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次对话
阿青：博士您好！
博士：阿青好！
阿青：按照您留给我的作业，我认真看完了千利休的茶室图，并且思考了利休的伟大之处，正是他的信仰。那茶室就是他的国度、他的战场，而茶道中的极致之美，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力量。
博士：是的。还是阿青说得好。
小春：两位先生好！是把千利休和李大钊做比较吗？
博士：小春好！我们不是把千利休和李大钊做比较。一个茶道大师与一个伟大政党的领袖，两者没法比较。为何要先说千利休呢？这么说吧，譬如作文章或是聊天，为什么要举例子、打比方呢？都是因为原本要说明的事物，资料素材相对较少，为了说明白说仔细，就要拿一个相似的更为熟悉的事物过来，帮助读者或听众推理未知，使之成为可想而知。
阿青：小春好！博士以前也曾说过，图像、故事所包含的信息更多、寓意更广。
博士：是的，按网上流行的话说，有图有真相。在无法提供其他有力佐证之前，图像更接近事实。另外，图像乃至故事更生动，能够传递事实之外的其他信息，比如人的情感情绪，这在描述或者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尤其重要。
阿青：正是这样。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用孙中山的话说，他就是“先知先觉”。不但如此，他还以如椽之笔撰写二万六千多字的皇皇巨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所有这些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于早期党员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化了冰冻的大地，使万物复苏、草木萌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意味着东方睡狮已醒。
博士：中国共产党成立确实犹如睡狮猛醒。
小春：在建党前后一段时间内，李大钊的作用实在是无人可与比肩。
阿青：嗯。他从小就有一种愿望，为百姓谋利益。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救民于水火”，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一种家国情怀，一种正义冲动。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说的很多话，写的很多文章，参与的很多活动，都是出于这种情怀。这与他小时候读的书有关，更与爷爷的言传身教有关。所有这些使他与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先天”的亲和力。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一种“主义”。
博士：阿青说得好！其实还有一个思潮，也起了一定作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
小春：怎么？李大钊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
博士：小春可能不理解，其实在上个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影响很大，很多激进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
小春：为什么会这样呢？
博士：因为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接触，早于马克思主义。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危亡在即，很多有志之士都在寻求救国的方法。因此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好多人都在不停地探索，希望找到一条必由之路。
阿青：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是人道、博爱、互助、世界主义、劳工主义、总同盟罢工、“直接行动”。
博士：所以小春你看，如果你在那个时代，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你会对哪种思想感兴趣呢？
小春：嗯，还是无政府主义更可心一些呀。
阿青：有人还提出“到民间去”，遍设“劳民协会”，进工厂、做农民、当士兵，以建立革命基础，甚至有人提出“农民革命”的思想。所有这些，对于不满现实寻求变革的激进知识分子肯定是很有吸引力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分很复杂，主张也五花八门。其基本的思想是号召人们采取“直接行动”，通过共同罢工，使旧社会灭亡。
小春：对呀，李大钊以前也讲过“直接行动”。
阿青：当然，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否定一切权威和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他们设想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实现其最终目标。
小春：啊，原来是这样。那么李大钊先生也有这种思想吗？
阿青：1918年底以前，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是不感兴趣的，因为他是学政法的，他对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一直抱有信心。可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原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提倡改良主义的法国无政府主义和鼓吹利己主义的德国无政府主义不同，他们主张以暴动来消灭国家，以互助主义、集产主义实行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各种团体的自由联合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许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接受了这种思想。
博士：如果打个比方的话，无政府主义就像美梦，马克思主义更像蓝图。
阿青：当时国内误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无政府共产”，是“自由平等博爱”，以为列宁的政策是“举政权归诸劳动者之手，是近乎方今发展之‘直接行动主义’”。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李大钊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并由此对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博士：这是一个上下求索，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
阿青：是的。因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所以实际上它成了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前期“铺垫”，也可以说是“思想预热”。它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它打破了李大钊对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信任，使他由此走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路。
小春：我知道有四篇文章，大名鼎鼎，反映了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这就是《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
阿青：《庶民的胜利》是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中央公园庆祝会上的一篇演讲。庆祝什么？庆祝中国成为战胜国呀。此事很有戏剧性，中国是在战争结束前6天，也就是不到一星期，对德奥宣战的。结果中国未出一兵一卒，未费一枪一弹，竟然也跻身于战胜国之列。对此，北洋政府乐不可支，宣布为庆祝欧战胜利，各机关在11月28日放假一天。北京大学教员、学生也是一片欢腾。
