿着它，闻到它的气味。当然，为了健康起见，摸过钱之后最好洗洗手。纸币和硬币是孩提时代的秘密，它可能是你在路上捡到的一枚硬币，可能是溺爱我们的外婆偷偷塞来的零花钱，也可能是你为了买一个新玩具省吃俭用攒下来的5块钱。在教科书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名词解释：货币是交易媒介、记账尺度、储藏价值和延期付款方式。听起来很无趣，但它是驱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发明，而我们正是通过现金了解货币，并和它建立联系。当听到“货币”这个词时，即使是华尔街上那些兜售债券的人，也会很容易想象出一堆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大钞。(https://www.daowen.com)
顺便提一下，“现金”这个词的含义很容易被曲解。你可以在ATM上取出一些现金，但如果《华尔街日报》上说英特尔公司或波音公司有大量的现金，这显然并不是指实际的纸币和硬币，而是流动资产，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资金。当本书中使用“现金”这个词时，我指的是现金的物质实体。有时候我会用硬通货、实物货币或者物质货币这些词，但基本上是指同一个意思。当我提到“钱”或“通货”时，我所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既包括实物货币，也包括电子货币，除非另有说明。
成年人脑子里常常绷着一根弦，随时留心货币分配不当、通货膨胀的趋势等，但孩提时代对现金的渴望仍然会保留在我们脑海的一角。因此，当你发现地上有1毛钱的时候，内心会下意识地萌发出小小的冲动，会迅速地环顾左右，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枚硬币据为己有。然而，这种冲动很快就会被更强大的理性所扑灭：1毛钱，本质上来说没什么价值，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经济学家会告诉你，你甚至不值得花时间去捡这1毛钱，要是为了捡这1毛钱而闪了腰，那就更不值得了。
当我们抱怨不计后果的银行家或者财政预算的时候，我们是现金的信徒，我们甚至崇拜它。许多人并不相信上帝或佛祖，但却非常相信现金。更确切地说，我们相信的是货币的价值。我们相信它，是因为别人都相信它。这使得我们对它的信任成为一种信仰：我们怀有共同的目的，或者至少是一个共同的幻觉。通过使用国家货币的行为，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成了这一特殊宗教的信徒。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观念是乏味的，他们正忙着计算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简称赫芬达尔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译者注）和角谷静夫不动点定理（又称固定点算法，一种数学猜想。——译者注），或者正绞尽脑汁地设法弄清楚如何在不增加通胀率的前提下减少失业。拿出一张纸币，把它放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一个让你瞬间石化的秘密：钱是生是死，取决于你的脑袋。讽刺作家库尔特·塔克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就曾经指出：“金钱之所以具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它被人们广泛认可，而它被广泛认可是因为它具有价值。”听起来像是车轱辘话，但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有人打破魔咒，否则这一循环会一直存在下去。
The End of Money
有人认为中国银票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它只是作为王侯之间馈赠之用，并没有应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票，只能说是银票的先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忽必烈可汗成功发行的纸币也恰恰是元朝经济灾难的导火索。元朝统治者最终没有经受住一种诱惑，一种历史上所有货币发行者都无法逃脱的诱惑：如果没有人费事去将纸币兑换成银子，为什么不印出更多的纸币呢？你几乎可以想象出可汗的心腹大臣对他说的话：
陛下皇恩浩荡，万民景仰，一纸令下，无人不从。陛下九五之尊，何须为银钱烦恼，只需多印银票即可。量庶民百姓不会每日兑换银两，虽印发十倍银票，亦不会有人察觉。如此陛下及皇嗣可永享富贵，万世高枕无忧矣。
但是，信心是很脆弱的。各种事件都可以播下怀疑的种子：战争、自然灾害、伪造、银行倒闭，这些都是最常见的罪魁祸首。对可汗而言，罪魁祸首就是新货币在经济体内的泛滥。当你可以通过印刷更多的、从来不会遭受挑战的纸币让自己永享富贵时，你很难不这么做。然而，货币体系需要一定的稀缺性，或者大家能够感知到的稀缺性。当可汗滥印的银票失去了这种特性时，银票的购买力暴跌，纸币系统也随之崩溃了。这一情形在几个世纪之后重现，只不过，地点变成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