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对话
小春听我说到伯夷、叔齐的事迹，不禁悠然神往，因此也就特别关注少年李大钊受到了哪些影响。
小春：学长好！您谈谈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的学习情况吧。有那么好的爷爷悉心培养，还有伯夷、叔齐那样的大贤深远影响，如此的少年是如何成长的呢？
阿青：小春好！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只学习了两年。这两年对于他的思想成长来说，尚属启蒙阶段吧。
小春：那时候他多大？
阿青：大约16岁到18岁。
小春：正值青春好年华啊！
阿青：是啊，人在这个年龄段是最敏锐的，经历的一些事，思考的一些问题，对一生都有影响。印在脑海里的，挥不去，抹不掉。永平府距离乐亭县城60公里左右，早些年没有铁路的时候，北京至山海关的大道就经过这里，交通比较便利。19世纪末以来，由于附近有煤矿，加上修筑了铁路，交通更为便利，信息也比较灵通，是个好地方。
永平府中学建于1902年，校址设在“敬胜书院”内。李大钊入学前这里已经招收了两届学生，大约一百六七十人。学生多来自本府各县，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
恰好李大钊入学这年，学校改为官办学堂。开设的课程除了传统的经学、文史之外，还有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等“新学”科目。这些新学科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英语、数学，使他具备了后来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必要条件。如果不上这个中学，以他十年私塾的知识基础，是很难再进一步求学的。所以对李大钊来说这两年中学太重要了。
小春：和私塾里面的课程设置截然不同了，等于打开了许多观察新世界的窗口啊，学校让读课外书吗？
阿青：让读的，当然上课不许读。课余时间可以到藏书室借阅。学校藏书室不大，也就是一间教室吧，四周摆些书架，一人多高，屋地中间摆个大书案，围着一二十把椅子。李大钊喜欢挨着窗户坐，光线好。因为那时他的眼睛已经有点近视了，只是还没戴眼镜。
小春：他经常读什么课外书呢？
阿青：他喜欢看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和文章，还有谭嗣同的《仁学》，等等。当时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梁已经逃亡日本，可是他们的书还在民间流传，清政府也无力禁止。
小春：他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阿青：要说最喜欢看的，那就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据说李大钊看了几十遍，对梁启超的才华和思想无比钦佩。在当时，梁启超的学问、见识、文笔、才情，都是全国第一流的水平。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是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都说“文人相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文人敢轻视梁启超。毛泽东字“润之”是吧，他的字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小春：我只知道毛主席，名泽东，字润之，至于他的字怎么来的还真没有考证过。
阿青：现代人很少称呼“字”了。古时候，朋友之间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都称呼字。李大钊称呼毛泽东，一直都是“润之”这两个字。
小春：您接着说，他的字是怎么来的？
阿青：毛泽东年轻的时候，给他的老师杨昌济写信。杨昌济知道吧？又名杨怀中，字华生，他在北京大学教伦理学，与李大钊是同事。润之在信后署名“毛学任”。杨老师很奇怪，问他：“这是何意？”他回答说：“学梁任公。”梁任公就是梁启超，他字卓如，号任公。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梁启超的仰慕之情。梁启超思想犀利，文笔泼辣，深受毛泽东的喜欢。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文章，比如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其文风即酷似梁任公。
小春：那他怎么又叫“润之”了？
阿青：这时杨老师送他一部《胡文忠公全集》，可能是想让他学学胡林翼。胡林翼，字润芝，死后谥号“文忠”。毛泽东反复阅读之后，对胡林翼很佩服，于是又改字“学润”。杨老师说：“汉朝的司马卿仰慕蔺相如，于是改名司马相如。你既然佩服胡林翼，干脆就叫‘毛润芝’好了。”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芝”，或写成“润之”。这个“润”字与他名字中的“泽”字很相配，符合“名以表字”的规则，所以比“学任”要好。
小春：哎呀，长见识啦，长见识啦！原来一个人的“字”还有这么多说道。
阿青：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我印象很深。梁启超甚至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我们今天不就“思”他了吗？
可见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的文章，引领一代文风，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对我国的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研究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李大钊当然也很佩服梁任公，他的文章也有意模仿梁的文风，这都是在永平府中学时期打下的基础。
小春：除了读梁启超的书，在这个时期，还有哪些事情对他有影响呢？
