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缺乏规划的勤奋，必定事倍功半。如果不在战略层面勤于规划，就会在战术层面疲于奔命。这种表面上的勤奋，反而是一种隐晦的懒惰。
有些人看起来非常勤奋，忙得天天连轴转，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在旁人眼中，这种全力以赴的姿态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但一到考核时，大家却发现，他们的成绩并不和“努力”成正比。明明很努力了，却没能超越他人轻轻松松就做到了的水平。真是得不偿失。
但是，大家别急着为这些“努力家”感到惋惜。你看到的也许只是表象。他们之所以这么勤勉，其实是为了弥补自己不断出现的疏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被德军的“闪电战”打得猝不及防，百万主力大军被消灭。为了阻挡敌军的脚步，一位老将发扬了身先士卒的精神，总是勤奋地跑到第一线指挥战斗。结果依然没能延缓德军的攻势。朱可夫元帅接替这位老将布置防务时，一改其冲锋在前的作风，“懒惰”地坐在指挥部里听各支部队的报告。最终，在他的运筹调度下，苏军挺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并迎来了反攻。
老将军作战很勇敢，但也只是在战术层面很勤奋。他像救火队员一样哪里紧急往哪里冲，却没有充分掌控整个大局。于是，当他好不容易把南面防线的漏洞堵上时，北面的防线又被敌军突破了。到头来，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力扭转整个战局。
朱可夫元帅则不然。他有出色的大局观，坚决坐镇指挥部来掌握全局形势。由于在战略上看得远，他可以更方便地用更有效率的办法去改善整条防线的部署。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稳住了全军的阵脚，不需要指挥官疲于奔命地“救火”了。
有些人看起来没怎么发愤就取得了优秀成果。也许，他们是在你没看到的地方加倍努力。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规划，把待啃的“硬骨头”分解为一个一个难度较小的阶段性任务，并把重大隐患都解决在了萌芽阶段。
战国后期，匈奴逐渐成为秦、赵、燕三国的重大边境隐患。赵国名将李牧长期在雁门关、代郡一带防备匈奴。他有很大的权限，可以根据战事需要任免官吏，边郡市场的税收都收入边军幕府。李牧每天要杀牛犒赏三军，严格训练骑射武艺，谨慎防守各烽火台，向匈奴腹地派出许多间谍。但奇怪的是，他立下军规：当匈奴来袭时，全军要退回驻地自保，如有人胆敢擅自俘虏匈奴兵，就军法处置。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边军将士严格执行了李牧的军令，从来不与匈奴交锋。边郡的人员、物资没遭受损失。匈奴人以为李牧是个胆小鬼，就连赵军将士也这么看。赵孝成王得知此事后，责备李牧怯战。但李牧依然我行我素。于是赵孝成王发火了，另派一位将军接替李牧守边。
这位将军倒是敢打敢拼，每次匈奴进犯，都马上号令边军出击。他守边一年多，数次与匈奴军激战，但次次失利。赵军伤亡不小，边郡也没法进行农牧生产，军民生活动荡不安。
赵孝成王没辙，只得重新启用李牧。李牧要求必须按照他之前的计划守边，否则不能从命。赵孝成王答应了。
果然，李牧一回边军，又重新推行过去的策略。几年下来，匈奴每次骚扰边境都空手而归，但他们越来越相信李牧不敢与自己交战。边军将士们天天得到丰厚的犒赏，却又不准擅自出击，心里都觉得不安，盼着有一天能英勇作战以报效将军。不久，李牧见时机已经成熟，精选了战车一千三百辆，骑兵一万三千人，敢死之士五万人，精通射箭的士卒十万人。他将他们整编起来进行严酷的训练，做最后的战争准备。
开战之前，李牧让人带着大群牲畜四处放牧。放牧的边民满山遍野。匈奴人见状，先派出小股兵马南下掠劫。李牧让边军诈败而退，故意让敌军活捉几千俘虏。
匈奴单于闻讯后，以为赵军不堪一击，便倾巢而出进攻赵国边疆。谁知李牧早已布下埋伏，包围了入侵的匈奴军，斩杀敌军十几万骑兵。首战告捷后，李牧又马不停蹄地平定了襜褴、东胡、林胡等游牧民族。匈奴因为这次惨败，十几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城。
李牧花了很多年麻痹敌人，看似不务正业，实则深谋远虑，最后一战定乾坤。而一度接替他的那位赵国将军，次次迎战敌军，看似勤勉敬业，实则处置混乱。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有没有思路清晰的战略规划。
想做出周密的规划，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少不了要下一番苦功夫。但是，此举恰恰把“努力”用在了刀刃上。前期规划越周密，后期执行就越顺畅。在其他人还手忙脚乱找不到方向时，我们就能以更轻松的方式来完成目标了。所谓战略上的勤奋，指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在前期规划阶段犯懒，那么到了后期执行阶段时，就注定无法摆脱疲于奔命的状态。尽管在外人眼中你似乎非常“勤快”，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这只不过是瞎忙。
通常而言，勤奋的人喜欢事必躬亲，亲自抓好每一个细节。懒惰的人则总是忽略细节，从而让小纰漏一路滚雪球直至上升为大漏勺。但是，聪明人懂得抓大放小，利用其他人的勤快来减轻自己的重担。
宓子贱与巫马期都是孔子的学生，俩人先后做过单父城的长官。宓子贱在位期间看起来很懒散，经常弹琴奏曲，也不走出公堂，但单父城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巫马期在位期间非常勤勉，天不亮就到官府，天黑了才回自己家，遇到问题都亲手处置。他也把单父城治理得很好，但也把自己累得够呛。
“为什么宓子贱能轻轻松松完成我废寝忘食才能做到的事情呢？”巫马期对此不解，便去请教宓子贱。
宓子贱解释道：“你的做法叫‘用力’，我的做法叫‘用人’。靠‘用力’做事的人自然会很辛苦，靠‘用人’做事的人当然轻松了。”
宓子贱并不是懒于政事。他善于运用其他人的力量，而不像巫马期那样什么事都独自扛下来。这不仅让自己活得更轻松，也调动了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彼此方便，各得其宜。巫马期的做事风格固然勤快。但这样事必躬亲会限制其他人发挥自己的才能。久而久之，大家觉得没有表现机会又不被信任，于是变得越来越人浮于事。当其他人变得疏懒时，巫马期就不得不花更多力气去解决因大家懈怠而积压的事务。
他们的师尊孔子也持同样的观点。据说荆公子才十五岁就做了楚相。孔子对此事感觉很奇怪，于是派人去调查此事。传回的消息是：荆公子的走廊下面有二十五位才俊之士，厅堂之上有二十五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孔子认为荆公子十五岁做楚相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他看来，集合二十五个人的智慧，足以超过圣君商汤王、周武王的智慧；集合二十五个人的力量，足以超过大力士彭祖的力量。荆公子虽然很年轻，但能重用贤能治理天下，就不会出什么乱子。
尽管荆公子只是个少年，但他懂得怎样选才和用人。通过组建一个合作无间的团队，让大家共同处置繁重的国务。这与宓子贱的做法是相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勤奋也可以分为“主动勤奋”与“被动勤奋”两种。所谓“主动勤奋”，就是按照清晰的规划来小步快走，让自己的时间升值。所谓“被动勤奋”，就是被迫花更多力气来处置不断积压的问题。只有在战略上做到“主动勤奋”，才能让我们在战术上避免“被动勤奋”。所以说，与其用战术上的“被动勤奋”来掩饰自己在战略上的懒惰，不如一开始就在战略上勤快一些，从而让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更加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