从28日开始，连续三个下午在中央公园举行讲演会，以示庆祝。就在这一片欢呼声中，李大钊在演讲时对听众发出了一个疑问：这次战争中获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大家究竟是为哪个庆祝？听众懵了，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他自问自答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就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所谓“大……主义”就是依仗强力压迫人，民主主义则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和自由、平等的道理来反抗压迫的，因此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而劳工主义战胜，也就是庶民的胜利。
小春：据我所知，把这次大战的胜利看作民主主义战胜强权主义，在当时也有人持这种观点，可是把这次大战看作劳工主义的胜利，则是李大钊的一种新见解。
阿青：是的。但是如上所说，这“劳工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常用语，它毕竟不等于社会主义，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后来通过进一步研究，李大钊对俄国革命又有了具体和深入的了解，感到“劳工主义”这个概念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在《新青年》已经决定发表他的《庶民的胜利》的情况下，他又为该刊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赤旗、世界劳工阶级同民主主义并列为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而且指出俄国革命者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最后，他充满激情地写道：“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小春：处处是至理名言啊！
阿青：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政治问题。这已经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味道了。但是这时他还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无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他真正知道马克思其人并为其深深吸引，是在这之后不久，得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在日本创办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
河上肇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他从1919年起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者。《社会问题研究》从第1期起连载了河上肇写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李大钊浓厚的兴趣。大约在1919年4、5月间，他开始用较多的时间进一步搜集资料，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了很大功夫，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这篇文章的思想深度明显超过了同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这意味着李大钊已经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公开承认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
小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阿青：是的。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他用“科学的论式”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成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不仅明显地在个人主义经济学之外别树一帜，而且克服了他以前的偏于感情或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的不足，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将来，社会主义经济学将取代个人主义经济学，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经济学将取代以资本为本位的经济学。
小春：我拜读过李大钊先生这篇大作，相关内容还是我当年在考试卷上回答的一道大题：
第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非常具体，甚至列出了利润率、剩余价值率、固定资本、可变资本相互关系的公式，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确实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二，全文洋洋两万余言，于客观介绍之外，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赞颂仰慕之情，文章之思想性、倾向性溢于言表，这在那个时代，在中国的思想界，毫无争议，唯李大钊一人而已。
第三，李大钊的许多观点，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那么新鲜，让人感到眼前一亮，心仪首肯，不忍释卷。这让我充分感受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学人风采和思想魅力。
阿青：当时有人批评说，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宿命论”。对此，李大钊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这不但是对所谓“宿命论”最有力的反驳，同时，这一观点的革命色彩在当时也是绝对的抢眼。
但是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我更敬佩的是先生独具慧眼，能够从“宿命论”说开去，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他说：所谓“宿命”，它可以坚定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事实上，扪心自问：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从何而来？不就是来自对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信念吗？
小春：把历史唯物论与共产主义信仰联系起来，这确实是李大钊先生的一大创见！
阿青：还有更精彩的。李大钊先生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先生这个思想，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完全一致，可见他的思想是何等超前。
李大钊这篇文章中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个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在我党历史上，许多兴衰成败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而且直到今天，科学态度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严肃问题。
小春：学长再说具体些。
阿青：先生在文章中说：“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小春：太科学了！这说明李大钊先生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意识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阿青：总而言之一句话，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抱科学态度。要信仰，但不能迷信，不能把马克思的一字一句都当作绝对真理来信奉。这是我们用血的教训换来的金科玉律。时代，时代，永远不要忘记时代。时代造时势，时代造英雄，时代验证理论。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它产生的时代，才能充分理解其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只有结合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才能发掘其新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生生不息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它就会僵化，就会失去生命力。