阿青：不只是李大钊，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志青年而言，最深刻的事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有切肤之痛。李大钊以前读私塾时，由于环境闭塞，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对国家大事了解甚少，就知道背诵“四书”“五经”，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到永平府中学之后，才知道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才知道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及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知道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知道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及《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还有清廷顽固派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可以说，从这时开始，李大钊便产生了朦胧的反清意识和反专制意识。最重要的是开始关心国家大事，面对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生灵涂炭，有一种忧心如焚之感。以前在私塾读到的“救民于水火”，终于在现实中找到了落脚点。
小春：永平府中学这两年，应该看作李大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阶段吧。除此而外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呢？
阿青：当然是有的。印象最深、终身难忘的人，就是他的同学蒋卫平。他比李大钊大7岁，是从外校转来的，年级也比李大钊高。他是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最要好的朋友。此人少有大志，仰慕班超、马志尼之为人，以天民先觉为己任……常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并因为爱读谭嗣同《仁学》一书，仰慕谭嗣同的为人而改号“慕谭”。
小春：您说的这些人我都知道。但是马志尼是谁呀？怎么没听说过？
阿青：马志尼是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小春：原来是意大利革命家。这位蒋同学仰慕的都是爱国英雄和革命志士，可见其志向不凡。
阿青：是的。李大钊从这位学兄身上看到一种不凡的气概。他的爱国爱民热忱、献身精神、侠肝义胆，使李大钊深受感染，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可惜相处时间不长，蒋卫平就转到保定陆军速成中学，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蒋毕业后，为了防备沙俄对我国的侵略，遍游东北、内蒙古各地，被誉为“关外大侠”。
1911年，在调查沙俄边界时被俄国人逮捕，后经我方交涉，俄方假意释放，但在行至黑龙江边，刚要上船时，俄国士兵突然开枪，之后又砍了四刀，将其残忍杀害。过后很长时间，李大钊得到消息，悲痛至极，在1913年先后写下《哭蒋卫平》诗二首，悼念自己的生平挚友。
小春：是什么样的诗呢？
阿青：是七言律诗。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骨骸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旧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
小春：“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何等大气！李大钊先生当时多大年岁，竟有如此沉郁顿挫的手笔？
阿青：那个时候他只有24岁。
小春：24岁，就能写出这么好的七律，真让人佩服！
阿青：嗯，那时候的人立事都很早的。
小春：好像李大钊结婚也比较早吧。
阿青：李大钊刚满10岁时结婚。是爷爷做的主，他当时那么小，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连结婚是怎么回事都不懂，所以只能接受安排了。
小春：他的夫人多大呢？
阿青：夫人叫赵纫兰，比李大钊大5岁多，结婚的时候不足16岁。其实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挺常见的，并不奇怪。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女大三抱金砖”吗？
小春：不过这事我实在想不明白，十岁就结婚，而且新娘比新郎大五岁，他的爷爷怎么这样安排呢？
阿青：李大钊一开始也想不明白。后来年岁大了，终于明白了爷爷的深思远虑。
小春：不得已而为之？
阿青：李大钊结婚时，爷爷已经七十岁了。在那个时代，一个七十岁的人，风烛残年，能不想“后事”吗？他的“后事”是什么？就是孙子的生存大事。如果哪天他老人家“意外”了，孙子还没结婚成家，怎么活呀？你说他能闭上眼睛吗？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尽早给李大钊操办婚事。爱孙结婚了，他就放心了。
小春：那为什么找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呀？
李大钊夫人赵纫兰
阿青：哈哈！一个十岁的新郎，领着一个六七岁的新娘，怎么过日子？两人吵架了，这个哭，那个闹，爷爷可有活儿干了。
小春：啊！这个我真没想到。
阿青：但是李大钊的爷爷一定会想到。如果孙子领着一个六七岁的新娘，一旦爷爷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两人的日子怎么过？这个问题爷爷能不考虑吗？所以最佳办法就是找一个足够大的，结婚就能顶门过日子的女孩，这样他就放心了。再说，女孩大点儿，做爷爷的也多个帮手。那么些年，爷爷为了李大钊，“又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的，也确实够累了。
小春：我终于明白了，爷爷这种安排全是为了他的孙子啊！可怜爷爷的一片心啊！
阿青：李大钊的夫人是个坚强的女性，李大钊的学习与生活，以及他的革命工作，都与她的支持分不开。她嫁给了李大钊，也就等于嫁给了艰难困苦。
