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贰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驱者
博士说：“这是一幅画。”
两千五六百年前，深春四月，鲁国首都曲阜城南三里，沂水河北岸，茂密的林莽沿着峡谷转向东南，分别朝着青徐二州连绵而去，在长风卷起涟漪的远方，融入泰、沂山麓的无尽的平野。
国君用于春秋祭天的高台上，从沂水河里沐浴之后的一群鲁国人，正借着浩荡的东南季风，晾晒簇新的春衫和飘逸的长发。十几个青年围绕在一位长者身旁，时而临风歌咏，时而相视一笑，他们在享受着人间最惬意的乐趣。
每年的早春，都有巫女在这个祭坛上舞雩，为神灵歌舞。幽婉的歌喉，柔媚的体态，足够曲阜的后生们一年的回味。
他们的梦想值得等待，他们的世界正在展开。
博士描绘的图画，以人类的见闻习染为颜料，迅疾地在我的脑中三维成像。不过请允许我客观地讲，这显然就是一段随笔。博士在他的空间为了阐释李大钊的为人，评说他的道德学问，于是在冥想的境界里布置了一个道场。此时此地，所谓阅读，要求你必须有想象力地跟进，他说了山水，你就必须脑补一座山一道水，然后根据他表述的内容不断演化，把你自己的“素材”，不断完善成博士的“山水”。我是“瞬移”到这个画境里面的，因为我当时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博士就在画中。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所以你一定要当作画来看。”我提示一头雾水的小春。设想那就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设想山水平原在眼前展开，设想春季暖风从远方吹来，设想你从未失去所亲所爱，设想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支持和期待，设想如何能让这些美好永远不再被毁坏，设想你如何才能融入这一系列的存在。
然后你才能理解五四运动前后，摇旗呐喊、号召战斗的李大钊等革命家完整人格的另外一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密切相连。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前奏，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升华。而李大钊则是站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最前沿，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和精神领袖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力提倡尊孔读经。1914年发布了《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针对这股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反封建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陈独秀任杂志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1916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高一涵、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轮流编稿。
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冲击。1917年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了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这样，《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精神元素。这是新文化运动交响曲中的最强音。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尖锐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的隐语，就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知识界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大钊还鲜明地提出必须以民族解放做基础，根本改造中国和亚洲，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结成“大联合”，从而“益进人类的幸福”。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腐朽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现在，孔子的思想和形象受到尊重，因此有人提出疑问，当年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不是错了？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听听李大钊是怎么说的。1917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就好比勤王的军队围住都城，并不是要挑战皇权而是为了消灭叛贼拯救皇帝。立场明确吧？孔子是与他有着文化血缘的先贤啊，李大钊怎么可能反对孔子本身，他是反对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专制之恶的所谓“传统”，反对那些被强盗们不断篡改的欺压良善保护邪恶的规则。
据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许多有关社会活动的记载中，都能看到李大钊的名字。通过这些活动，他和周围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从而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尤其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现在回头看，五四运动之所以横空出世，震醒国人，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做先导。如上所说，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社团组织的出现。民国初年，各类社团组织在学校和社会各地开始出现，比较有影响的如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觉悟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这些进步社团虽然不多，但却为五四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是有思想宣传的阵地。其中《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杂志居功至伟。这期间，李大钊围绕五四运动发表的几篇文章——《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哭的笑的》《威先生感慨何如？》，对五四运动的作用、意义和发展方向做了深刻的论述，事实上起了思想导向的作用。
四是有北大精神的推动。民国初年高等教育有所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旗手任教，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
五是国耻情绪的发酵。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的强烈反抗，并引发一系列反日活动，这种国耻情绪在巴黎和会侮辱性决定的刺激下进一步发酵，终于形成了一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流，巨浪滔天，势不可挡，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六是产业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出现了不但学生罢课，而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抗议浪潮，使五四运动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七是有北大学生打头阵。其领导核心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这个学生会的骨干成员都是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先进分子，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五四运动的发起，与李大钊对这些青年的培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竟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这一违背公理的决定，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侮辱，由此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卑鄙行径，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正所谓压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大，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力惊人，实与巴黎和会的侮辱性决定有直接关系。偏偏这时又有三个卖国贼不知进退、火上浇油，群众的怒火有了喷射对象，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五四运动持续大约一个月，最后以北洋政府做出让步、学生请愿要求完全达到、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告结束。五四运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国人救亡图存的信心，仿佛在国人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子，透进了新鲜空气，国人看到了崭新的世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五四”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运动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李大钊认为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说它“魄力非常充足”。“五四”之前的进步社团，比较著名的只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湖南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等寥寥几个。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这些报刊和社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李大钊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所以，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这正是五四运动所具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将科学民主思潮引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引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引向苏俄的革命道路，最后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历史伟绩，李大钊功不可没。
担任《新青年》轮流主持编辑时的李大钊