捌 民彝政治观与共产主义不谋而合
博士的空间里有一段闲聊茶道的文字，我觉得特别有趣，或者说，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狭义的茶道，是对茶叶、茶具、冲泡方式的精细考究。分条划目地无限地求是，使得一个原本简单的行为变得意义深远，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形成了可持续性。商业价值由此产生。
然而一切的“狭义”，都是为“广义”做的铺垫。人们往往是嘴上说着这儿，眼睛却盯着那儿。此种也叫弦外之音。人们的眼睛盯在哪儿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都在“影响力”上面呢。无论理论家们如何地穿凿茶道的本质，然而茶道的盛行，只是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群体大众之间的魅力。政治价值由此产生。
从礼节到义理，围绕着一只茶碗，结成了法网一样森严的“规矩”。极端的美，形成了可以掌控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当然也就催生了茶圣利休与人杰秀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差一点儿就叫绝拍案，结果还是会心一笑。只是将那巨石入水般的惊骇，化作向时空之远方荡起的柔和涟漪，我多么想借此向博士传递我的心声：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是谁，请接受我的致意。
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领袖们，仍以国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与西方文化思想相结合的同时，如何向国人阐发中西结合之后的先进思想，是他们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四书”“五经”所代表的话语方式，乃至汉语修辞的美学特质，仍然是新文化、新思维的主要阵地。
《民彝》杂志书影
“民彝”就是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就是《大学》三纲领之一的“新民”。围绕着这只茶碗，李大钊的话语权以及说服力，简直是无与伦比。
1916年1月留日学生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同时创办了机关刊物《民彝》杂志，李大钊担任主编。当年5月15日刊物正式出版，李大钊的一篇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就刊登在创刊号上。
该文长达14000多字，是李大钊又一篇万言雄文。其写作年代几乎与《青春》同时，堪称“姊妹篇”。该文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雄辞闳辩，上下求索。其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思潮。就李大钊当时的思想而言，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萌芽，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追求理想社会的渴望，也有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所以有人说，这是李大钊著述中最难准确理解的一篇文章。
人们通常把此文的内容称为“民彝”思想，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它没有明确指出此文的政治思想内容，故称之为“民彝政治观”更合适。
此文的写作背景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中国近代新型民主共和制度夭折，李大钊有感于这一惨痛的民族悲剧，陷入深沉的思考。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看，“民彝政治观”不单是李大钊个人的政治观点，而且是那个特定时代政治思潮的写真，是时代的记录，也是颇具近代启蒙意义的理论。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它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文章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有选择的吸收，以及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思想轨迹。从文章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李大钊就已经有了非常接近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成功源于历史机遇或民众的拥戴，这说明他对英雄史观的谬误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肯定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说明他已经具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萌芽。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他才能在十月革命之后迅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篇文章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跨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的理论铺垫和必要准备。其群众史观，其“唯民主义”思想，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大钊传》的作者朱志敏先生对《民彝与政治》一文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虽然文字不长，但是信息量大，值得一读。
“李大钊是从十分广阔的范围来阐述他的民彝政治观的。他的阐述涉及了传统与政治、人性与政治、社会发展与政治、政治精神与政治形式、理想政治的实质与形态、实现理想政治应努力的方向、政治与自由、法律与自由，以及实现理想政治的动力等诸多问题。这使他的民彝政治观构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在以中国传统思想，如儒家的民本、性善，道家的无为与西方近代诸多思想家的思想，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民主权思想、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达尔文进化论、柏格森创造进化论，以及托尔斯泰群众意识和人道主义等作为依据，其中也不乏欠深入或矛盾之处。”
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虽然与新民主主义思想尚有距离，但也不能笼统地归之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因为他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和概念，而是有自己的显著特点，这就是特别强调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主体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向封建贵族夺权，而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这一点上，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与其有本质区别。同时，“民彝政治观”也不是中国古代“民彝”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其脱胎换骨的改造，是推陈出新、点石成金。它与古代“民彝”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民彝政治观”的核心精神是“民主”，而古代“民彝”思想则与“民主”毫不相干。其所谓的“民”，是“邦本”，是“载舟之水”，是“可使由之”的工具，而绝不是“主”。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主”就是皇帝，故称“君主”。有君主，则无民主。所以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民主思想，也不可能有民主思想。中国古代最看重“民”的是孟子。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他从来没说过“民为主”。有人说，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一回事。其实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民本”一词实际是日本人对西方概念“Democracy”的意译。他们为什么不译为“民主”，而非要译作“民本”呢？因为这个“主”字与天皇的权威有矛盾。如果民为“主”，那么天皇往哪儿摆？所以他们用“民本”代替“民主”。而这个词恰与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思想暗合，所以被国人接受。其实，从“民本”一词的由来即可以看出，民本非民主。中国古代也确实无民主。
说了这么多，总之一句话，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既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现代民主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