李夫人的娘家与李家是世交。她父亲赵文隆曾与李大钊的爷爷合伙在东北做生意，她奶奶又是李大钊的姑奶奶，所以他们两家既是至交，又是亲上加亲。爷爷李如珍对这门亲事肯定非常满意，简直是为自己孙子量身定做的一样。孙媳正直朴实，温柔贤惠，家里家外的活计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确实给爷爷减轻了不少负担。由于娘家家境比较好，因此她也读过几天书，能看白话文小说。更难得的是，因为有一定文化，所以她对李大钊连续多年在外读书给予很大的支持。光是在北洋法政学堂6年，每年的学费和各项费用加起来，就最少120块大洋，都是她为丈夫筹措的。她为此付出了多少艰辛，从来不曾抱怨。后来李大钊又到日本留学，又到上海、北京办刊办报，十几年不着家。她名义上与李大钊共同生活了28年，其实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连10年都不到。试问，有几个女人能够忍受这样的艰难和孤独？她总共生了9个子女，4个夭折，其他5个主要由她一手抚育成人。她无怨无悔地为李大钊以及他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小春：了不起的爷爷！了不起的夫人！关于伯夷、叔齐，学长不想再聊点儿啥吗？
阿青：其实我的心里也一直没放下这个话题，只是我暂时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正想一睹博士先生的高论呢。
与博士谈到在永平府中学这一部分内容，目的是请他能够拨冗给出一些建议。博士没做什么评价，只是发上来一幅画让我看。
这是《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中的九月赏菊画面，雍正皇帝按照他自己的臆想装扮成晋代隐士陶渊明，手捧菊花，眼看南山，如情似梦，神姿仙态，一派悠然自得的光景。
博士对这幅画的来龙去脉，以及雍正皇帝这样的核心话题，一概置之不理，竟然当头就问，如同棒喝一般：“阿青怎么看陶渊明这个人？”
博士还真会转移话题，话题在三个人中间就像击鼓传花，好歹算是递给了博士，顷刻间就被他打破了所有的常规。他拎出来的话题又神又玄，我的思维渐入恍惚，都忘了责难他。
这可有点儿欺负老实人啦，若是中学生或者本科生，按照考试的标准答案回复就可以了，关键是看谁的记忆力强大。如若不呢，那就绝对不可以正面回答，因为那样又呆又笨，很丢人是吧。却又不能故弄玄虚耍小聪明。总之你要尊重谈话的对象并让他也尊重你，这就是你该找到的“感觉”，然后跟着它走。于是我只当是找到了感觉，跟着感觉走。
阿青：对陶渊明的评价，历代都是有定论的，不允许发挥了呀。
博士：若非如此就不问阿青了啊。
阿青：今天主要是想听您的高论。
博士：您先请，我跟上。
阿青：技穷技穷，死活是没躲过去，看来今天只能班门弄斧啦，那我就抛砖引玉了。
博士：但讲无妨。
阿青：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关于陶渊明，师生间有过一次闲聊，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他的创作不能换取足够的生活资料的时候，陶渊明就是个现代艺术家。”因为老师这句话太绕，只是一笑而已，又不解释，我们一直没弄懂这当中的含义。能够遇到博士先生，是我的幸运，正好就此求教，还望博士先生为我剖析归纳，解其深意。
博士：其实阿青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当他的创作不能换取足够的生活资料的时候，陶渊明就是个现代艺术家”这句话我深表赞同，也让我因此有了唠叨的心情。那么，我也谈几句我的理解了。
首先，我问起陶渊明，不是因为我有好奇心，更不是我准备好一套“高见”跟阿青打擂炫酷。在某个重要的问题上，我需要与阿青达成一种“知心”，相知的心，方可触及最珍贵的思想感情，很多事情，对于不想懂的人，你也不想说。
话说这乐亭县本就隶属于永平府，李大钊生于斯长于斯，对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的故事一定是耳熟能详的，现在又来到这个地方上学，定然会切身地感受到古来圣贤的热度。如果我们把武王伐纣看作一场“革命”，那么从政治上说，伯夷、叔齐的立场势必有些模棱。但是伯夷、叔齐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在于他们不追求功名利禄的道德操守以及以死明志的殉道精神。我们在李大钊的精神世界中，是否也可以看到伯夷、叔齐作为文化元素的因子呢？或者，说得直截了当一些，李大钊的爷爷和夫人，与伯夷、叔齐的价值追求根本不同，他们有相对蒙昧的心灵，也就是文化程度低一些的人，可以糊涂着看待这件事。但是李大钊到了永平府，开始接受东西方科学思想的启蒙，他肯定对这两个人有自己的理解。对于我们来说，他的爷爷和夫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怎么看伯夷、叔齐不重要，他怎么看才重要。
家庭遭遇不幸，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从小康而坠入困顿”，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眼睛擦亮，盯住面前，别转悠着脖子先看天再看山，看完大塔看旗杆。
无法取得生活资料的“艺术家”，也不能否定他们是“艺术家”，但是他们的生活能力、对至亲至爱的责任和能力，这些是作为一个人不能没有的。为了成全自己的信念而不在乎一己生死、不在乎父母妻儿苦乐这种人，李大钊不是，我们的革命先烈们都不是。他们是为了捍卫爱，对家人、对人民的爱，而抛头颅洒热血的。
阿青：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只是不如您的清晰明确。能与博士所见略同，阿青深感荣幸！
小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博士：总而言之，李大钊在永平府读中学，所处地域诸如孤竹国首阳山什么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所处的历史时间。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惨败，中西方文化的交点，在少年李大钊的梦想中，从盘根错节的旧文化根基上，开始搭建新文化的万丈高楼。
阿青：受教了！
小春：谢谢博士！
经典导读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智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啊！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注：节选自《“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