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壹 教授馆长教职工们的精神领袖
博士让我读一篇短文，题为《君子是怎样炼成的》，说是短文，其实是他过去的网上聊天辑录。这题目无比炫酷，我几乎以为是一篇反讽文字。我当然知道，博士一向情貌蔼然，仿佛高雅主人待客，必是把尊重当作首要的礼节，不会用那样的文笔写作，更不会那样与人交谈。等我往下阅读到博士的引文，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而且为此欣喜万分：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我不由得脑补当时的画面，定是说者欣然听者喜悦的一次聊天，那是博士的课堂，以仁心说以学心听，每个人的心中，各自执着一幅图画，就像万镜中的异世。现代网络的信息传播，就是这般奇妙，改变了以往的时空概念。
博士认同师与友的必要，同时也强调了路径的重要。他说，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历来都被视为学者进德修业的入门知识，对于读书人而言，这是绝对必读之书、重中之重。就像阿里巴巴打开藏宝洞的咒语，一句“芝麻开门”，不难懂也不难做，但是知与不知两重天。
博士说，在古人看来，“弟子不必不如师”，弟子是老师观念能力的一部分，是老师生命的拓展和延续。孔孟这样的大贤，教给门徒的经典，就像慈父弥留之际叮嘱爱子的、以生命鲜血换来的经验。后人缺少对大贤的爱，因此对仁者的叮咛重视不起来。
博士说，古今所画孔子授课的场景，多半是摆布造型设色，过年贴在墙上好看就成。有的古画，仿佛画的是围棋的棋谱，人物分布，收边收角，四平八稳，老师高高在上的样子，师生之间的感觉显得很疏远。近现代的画作，师生间的距离倒是被拉近了，却因为太近了，要么就像一群孩子围着阿姨听故事等着分点心，要么就是颜回、子贡等大贤的坐席歪歪扭扭，非常之不正。总之，古往今来这些图画，看着让人很不舒坦。
博士说，画家不了解这不怪他，毕竟谁也没有亲眼见到孔子上课的情景。可是数百年来，大儒名流不可能视而不见吧？看图的人都不说话，这说明很多问题，抑或是重中之重的“咒语”，因为不假思索，都被“不求甚解”了。
博士说，君子大德的养成之法，由此被遮上了历史的迷雾。世间最难做的事，不是办不到，而是熟视无睹。
我读得惊喜莫名，想象着博士清朗和缓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想象着李大钊在北大讲台上的身影，想象着百年之间往圣与今贤的风姿，交叠幻化，仿佛空阔沧溟上白云昼静、清夜月明，安静又美好。我的内心充满了敬仰与神往。李大钊从一个孤儿到大无畏的革命家，他和爱护帮助他的那些人，所接受和传承的教育，一定给了他们不断成长的鼎助。
李大钊在沙滩红楼的办公室，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举行特别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哲学教授马叙伦提出的修正案：“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由于李大钊业绩突出，能力和为人均受到同事的好评，评议会一致通过了该项修正案，将图书馆馆长改为教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享受“正高”待遇了。7月23日，北京大学正式向李大钊发出教授聘书。
据资料介绍，李大钊在1920—1925年不到5年时间里，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以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和“现代普选运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社会学”“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讲座或讲演。此外，他还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武汉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做过有关历史观、历史哲学等题目的讲演。可以说，在我党早期领导人中，李大钊是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不仅是党的主要创始人，而且是全国知识界公认的主流人物。
人们对他的回忆是这样的：圆圆的脸，上唇有两撇浓浓的胡子，戴一副金丝眼镜；中等身材，胖胖的；常穿一套草黄色或者藏青色的西装，也有时候穿一件草黄色的夹袍。他和人说话时，声调不高，很沉、很慢，还带些乡音，头向前微倾并且侧着。他的演说具有极大的煽动力，但不是靠手舞足蹈的渲染，亦不是靠抑扬顿挫、字字珠玑的语言技巧，而是靠新颖的、听众急欲了解的知识内容，丰富的资料和富于逻辑的表达，特别是他言行一致的为人准则，所以能号召、能激励广大群众，他的演说因此才有力量。他讲课时，经常是两只手支在讲桌上稳稳地立着，身子不大移动。
在课堂教学中，李大钊对“社会”概念做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而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无关。在唯物史观看来，作为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只有全体人民才是最要紧的。这是李大钊社会观的突出特点，是他一以贯之的“唯民主义”的体现。
李大钊还首次提出了“历史”的新概念。他认为，历史观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或概念”，而不是指汗牛充栋的史料。在李大钊看来，历史是活泼泼的有生命的，是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所以这样的历史观也可以称作社会观。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社会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史学思想，值得今日的史学家深入领会、学习、发掘、研究。
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李大钊还兼职多种社会工作，涉及领域很广。他曾参与发起、筹办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北京大学教职员学余俱乐部、北京大学新知书社，担任北京八所专门以上学校太平洋问题讨论会的中文干事和研究员，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调查部“主干”，参与发起为北方灾民募捐的“赈灾会”、救济俄国灾民的“俄国灾荒赈济会”，以及参与发起或参加为本校教授或教职员家属丧事及困难实行捐助的活动，并多次出资助人或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积极热心地参与公益活动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19年12月，他被校长指任为学生自治委员，后又兼任校长室秘书；10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1920年10月14日，距他入职北大仅两年多，就被选入商决校政的最高机关——北京大学评议会，并且连续数年担任这一职务。
最说明问题的是，1924年3月，北京大学举行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时搞了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题目是：“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统计的结果，李大钊在入选的9名“国内大人物”中名列第八。这9名大人物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
要知道，当时吴佩孚风头正劲，处于他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外国人称之为“中国最强者”。可是在北大师生心目中，他只比李大钊多2票而已。再说梁启超，那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界巨星级的人物，可是也只比李大钊多4票。至于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这几位，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而李大钊当时才35岁，与他们同在榜上，可见在北京大学师生心目中李大钊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1920年3月，李大钊与胡适、蔡元培、蒋梦麟（从右至左）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