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伍 社会活动家国共合作与苏联之行
博士《厚德载物》的下篇，交代了几个细节——关键时间点上的人物故事：
当秦国大军千里奔袭将近郑国边境的时候，远途贩运的郑国商人玄高发现了秦军偷袭郑国的企图。机警的玄高立刻做出判断，然后假借郑国使臣的名义犒赏秦军，同时派人飞速回国报信。秦军将领以为自己的阴谋被郑国察觉，对手已经有所防范，也是当机立断，让大军原路撤退。睡梦中的郑国，原本灭顶的危机，悄然化为有惊无险。
而当时的秦国，如玄高一样的智者大有人在，甚至还有十个玄高加在一起也比不过的，他就是百里奚，人送外号“五羊皮”大夫。当年秦穆公正是求贤若渴，大臣蹇叔向穆公推荐身在楚国的逃亡奴隶百里奚。秦晋崤之战结束以后，百里奚被晋国当作例行国事的礼物送给了秦国，走到楚国百里奚就逃跑了。穆公立刻就问蹇叔：“此人跟你比怎么样？”蹇叔说：“胜过我十倍还不止呢。”
穆公一听马上就急了：“那还不赶紧派人花重金到楚国赎人？”蹇叔说：“倘若咱们动作太大，被楚国晋国发觉异样，百里奚就有生命危险了。”穆公一听，也对呀，那可怎么办呢？蹇叔说：“就按照一名普通奴隶五张羊皮的价格，走常规手续，让楚国送人即可。”这就是蹇叔的智慧。
被押送入秦的途中，百里奚对推囚车的兵丁说：“哎呀，你看为了我的事儿，这还得麻烦几位大哥辛苦推车，走这么远的路，我呢无以为谢，刚才编了个歌曲，大家跟我一起唱唱凑个乐吧。”几个兵丁觉得也是哈，这漫漫长途无聊得很，唱支歌儿多有趣呀！然后大家就唱了起来，边走边唱，边唱边走，步调一致，越走越快，就这么顺顺利利地过了秦国边关。刚一过关，后面楚国追兵就到了，他们可是一路奔跑而来，却还是慢了一步。谁能想到，这几个兵丁推着个大活人，走这么快！这就是百里奚的智慧，他对自己的价值、秦国赎他的原因、楚国来追的必然，都做了精准判断，然后就是一路高歌猛进。
《秦誓》中不是说了吗：“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后来秦穆公没有听从自家智囊的忠言，结果被敌国的智者“截和（hú）”了，一手好牌打稀烂。
世间事往往如此，有时候一个人对天下的时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有时候，天下的时局，又能轻而易举地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当事者在承受天崩地裂，旁观者只觉得悄然无声。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来，但是可以总结。
我们需要让大脑的活动正常运转，任何事情都不是终止的理由。这也是古体诗词的思维方式——留出余地余味，留下不尽之思。这不是为了阅读的快感，而是设置继续思考的程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古人因为功课有要求，所以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比现代人多。
这也正是我把地球俯瞰图贴出来的原因，也是我的目的，让阿青、让小春能够借此发挥各自的智慧，能够若有所思，助我印证某些思考，这也是我的莫大收获。
博士的文字，始终如此，读来让人心情豁然。
“一篇读罢头飞雪。”毛泽东主席当年的《贺新郎》这样表达了读史的感受。在浩瀚如无垠星空的历史资料之中，如何摆脱繁杂理出头绪，何尝不是我们的使命。
不比较，就无法设身处地。我们所要学习的榜样，也并非到李大钊就为止了，李大钊正是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灯，为我们照亮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而我们也要让自己的思想发光，融入山河岁月，贡献于后世。古今同观，肝胆相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团灯火，闪耀在神州大地那个灿烂的时刻。那时的党还只是一个社会组织，还在努力探求生存发展的机会和道路。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断定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正确的，大家都在摸索，大家都很勇敢。李大钊就是走在这群勇士最前排的人。
从维金斯基来北大拜访的情景就不难看出，以当时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他会认为李大钊是当然的领袖。谁都知道，暴露就会有危险，而李大钊却没有回避。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时中国共产党两手空空，一开始只有一百多名党员。能够与有着几十年历史、有地盘、有人、有枪、有公认领袖的国民党达成合作，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政治追求，这意味着新生政党争取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历史无法假设，纵然此后国共之间的残酷斗争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要图存要壮大，这次国共合作就是必由之路。
李大钊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并在国共两党中间起了重要的沟通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李大钊高超的协调能力和政治家的视野与胸怀，是很难冲破重重阻力促成国共合作这盘大棋的。那么，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李大钊来完成这千载难逢的使命呢？这与李大钊的地位、名望、性格、素养有直接关系。国共合作的沟通与谈判，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它需要参与者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足够的政治经验，有洞察人心的智慧，有高超的协调能力，有令人佩服的学识水平和人格魅力，有循循善诱的耐心和与人为善的情怀。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别处也找不到，只有李大钊能够胜任。李大钊此前34年的苦读、学养、修为、磨砺、交游似乎都为了完成党的这一重要任务，为了掀起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而厚积薄发、一飞冲天。
当时的情况是，陈独秀作为中共的主要负责人，不可能也不宜以全部精力去从事这项工作，他的暴烈性格也确实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中共其他的领导人大多很年轻，没有资历，无法与国民党人进行对等谈判，只有李大钊是担当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他不仅有丰富的学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的一些同乡、故旧、同学、好友，或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或在国民党内有较高的地位或有较大的影响。据说马林与孙中山1921年的初次会见，都是李大钊通过好友林伯渠安排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国共合作的“操盘手”非李莫属。
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演讲时的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