博士：所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产生的新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也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不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表现。
小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阿青：这个时期，李大钊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很重要。
小春：我知道，你说的一定是《再论问题与主义》。这篇文章实际是写给胡适的一封信。写作时间大约是1919年的7、8月之间，是在五峰山的韩文公祠完成的。
阿青：是的。那年6月初，北京地方警察厅便密令各区警署对陈独秀等人实行严密监视，李大钊也“榜上有名”。为了避免不测，他决定先把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回老家。于是7月20日，李大钊便带着家人乘夜车离开北京。这一次他在家乡住了一个多月，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五峰山的韩文公祠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给胡适的这封信。胡适接到信后，将其编辑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
博士：胡适这个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是他更侧重于文学革命。他反对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也不满意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
阿青：是的。胡适在7月20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把宣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统统讥讽为空谈“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做得来的；“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好比医生只记得许多汤头歌诀，而不去研究病人的症状，是没有用处的；另外，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假冒牌号”，利用来做害人的事。所以他“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不要高谈什么“根本解决”。
博士：呵呵，他的这些观点表面来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其实质是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
小春：李大钊于是就开始了与胡适的论战。他认为，主义和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既然如此，那么高谈主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
阿青：胡适的观点显然值得商榷。他说医生只记得汤头歌诀没有用处，但是不记得汤头歌诀你还算医生吗？
小春：所以还是李大钊先生说得对。关于“假冒牌号”的问题，先生反驳说：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但是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关于社会主义也是一个道理，不能因为有人假冒社会主义的牌号，我们就不谈社会主义，相反，我们应该愈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
阿青：关于“根本解决”，李大钊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指出，在沙皇政府没被推翻之前，社会组织没有改造之前，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一经十月革命则都解决了。
博士：胡适是从个人安危得失方面着想，李大钊是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方面着想。
小春：对呀，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用呢？怎么能说“根本解决”是高谈阔论呢？
阿青：李大钊的观点有理有据，使广大青年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小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坦诚告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种态度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中是少有的。这表明先生此时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阿青：还有一事也很重要，这就是他组织青年学习、宣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18年，为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曾经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士”的，与马尔萨斯之音相近，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不是研究共产主义的。后来，在1920年初开始正式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是未公开登报。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为了不暴露身份，李大钊没有公开露面，而是以专家身份进行指导。2014年五四青年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考察时看到这份启事感慨地说：“追根溯源，看来源头在这里。”
小春：这就是燎原之星火吧。
阿青：是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他们都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音译，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亢”的中文古意是“盈、高、穷、极”之义，暗指他们理想的最高境界，故又称为“亢斋”。“亢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小春：让我想到了利休的茶室。
博士：小春想得好，呵呵。不过利休的“待庵”很自我的，李大钊他们的“亢斋”更像是一团暴雨雷云。
阿青：今天能够读到的很多马列著作译本，就是当时李大钊等人翻译的。他们的研究室有个三四十人的翻译组，包括德、英、俄、法、日各个语种，由外语系师生组成，有一定实力。他们先后翻译过列宁全书14种，马克思全书14种，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48种。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这些工作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非同小可。
亢慕义斋印章
博士：小春你可以反过来推论，千利休为着他的美学信仰，也很操劳，不会像大众想象的那样优哉游哉、清闲自在。
小春：我觉得，如果换个时代，李大钊肯定是一位思想和智慧集大成的学者。至于茶圣千利休，无论怎么样我都觉得他称得上是个战士。
阿青：是啊，都是人类文明的启蒙者，都十分强大。
经典导读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注：节选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