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拾 舍生取义永恒的伟大与光荣
读史使人明智，也使人感伤。相信所有阅读李大钊生平事迹的人，眼看着所有的故事都在接近他生命的尽头，必是像我一样，含着热泪不忍卒读。我正是抱着这样的心绪，静静地在博士的这段文字间徘徊悲叹，不知所归。
10月29日，繁荣昌盛的共和国之秋，北京西郊的香山，万安公墓内，轻霜悄逝，薄雾渐开。层叠起伏的枫树，在微风皎日之中，润泽而又鲜洁，散发着澄澈的芬芳。这里长眠着毛泽东“真正的老师”、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烈士。
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于1988年10月2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正是他的生辰。每年都有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这一天为李大钊扫墓，瞻拜凭吊，到纪念馆参观学习。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正面镌刻着邓小平1983年4月1日的亲笔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两千多字的碑文，记述了李大钊光荣伟大的一生，概括了他辉煌不朽的功绩。碑文由胡乔木同志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规格。
李大钊同志不仅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战斗的先驱者，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新思想完美结合的楷模。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的高尚道德，与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德，在他的身上完成了和谐并存，形成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因此他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
任中共北方区书记时的李大钊
李大钊为了坚持他信仰的主义，凡事走在前面，在二十几名就义者中，他第一个走上刑场慷慨赴死，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李大钊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巨星陨落，山河变色；云凄海咽，痛悼斯人。每一次历史的回放，都让人无法接受那悲壮的一幕。
事情要从“三一八惨案”说起。
1926年3月18日由李大钊主持、国共两党共同参与领导，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一场群众性抗议活动。游行群众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门前遭到事先埋伏的卫队开枪镇压，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史称“三一八惨案”。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与奉系军阀作战时，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在死伤十余人后奋起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竟联合英美等8个《辛丑条约》关系国公使，于1926年3月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因此引起中国民众的上述抗议活动。李大钊也参加了游行，北京大学被打散的队伍直到深夜才慢慢回校聚集起来。师生们没见到李大钊，很是担心。李汉俊说，他看见李大钊被人挤倒在路边的水沟里，两只手的皮都刮掉了，鲜血直流。
次日，段祺瑞政府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据说在召开国务会议时，有个官员拿着名单说：“看这个名字就可恶，李大剑！大剑，准是共产党！”
1926年3月下旬，李大钊关闭了党的领导机关，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搬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一个旧兵营内，这里相对比较安全。
没想到4月份出了一件大事，国民军包围国务院，推翻了段祺瑞政府，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可是遭到吴佩孚的拒绝。国民军独木难支，不得不撤出北京。几天后，奉军和直鲁联军开进北京，中国北方又成了张作霖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待在北京已经很危险，中共中央也准备调李大钊去武汉，但李大钊认为北方的工作仍很重要，坚持留了下来。
李大钊在苏联使馆内住了一年多，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投入配合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继续从事对非奉、直两系军队的统战工作，主要目标是冯玉祥和阎锡山，劝他们参加北伐，并收到了显著效果，加速了奉、直两系军阀的灭亡。
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当局经过长时间侦察，发现了李大钊等人的行踪。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军警300余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领着女儿来到一间僻静的小屋。可是小屋很快就被军警包围。就这样，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在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此后22天，李大钊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时光。
李大钊被捕后，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据当时报纸披露，他“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他“在狱中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当他在审讯处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女儿时，只静静地看了看她们，没有说一句话。对此，他的女儿有些不解。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这既是英雄情怀，同时也是对妻儿的保护，免得敌人利用儿女情长来折磨他们。
李大钊的这种大无畏精神，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同时也来自他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确实在壮烈的牺牲中成就了他的高尚与伟大，他生命的音响与光华也因此长留人间。
他唯一惦记的是与他同时被捕的革命青年，并不惜为他们向当局求情。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李大钊就义前的遗照
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大学等九所国立大学和若干私立学校的校长两次讨论营救李大钊的办法，并派代表谒见张学良，请求将李大钊交法庭依法审讯。同时，北洋政府政治讨论委员会推举梁士诒、杨度两人为代表，约同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往见张作霖，请求将李大钊一案移交法庭审判，“依法处理，以彰公允”。
可是与此同时，各路军阀却大多主张杀害李大钊。
据《顺天时报》报道，张作霖曾为如何处置李大钊一事电询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七人。复电结果是：“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其中“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复电中甚至说：“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于是，张作霖最后下决心杀害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