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十年私塾做人与作文的根基
博士的空间里有一篇随笔，谈到了李大钊从童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情况，这类史料我也是熟悉的。引起我惊奇的是文章最上方的配图，一幅乡野田园早春的画面，河畔柳丝青青地垂着，带着若有若无的芽苞，新草从旧草的缝隙间钻出来，鲜灵灵的，略有起伏的地表葱绿渐染，从无尽的开阔处向天边蔓延而去。那三五棵柳树仿佛拴马桩一般，把观览者奔逸的心绪定止在近处，仿佛野地里成群撒欢儿的儿童，他们的活动轨迹看似散漫，却是绕着一个默许的中心，若即若离。自由与安全，达成完美的和谐状态。
李大钊6岁时，祖父把他送进本村的谷家私塾。这一年是1895年。从这年开始，他在旧式私塾学习了整整10年。爷爷为他规划的学业目标是要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读书人共同的道路，简言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此就要熟读“四书”“五经”，因为这是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在此期间，几乎历届科举考试的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原句。超出这个范围，考生甚至可以罢考，所以每个考生都必须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
“四书”内容丰富，体现了儒家对道德伦理的基本看法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其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是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能做到正确断句就是一大关。
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方式，家庭教学称为“塾”，乡里设立的学堂称为“庠”，郡县设立的学堂称为“序”，国立的学堂则称为“学”。每年的春季都要招收儿童入学，每半年有一次测验，也就是期中考试。第一学期要达到可以给文言课文断句的能力，也就是可以阅读经典文献“四书”，并且懂得什么是善恶美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这就是“离经辨志”；在第三个学期要考查学生对学业的认真态度，与人和睦相处的能力，这就是“敬业乐群”；第五个学期要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广度，以及与老师的交流探讨程度，这就是“博习亲师”；第七个学期考查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思辨能力以及选择朋友的能力，这就是“论学取友”。在这个程度上考试合格，就可以称之为“小成”。到了第九个学年，所有的课程融会贯通，正确的思想观念已经牢固树立起来，合乎这个要求的就可以称之为“大成”。
按照这样的一整套教学程序下来，只要是认真学习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很有学问、很懂事了。从童年跨入青年，接受了大量的知识、崭新的思想，经过了提问与论辩的历练，青春生命亦必是头角峥嵘、风华正茂的样子。
李大钊16岁那年，正赶上科举考试，他去应试了，可是不小心把墨涂在了卷子上，这个卷子就废了。古代科举考试，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有一点瑕疵都不行。不但要求考生文章写得好，而且必须有很好的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古代的科考，是个极其独特的景观。考生早晨四五点钟，天刚蒙蒙亮就要排队进考场。一人挎个篮子，里边装着考试用具和自备的干粮。有人挖苦说，个个都像逃荒要饭的乞丐。进门要严格搜身，连衣服都要脱光，毫无隐私可言。答卷时，一人一个小单间，是用席子临时搭的，但是考生必须探出头，以便监考人员“一览无余”。有人挖苦说像巢中的蜜蜂。更要命的是考试时间还特别长，比如古代乡试，一共考三场，据说要用九天时间。这期间考场大门锁死，考生不得离开考场一步，吃喝拉撒睡都在考场解决。晚上在答题的桌板上睡觉，连腿都伸不直。考场严禁说话，考官给每个考生发个牌子，一面写“入敬”，另一面写“出恭”。举“出恭”牌子就表示要上厕所，现在有的老人还把上厕所称为“出恭”，就是从这儿来的。由于考试制度严格，条件恶劣，很容易造成考生中暑或者食物中毒，甚至有被毒蛇咬伤的，各种意外死亡事件经常发生。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令人恐怖的经历，没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很可能进得去，出不来。
李大钊没有考取秀才，但这不等于他没有学问。当年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游学海外十几年，一个毕业证也没拿到，但是梁启超却说他的学问高过自己。陈寅恪没拿到毕业证，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走完规定程序，等着拿毕业证书太耽误时间，影响学习新知识，因而他不等毕业证书下来就走人了。
这样说来，“学历”这两个字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它只指学习的实际经历和过程，而与水平无关。李大钊没有“秀才”证书，但绝不等于他的“国学”水平不如秀才。在爷爷的严格督导下，懂事的李大钊认认真真地苦读了10年，这是学识与才华的积累，直接决定了他的未来。从6岁到16岁的10年，是金子一样的年华，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年纪。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尤其是1919年以前白话文没有普及的时候写的文章，那种遣词造句的古雅风格，那种对古代典籍旁征博引的熟稔程度，无不说明他国学功底的雄厚与杰出。如果清廷不宣布停止科举考试，那么李大钊中举人、中进士都不成问题。当然这只是假设，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清朝的所有进士加一起，也比不过一个李大钊对中国人民的贡献。
对于李大钊来说，这十年苦读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更重要的是全面吸收和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比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以及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仁者爱人”的思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民为邦本”的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以有道伐无道”的造反有理精神。还有历代名人的道德情操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比如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些先贤思想焕发出的人文光彩，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星空。与之相关的精彩动人的故事传说，以及那些无比华美的诗词歌赋，对于李大钊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思想经过他的创造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追求，都有了相通之处，这也是他的文章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我们在李大钊思想发展轨迹中，不难看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时隐时现、若即若离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十年寒窗苦读，就没有后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