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术

引经据典术

【心理战术】

利用人们信服经典名言的心理进行说服的战术。

典故、名言、名句都是传统文化的精粹，蕴蓄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以一当十的威力。说辩者引经据典如能恰到好处，自然能加重论辩的分量，赢得说理的优势。

【经典案例】

▲温人之周

一个温地人去东周都城，周人不准他进去，问他:“你是外人吧?”温人回答道:“我是这儿的主人。”可是问他所住的街巷，他却说不上来。东周官吏就把他囚禁起来了。

东周国君派人问他:“你是外地人，却自称是周人，这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我小时候就读《诗经》，《诗经》里说:‘普天之下，没有哪里不是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哪个不是天子的臣民。’现在周天子统治天下，我就是天子的臣民，怎么是周都的外来人呢?所以说我是这儿的主人。”东周君听了，就命令官吏释放了他。

▲子产告范宣子轻财

当晋国称霸中原时，晋国由正卿范宣子执政，他要求诸侯朝见晋君时应交纳大量的贡品，郑国人对此感到为难。二月，郑伯赴晋朝见晋君，郑相子产托子西带一封书信，告诉范宣子说:“你治理晋国，四邻诸侯没有听说你的美德，却听说你加重了诸侯的贡品，我对此感到困惑。我听说，君子为一国之长或一家之长，不担心没有财货，只害怕没有好名声。如果您把诸侯的财货聚集到晋国公室，诸侯就会离心离德。如果您又敛财为己谋利，晋国内部就会离心离德。诸侯离心，晋国就会毁败;晋国内部离心，你的家就会毁败。你为什么这么不明白呢!要那么多财货干什么呢?

“美好的名声，好比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才是国和家存在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不致使国和家毁败。您不是应该在这件事上努力吗?有道德就会快乐，快乐就能长久。《诗》里说:‘陕乐啊君子，是国和家的基石。’这是希望君子有美好的品德啊!《诗》里又说:‘上天在监视着你，不要三心二意。’这是希望君子有美好的名声啊!由己及人，反躬自思，以形成美德，那么美名之车就能装载着德行去四方传播。只有这样，远方的诸侯才会来朝见晋国，邻近的诸侯才感到安心。究竟愿让人对你说‘是你养活我’，还是愿意让人对你说‘你靠榨取我而活着’呢?大象长有象牙却毁了自身，就是因为象牙是贵重的财物呀。”

宣子读了信很高兴，于是减轻了诸侯向晋国交纳的贡品。

▲傅玄为马钧辩护

魏末晋初，中国出了个大发明家，他革新纺织机，制成指南车和连弩机等，他就是马钧。然而昏聩的当权者鄙薄科学技术，不承认马钧是个人才。连著名的地图学家、文学家裴秀，也带头嘲笑马钧。他找马钧辩论，心灵口拙的马钧，几次被裴秀辩得张口结舌。

见到这情景，傅玄愤愤不平，他找到了裴秀说:“你所擅长的是讲话，但是你所短的是技巧。马钧的所长是技巧，所短是辩才，你用你的所长，攻击马钧的所短，当然马钧会负于你，但是反过来，你用你的所短，与马钧的所长较量，你也会负于马钧。技巧是很精深细微的事，马钧发明了器械，但是不能完全说出道理来，再加上口才不济，你却诘难不止，当然马钧要难堪了。”裴秀被驳得羞愧地低下了头。

接着，傅玄又会见安乡侯曹羲。谁知曹羲也跟着裴秀否定马钧是个人才。傅玄不得不跟他说理，他对曹羲说:“圣人选取人才，不限于一种尺度，有的以精神为尺度，有的以语言为尺度，有的以办事为尺度。比如孔子的学生就各有所长，德行好的有颜渊等;口才好的有宰我、子贡;政治才能突出的有冉有、季路;文学才能杰出的有子游、子夏。虽然圣人精通事理，但也都不是全能。如若问文学方面的事情，就只能去找子游、子夏。孔子是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人呢?如今马钧创造的机械很有用处。但是裴秀却以马钧的口拙加以嘲笑，抓住马钧一些话语上的漏洞而否定他，不用他，这样，杰出的人才怎么能出头呢!”

讲到这里，傅玄气愤地说:“裴秀率先否定马钧，这并不奇怪，同行相妒，文人相轻，许多心地狭窄的人都有这个毛病，把美玉诬为石头，这就是过去楚国的卞和抱着璞玉痛哭的原因啊!”

曹羲大悟，承认否定马钧没有道理，并用傅玄之前说过的话去说服武安侯等。

▲托古改制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戊戌变法运动。

当时，清政府内部的封建顽固派势力以慈禧太后为后台，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哲学观点为理论依据，搬出儒家“敬天法祖”的陈腐教条，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否则，会天下大乱。有的顽固派大臣甚至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康有为等的变法维新面临着极强大的社会阻力与政治压力。

为减轻这种阻力与压力，康有为采取了托古改制的谋略。康有为在变法前撰写了一本书，叫《孔子改制考》。这本书说，中国的上古时代没有书籍，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述。因此人们对上古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但人们又普遍具有一种“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的一味迷信上古心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诸子百家，包括孔子在内，纷纷利用人们的这种厚古薄今心理，把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政治制度视为在上古曾经施行过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借此争取人们对自己政治学说的信仰与认可。中国历史上并不一定有尧、舜、文王、武王等圣王，这些上古圣王皆是孔子为改造当时的制度而制造的托古对象。

《孔子改制考》就学术考证而言，有许多地方是牵强附会和错误的，但康有为的主要意图不在学术而在政治，他曾经说:“作为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公开倡言变法改制，必会遭人诅咒，因此，不如假托于古代圣王，这样，既不使人感到惊恐，自己也可免遭不测之祸。”因此，就历史事实来看，不是孔子托尧、舜、文王、武王之古以改制，而是康有为将几千年来历代统治阶级最尊崇的孔子打扮成改制维新的祖师爷，是康有为为减轻顽固派的攻击而托孔子之古以改清王朝之制的政治谋略。

康有为不但要托孔子之古，而且还要托清帝先王之古以改制，他说:“我世祖章皇帝(福临顺治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崇德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康有为等还以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变服色”、“变文字”、“变历法”、“变役法”、“变赋法”、“变刑法”等事实，论证清朝的先帝圣祖也是不断变法改革的，说假若康熙帝和雍正帝生活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变法决心与效果，一定不在俄国的彼得大帝、德国的威廉一世、日本的睦仁天皇之下。

在康有为的宣传鼓动之下，在中国终于发动起一场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

▲以《中山文集》为据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实行改组后，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三厅为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立即编了一本《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小册子。

可是，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原因，陈诚竞命令不准散发，并借题发挥，专门发了个训令，声称:“近查三厅所印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位’。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郭沫若为使这本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小册子顺利同广大读者见面，便向陈诚等提出质问:“查中山先生生前文章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时时标榜自己为中山先生“信徒”的陈诚等人被责问得哑口无言，对那个“训令”中的无端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